丹青史话

　　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千古名篇。刘备在北方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无法立足。不得已，只好投靠刘表，寄居新野。经过徐庶的推荐，他去襄阳隆中拜访诸葛亮，“凡三往，乃见”。

　　在这次隆中会晤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的大势，提出了以下几个思路：

　　一、东联孙权，“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二、占据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

　　三、占据益州，“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四、荆州、益州出兵以争天下，“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从此，“隆中对”成为蜀汉集团的战略纲领。而刘备集团也在隆中对的指导下，东联孙权，有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又占据荆州南边四郡，后又从东吴手中“借”得南郡，从而有了立足之地。西取益州后，又和曹操在争取汉中的战役中取胜。

　　此时，刘备集团已经完成了隆中对的第二、第三步，剩下的最后一步，就是从荆、益出兵，取得天下了。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三国志。关羽传》关羽“假节钺”，拉开了由荆州方面向曹魏进攻的序幕。

　　“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三国志。关羽传》

　　关羽的北方攻势，先是大胜，有水淹七军之威，又降服了魏五子良将之一的于禁。而北方此时什么局势呢？不满曹操的人争相起义，“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操甚至想迁都以避关羽的锋锐。

　　可惜，好景不长。曹操集团看出了孙权和关羽的矛盾，暗结孙权。而吕蒙袭取荆州，断了关羽的后路，“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关羽身死，而荆州丢失，而又引发了后来的刘备伐吴，两弱相争，一强得利。关羽的败亡，不仅使得隆中对的最后一步成为泡影，还敲响了蜀汉灭亡的第一声丧钟！

　　关羽之败，原因在于其陷于两线作战的态势，而关羽本人并没有察觉。而今人分析关羽的败亡，往往把责任推向“隆中对”，认为隆中对有本质的缺陷。他们认为，孙、刘两家都对荆州有必得之心，从而两家在荆州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诸葛亮，及其“隆中对”，应该为关羽的败亡负责。

　　那么，事实是如此吗？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战略，以及战略执行的关系呢？

　　在“隆中对”提出的约四百年前，张良在彭城之败后为刘邦提出下邑之谋。“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史记。留侯世家》

　　张良提出，要英布、彭越、韩信三人独当一面的战略。而韩信在破魏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张良的思路，提出大迂回包围项羽方的战略预想，“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书。韩彭英卢吴传》）“隆中对”和“下邑之谋”，都是在对天下大势、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后，所提出的良谋。但是，这个战略预想，在实现之前，只能称为“纸上谈兵”。

　　一个好的战略，是否一定可以实现？如果最终实现此战略，那么，此战略就是好的？如果不能实现此战略，这个战略一定有其缺陷？如果是这种思路，是否有以果推因之嫌？

　　我们往往忽略了，好的战略重要，而战略的执行力同样重要。韩信北方战线的开辟，从汉二年八月的破魏之战，到汉四年十一月的潍水之战，在一年零四个月中（汉历以十月为岁首），对北方战场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开始的战略预想。

　　其中，韩信的战略执行力非常重要。试想，如果没有韩信，换当时的任何另外一个将领，也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开辟北方战场，取得对项羽的战略大包围。

　　这也是萧何推荐韩信的真意，“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史记。淮阴侯列传》）

　　让我们回到“隆中对”。那么，孙刘两家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孙权是否对荆州志在必得？两家有没有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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