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
　　“施奈德博士，他现在的名字。”

　　我们默契地对视，不发一言。
　　后来韦塞尔间或到狱中找我，交换各自的筹码，刺探对方的把戏。这是个不动刀枪的时代，施耐德只有一群军队出身的老部下，他们是否会在出外勤时操正步，吓跑一条街的鼹鼠？
　　他需要政情处的案官和线报网。
　　他和施伦堡互不相帮，因而找到我。
　　“可是政情处的档案已经被销毁。”我对韦塞尔虚晃一枪，“他派一个少尉和我一起办的。您也许认识这位荷尔施泰因人。他后来怎样了？”
　　韦塞尔顿了顿，没有讲出少尉的名字，他在躲闪，“他死于柏林保卫战……兵荒马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在狱中，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他没有去报告？”
　　“但博士不相信。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您会把这份厚重的筹码扔进火堆？”
　　他和我都笑了起来。

　　我想告诉韦塞尔，人和胆小鬼分属在字母表的M和F，不太容易混淆。六处的档案记载了它的工作方式、重要人物、可供要挟的弱点。掌握它就能掌握德国乃至国外的政治情报工作。我烧了它，但他们相信我另有底本，我就凭空多得一份筹码。
　　“那么，用这些内情能交换什么？”
　　韦塞尔的眼睛直了。
　　盖伦希望与我交易，或是他的亲信韦塞尔想拉拢我。这两条路有着细微的差异，现在还不清楚。直到我走出监狱，成为他们的一员，了解其内情并成为同谋，才能知道今天的应许意味着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我用国家机密与美国合作。
　　有几成把握不当卖国贼？

　　这段时间我过得平稳。时间仿佛回到从前，情报工作新鲜刺激，挑战思维和耐力的极限。我在窄小的囚室里，接收更多的外界信息，思考一些不符合死囚身份的事。
　　迷索逻格斯给我寄信：古德里安成为美军顾问，盖伦主持了CIA派属不明的地下机构。斯科尔兹内从西班牙前往阿拉伯。
　　我试图在零丁的拼图碎片上窥见全图。它们暗示什么？国防军高层幸存的关键人物已是美国附庸。阿拉伯是一次大战时德国的势力范围，此后归英国统辖，又在45年后易手美国，再往东就是苏联的控制区。——德国分为东西两半，各为美苏的桥头堡。我再也坐不住，立刻找到那位CIA菜鸟，“请帮我把这管牙膏放进信箱。”

　　三天后，韦塞尔气急败坏地找到我，“害我找错了接头对象！”他把牙膏扔在桌上。
　　他曾经说过如果我要找他，就把一件能说明我是谁的东西交给菜鸟，让他放进死信箱。我猜他的重要人物里，使用美军监狱的牙膏而又用漱口杯把它轧扁后再折起来的人只有一个。
　　但他没有注意牙膏厂牌。
　　不知道他找错了谁，看来没少吃瘪。
　　“……很高兴您能全身而退。”我们瞪着对方，同时笑了起来。
　　这次乌龙说明了两点：一、韦塞尔和此类正规军人真的不擅长跑外勤（我也蹩脚于此道）；二、韦塞尔与我的联系并未让盖伦知道全情。
　　“我想起来了，六处另有一批档案备份。”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语速缓慢，韦塞尔的眼睛像鼬鼠那样亮起来。
　　“你也许知道，它们涉及六处使用过的案官和线人，如何联系他们，采用何种诱饵或手段能与之合作。还有各国政界要人的丑闻、文化界人士的思想倾向。以及欧洲各城市的哪些咖啡厅、酒吧、下级旅馆可供接头——你也许不知道，六处还有许多尚未动用的鼹鼠，他们捱过了战后搜捕，现在仍在潜伏。”
　　我说这番话并无把握，但韦塞尔比我知道得更少。
　　“您开个价吧。”

　　我已厘清了道路。盖伦组织的格局已经改变，战争时代由军人主导的东线外军处变为和平时代的情报机构，分析科科长韦塞尔希望进入情报搜集的领域，与盖伦的其他几张王牌相抗：这些人对苏联以及东欧的军事情报了如指掌，但并未涉及德国境内或西方。韦塞尔想与我联手取得这片空地，成为盖伦手下的一号人物。
　　我看着这个荷尔施泰因人。他与我年纪相仿，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逻辑上我胜一筹，交际是他的强项。曾经我们一起设计外军处二科的编制，互知底细，棋逢敌手，与这种人合作势在必然。
　　他现在的棋谱是借由我所掌握的六处档案，组建德国境内的情报网，而我的身价，是介入他此后将无暇顾及的情报分析工作。
　　这是盖伦组织的核心，我要成为盖伦拔不掉的一颗眼中钉。
　　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墙外的世界在思维里呈现出来。经历威廉时代和第三帝国，两次覆灭，德意志兰又回到三十年战争。为何一个死囚想到即将与己无关的事情，会死而不宁。
　　这让我走上逃亡之路。
　　三年前我带着必死的信念穿过美军的封锁线，成为战俘，现在为世变后的“合理性”愧对誓言。我变了节，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
　　与任何主义无关，背弃内心本身是一种责罚。但后悔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我别无遗憾。

　　1948年6月19日—6月21日
　　（下篇完）

《[翻译|二战]兰斯贝格的日落》
这两篇文有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