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实现中国梦

　　这一段时间，赵卫东就带着叶倩茹和温妍，在周游世界，世界七大洲，他们走了六大洲，基本上最好的风景都去过了，当然还有很多很美的风景，不能一一游览。

　　因为已经不知不觉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自己有专机，真是太方便了，否则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就能把全世界最著名的景点，都玩了一遍。

　　现在已经是八月下旬，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时间了。

　　叶倩茹和温妍就要赶回去上学了。

　　她们可没有赵卫东的特权，可以自由安排上课时间，所以她们必需赶回去了，把叶倩茹和温妍送走后，赵卫东也就安下心来，考虑深港特区的布局问题了，他前几天就知道。

　　自己的父亲已经到深港任职了。

　　职位还是市长，没有变动，听岳父叶军豪介绍，老爸的任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还有不小的争议，做为保守派，当然愿意赵国钧去深港，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职位。

　　保守派心想，把赵国钧放到深港。

　　就等于让改革派，废掉一位能干的大将，何乐而不为。

　　他们就都同意了，反而是改革派阵营有很多的领导不同意，因为从这几年赵国钧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已经成为改革的一面旗帜。

　　如果培养得好，将来一定是改革开放阵营的中坚力量，如果到深港风险太大，他们很清楚，经济特区主要是一块试验田，是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引进国内，试试看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

　　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有作用。

　　当然，目前国家的外汇特别稀缺。

　　想通过特区引进外资，产品外销，为国家多创汇，不管特区建设的成绩大小，都是在突破界线，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很容易被人垢病。

　　多数人的前途会变得暗淡。

　　所以，改革派的领导，多数都不支持，后来叶军豪提出，特区改革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果能让赵国钧到深港，主持经济建设工作。

　　那么经济特区的改革。

　　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

　　经过再三的说服，改革派阵营中的不少领导，还是持保留意见，但总算是通过了，叶军豪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可是自己女婿交给的任务。

　　也是第一次找自己办的事情，自己一定要办好了，虽然自己有些想不通，也有不少的改革派不是很愿意，把赵国钧安排到风险很大的地方，叶军豪也很担心，但想到自己女婿是何等的妖孽。

　　他又把心放下了。

　　在赵国钧到深港任职一周后，国家就发出通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当然，在没有批准之前。

　　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

　　在1977年11月11-20日，首长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当广南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问题十分突出时。

　　首长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

　　“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首长指出：“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这为此后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1978年4月10日到5月6日。

　　受国家委派，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实地调研，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

　　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南的龙华、明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1978年4月19日。

　　首长在出席政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指出：“广南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

　　1978年12月23日。

　　广南省革委会向国家报送《关于龙华、明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

　　指出：“在三、五年内把龙华、明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2月14日，国家批复广南省报告。

　　原则上同意关于龙华、明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

　　1979年1月6日，广南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家上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南龙华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由香港招商局在广南龙华县境内，临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即龙口公社设立工业区。

　　1979年1月13日。

　　广南省革委会向国家请示。

　　提出将龙华县改为深港市，明海县改为明海市，属省辖市建制，3月5日，国家批复广南省革委会报告，批准龙华、明海撤县设市。

　　1979年1月17日。

　　首长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同月，首长还在国家办公厅编印的《来信摘报》上，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上批示：

　　“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979年1月31日。

　　国家领导人听取交通部，关于招商局筹建龙口工业区汇报，最后在文件中批示：

　　“拟同意。请＊＊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1979年2月，广南省委第三书记＊＊＊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产生了在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他通过电报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二书记作了汇报。

　　3月3日，广南省委召开常委会。

　　第三书记提出：

　　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我提议广南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源头开始，可以在源头建一个，像台湾搞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

　　省委第一书记当即表示：

　　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侨乡源头外，毗邻香港澳门的龙华、明海也可以同时搞，他要求先拿出个意见，4月他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带去上报国家。

　　1979年3月29日。

　　首长在会见港督麦理浩，谈到内地偷渡香港的情况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长远来看，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

　　“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1979年5月11日—6月5日，国家根据首长的意见，派国家领导人带领工作组到广南、建闽考察。

　　指导两省起草向国家的请示报告。

　　6月6日、6月9日，广南、建闽省委分别向国家上报《关于发挥广南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建闽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正式提出了实行新体制和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

　　7月15日，国家批转广南省委、建闽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决定在四地试办特区。

　　至此，国家正式作出了关于试办特区的重大决策。

　　1979年8月23日，正式组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由副总理＊＊同志担任“两委”主任，具体负责我国对外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工作。

　　1979年9月25—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

　　会议期间，首长对广南办特区问题作重要指示，要求广南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一些，快一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

　　1980年3月24—30日。

　　国家采纳广南省的建议，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四地设置经济特区，至此，完成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我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现在是特区建设的最艰难时期。

　　赵卫东知道需要尽早安排，他打算尽快联系老爸，让他尽快组织相关部门，到香港招商引资。

　　他选择了晚上十点的时间，联系老爸。

　　现在赵卫东只能够往深港市打电话了，他很快就联系上老爸了。

　　“喂，是老爸吗？”

　　赵卫东听到对方接电话就急忙先问道。

　　“哦，是卫东啊，这么迟挂电话来，有什么急事吗？”赵国钧十分沉稳的说道。

　　“老爸，你到深港有些时间了吧？”

　　赵卫东关心的问道。

　　“嗯，有十一天了，没过来真是不知道，一个地级市，工作条件竟然如此艰苦，连一个办公地点都没有。”

　　赵国钧非常有感触的说道。

　　说实话，赵国钧工作了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条件差的地方，办公没有办公的地方，住没有住的地方，交通也极不方便，特别是没有钱，没有经费，而且是新设立的地级市，人口少、基础设施差、底子薄。

　　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区。

　　可谓是千难万难。

　　事实上，前世的深港特区，在开办的十年内，特区政府的一班人，费尽了千辛万苦，跟无数的外商谈判，招商引资十年总计才27亿米元，平均每个合同才引进外资43万米元。

　　由此可见，干得有多难。

　　赵国钧一到深港就感受到了，特区干部特别的不容易，他们可以拿到的资金，就是有6000万的贷款，还有上千万的财政资金。

　　如果是对于一个小县来说。

　　可以说也算不少的钱，但要是跟通义比，那就差多了。

　　这么少的资金，想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城市，那根本是杯水车薪，跟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赵国钧也是巧户难为无米之炊，还好自己有个非常能干的儿子。

　　有他的支持帮助。

　　赵国钧相信自己在深港，一定能干个风声水起，赵卫东在好多年前，就能一次性给国家无偿捐助十亿米元。

　　那他现在肯定有能力支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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