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历史资料

　　贤明的君主，一定是全面掌握治国之道并向下行使督责之术的君主。如果对下严加苛责，那么臣子们就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报答君主。这是由臣子和君主的职分不同所决定的，君臣名分一旦确定，上下关系的准则也就明确了，那么全天下不论是有才能的人还是没有才能的人，都一定会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所以君主才能够专制天下而不受到任何力量的约束。能够尽情享受极致的乐趣，圣明的君主，又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呢！

　　因此申不害所说的“拥有天下如果不懂得纵情享乐，叫作把天下当成自己的枷锁”这句话没有其他意思，不监督指责臣子，反倒自己辛辛苦苦，亲自为天下百姓劳心劳力，如同尧和禹那样，这就是所说的“桎梏”。不能修得申不害、韩非子那样高明的法术，行使督责的方法，一心想着用全天下的方法来让自己感到舒服快乐，只是白白地劳心劳力，为了百姓而献出自己，这种人就是百姓的奴仆，并不是统治天下的帝王，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他人为自己献身，是因为自己尊贵而他人卑微；让自己为别人献身，就是自己卑贱而他人尊贵。因此献身别人的人卑贱，接受献身的人尊贵，古往今来，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人们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受尊敬的人自己尊贵；之所以厌恶无能的人，是因为无能的人自己卑贱。而尧、禹这些为天下人献身的人，是因为承袭了世俗的评价而对他们予以尊重，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尊重贤人的本意了，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说尧、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桎梏”，不也是很恰当吗？这就是没有进行督责的过错啊。

　　因此韩非子说“仁慈的母亲大多会教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家庭中没有凶暴的奴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严加惩罚必然会取得的结果。因此商鞅制定的新法规定，在道路上扔垃圾的人就要判刑。将垃圾仍在道路上本是一个轻罪，而对其施加刑罚，则是重罚。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如此严厉苛刻地督责小的罪行。小的罪行尚且需要严厉督责，更何况重罪呢？因此百姓没有人敢触犯法律。所以韩非子又说“很少的几尺绸布，普通人见到会顺手拿走，上百镒黄金，像盗跖一样的大盗也不会夺取”，并不是因为普通人贪婪之心严重，也不是那几尺绸布有极高的价值，而盗跖淡泊利欲；更不是因为盗跖品行高尚，不将百镒黄金的重利看在眼里。而是因为一旦夺取，就一定会受到刑罚，因此连盗跖也不敢夺取那百镒黄金；若不坚决施行刑罚，那么普通人就不会放弃那几尺绸布。所以城墙虽然只有五丈高，楼季却不敢轻易前来进犯；泰山虽然高达百仞，那跛脚的牧羊人却敢在泰山上面放牧。难道是那楼季将攀越五丈高的城墙看得如此艰难，而那跛脚的牧羊人将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轻而易举吗？原因就在于二者陡峭和平缓的形势大有不同。贤明的君主能够久居尊位，长期执掌大权，独自享受全天下利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统治办法，而是因为他们能够独揽大权并洞悉督责下属，有错一定重罚，因此天下没有人敢违犯。现在不追求防止犯罪的方法，反而效仿慈母养成败家儿子的方法，这也太不了解前代圣贤的言论了。不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了给天下当奴仆还能做什么事情呢？这不是太令人感到悲哀了吗！

　　更何况那些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中担任官职，那么荒诞放肆的乐趣就会停止；有进谏规劝讲述大道理的臣子在皇帝身边干预，那么放荡散漫的念头就要有所收敛；烈士以死明志的行为受到世人的推崇，那么淫逸安乐的欢娱就要废弃。因此圣明的君主能排除这三种人，而独自掌握统治大权以便操纵驾驭臣子，让他们言听计从，修正严明的法律制度，因此才能使自身尊贵而权势威重。大凡贤明的君主，都能够扭转世风、改变民俗，废弃那些他所厌恶的，创建一些他所喜欢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能享有尊贵的权势，在他死后能追封贤明的谥号。正因为如此，圣明的君主才能够独揽大权，不让权力落入臣子手中。然后才能灭绝仁义之路，堵住众人的游说之口，制止烈士以死殉节的行为，闭上眼睛堵住耳朵，凭借自己内心的判断去做决断，这样在外就不会被那些仁义节烈的人的行为压抑，在内也不会被进谏的争论所迷惑。君主从而能够独来独往，做事情随心所欲而没有人敢反抗。如果真的做到如此，才能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子的统治方法，修行了商鞅的法制。法制修明、权术彰明而天下骚乱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说“帝王的统治术简约而且容易掌握”。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实行它。只有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督察考核，这样一来，臣子没有奸邪之心才能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君主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君主有了尊严才能继续执行严格的监督考核，执行严格的监督考核后君主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君主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国家才能真正富强，国家富强了以后君主才能够享受到更多。因此严格的监督考察方法一旦确定下来，君主的任何欲望就都能够满足了。群臣百姓连补救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造反呢？如果能像这样，就是掌握了帝王的统治之术，也可以说掌握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就算申不害、韩非子复生，也不能超过陛下了。

　　这封答书上奏后，二世十分高兴。于是实行更加严厉的监督考察制度，向百姓征收赋税多的官吏就是贤明的官吏。二世说：“像这样才能够说是善于督责了。”路上走路的行人，有一半的受过刑罚，集市上每天都堆满了尸体。杀人多的官吏越是忠臣。二世说：“像这样才可以说是实行督责了。”

　　当初，赵高担任郎中令的时候，杀死的人以及为报私仇而陷害的人极其多，赵高生怕大臣们会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在二世面前揭露他的罪行，于是劝说二世道：“天子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就在于大臣们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见不到他的面容，因此皇帝才自称为‘朕’。何况陛下现在还很年轻，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明白，现在坐在朝廷上听大臣奏事，如果惩罚或者奖励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会将自己的短处暴露在大臣面前，这样一来就不能向天下人彰显您的圣明之处了。陛下不妨拱手深居宫中，与我以及其他熟悉法律的侍中们待在一起，等大臣将公事的奏章呈奏上来，一旦有公文呈上，我们还能够一起研究决定。这样一来，大臣们就不敢将疑难的事情上报给您，天下的人都会称赞您是明君圣主了。”二世听从了赵高的意见，从此不再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而是长期深居在宫禁之中。赵高经常在皇帝身边侍奉皇帝处理政事，所有的公务都由赵高处理。

　　赵高听说李斯鉴于二世皇帝不上朝想要进言，于是找到李斯说：“函谷关以东地区出现很多盗贼，现在皇上却紧急征收劳役修建阿房宫，还四处搜集狗马等没用的玩物。我想要进言劝谏，但是我的身份地位实在卑贱。这确实是丞相的事，您为什么不去劝谏呢？”李斯说：“原本就是如此，我想要进言很久了。但是现在皇帝不临朝听政，经常幽居在深宫之中，我尽管有话想要对皇帝说，又不方便让别人传达，想亲自见皇帝又没有机会。”赵高对李斯说：“您果真可以劝谏皇帝的话，请允许我替你观察打听，只要皇上一有空闲，我立即派人前来通知你。”于是，赵高趁二世皇帝正闲居娱乐、美女在旁的时候，赶紧派人通知丞相说：“皇上现在正好空闲，你可以进宫来奏事了。”丞相李斯立即到宫门外求见，像这样来回往返三次。二世皇帝十分气愤地说：“我平时空闲的时间很多，丞相都不来奏事。偏偏刚好我在寝室休息的时候，丞相就前来启奏国事。丞相难道轻视我吗？还是故意让我难堪？”赵高乘机对二世说：“您这样说话就太危险了！那沙丘之谋，丞相参与其中。现在陛下已经继位成为皇帝，而丞相的地位却没有提高，很明显他的心意是想割地为王。况且陛下不问我，我不敢说出这件事。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楚地陈胜等强盗都是丞相李斯故乡邻县的人，所以他们才敢这样公开横行，途经三川的时候，李由只是守住城池却不出击迎敌。我曾听说他们之间曾用书信相互来往，由于没有调查清楚，因此没敢向陛下禀报。况且丞相在外，权力比陛下还要大。”二世认为赵高说的话是正确的，想要立案审问丞相，又担心赵高所说的情况不实，就派人去三川调查郡守与盗贼勾结的具体情况。李斯得知了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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