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无泪

　　调上面的人终于有了动静，大多数还是拉家带口一起走，房子一间间腾出来，又一家家顶了上去，青一色的都是至少有一方是大学生，这也算厂子实践出真知，这厂1966年建厂， 1968年省上一次要给分30个大学生，厂子不要，说老九难伺候，勉强接受了10个。让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人上床子几天就把师傅甩了，上面要抽人搞个XXX思想宣传队，到牧区、下农村，这些人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去了还给厂子争了光，于是在1970年大学生分配时，他们一次就给省上打了个要50人的报告，最后只给了10个，要把这些人留住，这房子可是那年头最最吃香的筹码了。
　　眼看着分房没指望了，苟爱琴又后悔嫁错了郎， 因为当时还有那么几个老九可供选择，现在只能吃后悔药了。
　　任书记也如坐针毡，是他捅诂人家去扯了那张纸。一天他得知厂子同意放医务室的小黄医生，调到她爱人工作的省人民医院去，他将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文昌德。
　　文昌德不以为然地说： “黄医生是我的老乡，我知道了，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咋么用？ 她是你老乡我才跟你说呢。”
　　文昌德茅塞顿开， 他和小黄商量好，小黄晚上搬家，把钥匙交给了他。
　　他在下二班后趁着夜深人静，由小马帮着，诚惶诚恐地把床和一些细软搬了过去。
　　小黄医生要调走的消息不光是任书记知道，她这房子的绯闻屋主已经有好几个了 。
　　早上天一亮，文昌德就把门打开，等着大祸临头。
　　总务科周科长，一个高大魁梧的退伍军人，从部队到厂子都是管后勤的，在他的认知里公家一个螺丝钉也不能随便往外拿，何况这么大一间房。
　　从他那两支快速摆动着的修长胳膊上可以看得出他是在跑步前进，但他实际运行的速度却很慢，他的身体发出的马力大部分耗费在身体的移动和双臂的摇摆上了。
　　文昌德迎上去，隔着好长一段距离都能清晰地听到科长的喘息声，他浑身上下都在冒着热气，火气令他怒发冲冠。
　　文昌德递上一支烟，好言相求说： “苟爱琴怀孕了，下面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 ”
　　科长推开他，挥舞着胳臂说：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强盗行径，要都这样，这厂子不就乱了套。”
　　苟爱琴挺着鼓起的小腹站在房门口，脸上一幅爱咋咋地的表情。
　　那几个绯闻屋主和看热闹的，一堆人围在了房门口，科长差人把任书记叫来。
　　任书记一来就对着文昌德喊： “你该先向周科长申请，咋先下手了。”
　　“我的申请打了多少回，他会给我吗？” 文昌德将脸扭向周科长盯着他的眼睛问。
　　任书记盯着科长的脸问： “你会给他吗？他们的条件应该够了吧，文昌德十年的老职工了，女方也早过了晚婚的年龄。”
　　周科长气呼呼地说： “你不好好管管你的职工，还在这儿跟我发难，这房子我又变不出来，没有房我有什么办法。再说这分房的政策是厂里定的，倾向大学生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周科长鼓动着腮帮子，嘴巴动了好几回，下了最后通牒： “限你们今天内必须搬出去，否则后果自负。”至于这后果是什么，他没说，他权利所限只对物，对人还是零权限。
　　文昌德也来气了，说：“你要我搬房子，没门，你干脆把我开除算了，我正好想办法给你弄个大学文凭去。”
　　人堆里有人嘀咕： “算了，早晚也是要给他们分房子的，两个人家都在外地，在这儿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有。 ”
　　周科长最终还是顺从了民意，也讪讪地走了。
　　现在想起来， 当时人的思想有多么僵化，把那只金貴的手表卖了没准就能在市里买套房，可当时职工住房意识还建立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向单位要房。
　　周科长打了个报告，要求厂里处理，据说研究来研究去，意见不统一，只是修改了人事调动的办理程序，必须是先交钥匙交房，后盖离厂手续的章。
　　文昌德两口终于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美中不足的是它在冷彩莲的隔壁，这房子在小卖部同一排，属厂里的二等房，按文昌德当时的资格，正规分还分不上。所以，和这房子对文昌德的伟大意义相比，那点瑕疵就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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