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无泪

　　1975年的春天，陈乐怡来到了二车间，加入了任书记领导的这个热血沸腾的战斗集体。
　　那天早上一上班，生产科的统计员陈乐怡就坐在桌前，扒在桌上画月度厂生产任务完成情况统计图。年初，全国性的生产整顿开始，统计工作更显重要，她也热血沸腾。
　　这陈乐怡圆圆脸、 缺心眼、 从小只知道读书，不谙世事。因为奶奶偏爱她妹妹，上中学时在学校里信口雌黄，和同学聊天时说她奶奶是个地主婆。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因为这个事单位把你爸调查了大半年，你爸也就记了几十年，临走前才说出来。
　　她个头不高，肥瘦适中，人端庄甜静，一张团团圆圆的脸，加上宁叫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生活理念，也没能让她绕过人生的沟沟坎坎。 “生活”二字多年来琢磨得她大小脑抽搐，脊髓痉挛，却始终不得要领。
　　从根上说, 她投胎的技术差了点，父亲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母亲从英国人办的医科专科学校毕业后直接就分到了国民党的后方医院。 从小陈技术员就笼罩在“国民党”的阴影里，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就成天填表，记得回家问一次，就看到父母、尤其是父亲黑着脸，皱着眉。后来她学聪明了，备份下来，每次抄一下。她曾问母亲：“我的同学的妈是XX党，你为什么要当国民党？” 母亲无奈地说：“我一工作，就有人拿表来要我填，填了就是国民党了，可XX党没人找我呀。”　就因为这个，她直到高中毕业连个团员都团不上。班主任老师说：你不但是国民党，还是国民党的平方，当时她还纳闷：她为什么不说是两个国民党呢，但没敢问，可能2的平方是4，更说明她身上的遗毒深重，这位老师是军嫂，她要显得比别人更革命。
　　其实她的父、母亲都是1923年生人，解放时满打满算也就26岁。解放前夕父亲作为作战参谋隨部队开拔四川。在过秦岭时，他以上厕所为名离队，猛抽马屁股钻进了秦岭山中，在山里躲藏了几个月。出来时XX已经解放，各路口都有解放军把守。盘问清楚后，对方说：欢迎你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如果要回家，我们给你发路费。父亲说：我上有妈，下有老婆孩子，现在也不知道死活，想回家看看。
　　后来，他参与了省供销合作总社的筹建，后又合并到省商业厅，再后来两家分分合合，父亲也就在这两家的分分合合中勤勤恳恳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
　　母亲也曾是一热血青年，卢沟桥事变那年，她上初中，事发当天，她义愤填膺，抵制日货，把自己的搪瓷杯子、搪瓷脸盆砸了个稀巴烂，学校里地下组织的一位老师看在眼里，就动员并安排她和一位高年级的女同学一块上延安，她跟着这位同学都到了火车站，忽然想起应该回家给她娘说一声，这一声没说通，她娘寻死觅活不让走，结果就上了贼船。
　　母亲曾亲眼目睹国民党撤退时，直升机就停在院内的停机砰上，一抬腿就上去了，可是丈夫隨军，家中还有老小。她也撤了，不是到台湾，而是到当时的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真是世事弄人，共产党一接手，医院变成了第X军医大学，军衔照旧，多数还升了一级。特殊时期划了个杠：上尉。原后防医院那些老同志，上尉算个啥，可在基本都是本土制造的附属医院，好不容易逮住个国民党上尉，岂能放过，今天这个科斗斗，明天那个科批批，跟闹着玩儿似的。其实母亲是一个勤奋工作的本份人，陈技术员在古海的十年里，每年因为小孩放在家里，总想回家多呆几天，母亲在医院开张病假条不难，可她不肯，说：“你没有上班就不该拿国家的钱。”
　　入大学后一个礼拜，政治辅导员将她找去，说：你的父母很早就到外面读书了，他们哪有什么土地出租啊，你的成份应该填职员。又过了两个礼拜，她入团了，成份由小土地出租改成了职员。 她感谢这个辅导员一辈子，让她在以后的岁月里填表时不再“肝颤”。
　　1970年夏天，要分配了，当时工宣队进校已经“领导知识分子”有大半年了。开始分到她们班的是一位咸阳某纺织厂的二十几岁的女工，她说话捏着嗓子，细声细气地说：我是大老粗。有同学在下面回应：不，你是大老细。
　　她看中了班里的一位男生，做出各种姿态示好，可这男生没那意思。闹到影响大了，工宣队将她调了个班，换到她们班的是一位奔四十的阿姨，这位阿姨只喜欢男宝宝，整天有事没事都泡在男生宿舍里，答应了许多人的分配要求。班级到上海实习时，班上的几个上海同学都将这位“领导”请到家中好生招待，她向这些家长们许了愿，保证分回上海。这在以前按常规分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专业对口的全国就三个厂，分别在哈尔滨、上海和杭州。
　　为了确保分配时能兑现她的承诺，她和那些有心机的人在班级里搞起了窩里斗。
　　他们先是把班里的“一号种子”，即学校里的“精英”，他入学分数很高，进校后被校长亲自接见，且是独子、其父母也重托过“领导”的上海人打成□□，因由是他和外系的一位上海人很要好，而那个人被揪出来了，他也被在宿舍里看管起来，开批斗会要大家揭发，而且指名道姓要每人都发言，当点到她时，她说：“我没听他说过什么反动话，你们知道你们说呀，你们要是不知道，那批判什么。” 当时许多人“啊”着张大了嘴，差一点惊掉了下巴。
　　这位同学一直被管制到同学们都分配离校后，由工宣队派人押解到甘肃省的一个偏远乡村，在村子里还召开了大会宣布他的“罪行”。他默默的承受着。当时这个村子还不通电。离村子不远有一条河。他经过了勘察、分析、论证，设计了一个小型的水力发电站。他把想法告诉了村子的领导，后又一级级上报。得到了县上领导的批准和支持，经过艰苦的努力，这个电站终于建成了。所以在恢复高考以后，他想报考本校的研究生，县领导特批让他脱产到学校里去复习。研究生毕业以后，他就去了“漂亮”国，与国内的同学再没有任何的联系。
　　接着就是莫名其妙地开会批判班上那位爷爷辈是地主的女同学，说她不能和家庭划清界线，让班上工人贫农出身的同学来声讨剥削阶级， 其目的就是多搞几个差等生来对接将来分配时的差名额。
　　可是到临分配时才知道：高教部被“砸烂”了，大型国企停产了，学生全由地方分配，相当一部分干脆分到农场等待二次分配。这所西北地区最负盛名的大学，学生往西分配，往东不出潼关。这位阿姨傻眼了，每天口袋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会冒出一些纸条，有的甚至威胁道：如果你不给我分好，当心......，吓得她常常在人面前抹眼泪。
　　她一次次到系里去换指标，当然，你要换回一个好的必然要带回一个差的，班里一对情侣按照成对必分边疆的惯例不得不将其分到X省，这男生是班里的XX小组长，阿姨是拍着胸脯打了保票要分好地方的，可兑现不了，就搞个平衡吧，专门到系里换了个X省的名额，以也应照顾关系为名将陈同学一道搭配去了。
　　陈同学的丈夫是学反应堆的，是查了五代、进了红色保险箱的。父母催着她在毕业前领了证，把男朋友变成了“丈夫”，就是想按照中国人嫁鸡随鸡的观念，能沾点“红”光。不想有一天，班上一对中的那位女同学悄悄地告诉她：“她和他们一起被分到XX。”
　　她的脑袋“嗡”的一下要爆炸了，她首先想到的是一首唐诗所描绘的景象： XX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当时她的父亲已经“解放”了，说：你只要留在陕西，那怕榆林都行，我都有办法把你调回西安。于是她找到这位阿姨，哭着求她：我不要照顾，你就按我个人的条件分吧，把我分到榆林都行。 可阿姨不相信眼泪，还不辞劳苦专门跑到工程物理系要求照顾关系，结果把人家班里一位江苏的同学也带了去，那位同学很晚才去报到，省分配办的同志说：“你们学校的指标68个已经滿了，怎么又来了一个。”这位同学高兴地说：那让我回去吧，答曰：“来了就别想走了，我们这儿还是缺人的”。
　　那位女工作茧自缚，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向上级汇报，于是她被召回，这个班的分配由系工宣队直接管，对系工宣队来说把谁分到那儿与他们何干，他们用得着“管”吗？只是让女工换了个“管”法，她不再在班上露面，其实分配方案还按既定方案办。就这样，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就被那个女工随意地推到了一条道上。哭完了，哭了也不顶用了，陈同学马上调整自己的思路：那是个蛮荒之地，有许多工作可做，那儿人才少，自己会有用武之地，她开始查阅有关的资料，寻找着那儿令人神往的地方，思路一变，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了，于是在办理了离校手续的第三天，就和夫君双双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到古海的时间是晚上8点多，可天空依然明亮，阳光斜射，云横远山，这心情也豁然开朗了起来，原来担心第一次来，怕黑灯瞎火出问题，现在心总可以放下了，而且凉风习习，想到内地此时的酷暑难耐，这心里一下子就舒服了许多，再一看车站周围，才发现同伴还真不少，一问，许多都是原高教部所属名牌大学来的，这心里一下子变得坦荡起来，还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似乎能分到这里还上了档次。
　　兴冲冲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报到，省分配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看了看两人的派遣单，说：“一个学反应堆，一个学涡轮机，应该分到试验基地，可是这要他们来人审查，我们做不了主，在省属的范围内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
　　两人互相看了看，才发现自己太匆忙，庆幸工作人员的提醒，于是说：“我们再考虑一下，明天再来。”　这时坐在门旁边一把椅子上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立刻走上前来，跟他耳语一阵，他就拿出分配单子，一边写，一边说：“到海天机械厂吧，这是一个新厂，技术人员少，到那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后来知道这个干部就是海天机械厂的人事科长，由于建厂不几年，前两年没觉着大学生有什么好，1968年给分配时厂子还不想要，后来才发现这大学生比工人还好使，上床子干活几天就会，修铁路支个差，到农牧区搞个XXX思想宣传队什么的样样都行，于是今年打了个要50人的报告，每天一上班他就在这儿盯着，就把这两个傻家伙给盯上了。
　　两人和同学说起，他们才说人家都是来了后先找前几届的同学或朋友了解行情，或直接到各个厂子去看，确定了意向后才去报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有的还跑好几回，不满意不去，就那么一直在旅馆里住着，反正费用是报销的，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给卖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是有一些好单位的，这心里就涩涩的，这应该算是她们的第二个无奈，这是自找的，是自己稀里糊涂地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人一傻就处处傻，时时傻，好在傻人有一大优点就是容易满足，而且容易忘记，尤其是希望忘记自己曾经干过的那些傻事，而且还要想方设法找出理由来证明曾经干过的那些傻事并不傻，甚至还幻想着会化腐朽为神奇，收到因祸得福的效果，比如说，分到古海市就是一种运气，如果不是这样，说不定就分到草原上去了。上草原的机率太大了，于是你会看到在任何一档相亲节目里都没有的速配效率：一大帮男男女女在省分配办的大厅里坐着、站着，或几个人在议论着，眼睛都直勾勾盯着分配办工作人员的动静。每天跟上班似的来这儿看着。忽然有一位男同学被分配到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单位里，那么就会有一位女同学马上站出来走到他的身边，对分配办的同志说：“我们是一起的，分一块儿吧。”
　　分到草原上的女同学境遇就有些悲惨了，因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所以有的女同学就找个汽车司机嫁了。其中不乏一些达官显贵的千金，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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