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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民国三十年秋，南京栖霞寺。
一柱清香敬佛心。
自三年前我从南京出逃未果，每年秋季便照例前往栖霞寺礼佛。我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住持寂然法师当初对我收留之恩，我们又有忘年之谊。法师乃大仁大智之高僧，民国二十六年末日军屠城之时，他率领栖霞寺僧众掩护万余难民免遭日寇杀戮，其间更不乏国民党高级将领如廖耀湘等；一年后我往栖霞寺避难，他竟度我出家，指望经声佛号能唤醒我这苦海迷梦之人。只是当时我执迷不悟，而寂然法师已于两年前溘然圆寂，如今回思前事，真是如在梦中。
离开栖霞寺，家桐已然在寺门等待。我现在的头衔是南京特别市市长，出门时难免前呼后拥，今日微服出来，只有家桐随在身边。家桐当年与我在国府门前同过患难，他感激我对他的救命之恩，自从我决定留在南京后，他也执意不肯去重庆。那时我身边无一可信之人，便留下他做了机要秘书。几年来我视家桐为心腹，如今重庆的蒋氏国民政府与南京的汪氏国民政府都以正统自居，重庆政府更直斥南京政府为“伪政权”，双方势不两立，我身为汪伪政权高官，身边的机要秘书却有军统背景，但我也不以为意。
汽车驶上中山北路，却并未开往颐和路公馆区——我的家现在便安在那里，而是径自到了新街口大华剧院的后门。已是华灯初上，我下了车，一阵秋风扑面而至。南京的夏季酷热难挡，秋季却委实不负“秋高气爽”之名。
大华剧院在抗战爆发前就是南京最豪华的剧院，战争期间虽一度曾门庭冷落，但自去岁汪氏在南京“复国建都”后，南京似乎在一夜之间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大华剧院当然也成为达官贵人们流连往返的销金之地。
我和家桐自后门进了剧院，立刻有人引我们进入二楼的包厢。我的个性本就不张扬，如今身份更是特殊，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处处行事低调。大约人的年纪越大，便越是怀念过去，我沉沦南京三载，别无嗜好，只爱看戏听曲。家桐知我心意，便在大华剧院包下了这个包厢。只要有空，我便会来此打发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
今天我们来得有点迟，刚坐稳，周遭的灯光便暗了下来，只余十几盏聚光灯齐刷刷射向舞台。大幕徐徐拉开，只见舞台中央一小旦托腮而坐，双眉微颦，美艳不可方物。须臾，那小旦抬起秀眸，轻启朱唇：“蓦的游春转，小试宜春面……”两句念白，有如天籁。待他站起身，娉娉袅袅的唱起来时，我已经泪流满面。
不多时，又有一书生擎着柳枝缓缓登台，生旦蓦然相逢，小旦娇羞无限，书生且喜且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当我已经再不抱有能见到他的幻想时，一样的面庞，一样的身段，一样的唱腔，却又统统重现在我眼前，一切又恍若回到二十年前。那时我刚进福升班没几天，小小的我怯怯的偷偷拉开后台的帷幕，看到大师兄的第一出戏文，便是这折《惊梦》。
陪我听了几年戏，家桐也成了大半个票友，屏气凝神看了半响，终于忍不住凑到我耳边，悄声道：“今儿这出比我这辈子听过的戏都好。”
那是当然。抗战爆发后，略微有些名气的角儿不是逃到重庆便是蓄须停演，留在南京的大多是刚出道的嫩娃儿，能唱的字正腔圆不走调便是难得。辉生好歹也曾是二十年前红遍江南的名伶，比起他们自是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来。
“先生，你……”家桐终于惊奇地发现我的异样。
自我三年前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以来，便以强硬的做派而闻名，连日本人也知道喻市长不是善茬，只是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我何尝流露过软弱的一面？非但家桐不曾见过，连我自己也快要忘记了。
从衣袋内掏出手帕擦干眼泪，努力装出淡定的声音道：“看戏！”
“喻市长，今天的戏可还入眼？”一折结束，大华剧院的王经理照例赶上包厢来招呼我们。
“何止入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的几回闻？”家桐抢着答道，看来也入戏颇深。
我微微颔首，得到肯定答案的王经理脸上的肥肉因谄笑堆积的像一座小山。其实他完全不必如此，我平日里官声不错，更没有弄权欺民的劣迹。他如此讨好我，只是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性使然。
“今天的戏好人更好，比过去那些个荒腔走板的强多了。”我难得开口，王经理更是受宠若惊：“那是那是，喻市长可是大行家。”
“既然这样，不如由敝人叫慧生上来，再给您老单独唱两支曲子。”商人的心七窍玲珑，他自然已经看出我对辉生的“关心”。
慧生！
我心中又是一震：原来你还是用了你最初的那个名字。
“喻市长如果不反对的话，敝人这就去叫了。”王经理见我半晌没反应，小心翼翼的提醒道。
“有劳费心。”家桐在一边欣然答应。
“不必！”我回过神来，厉声喝住已转身准备下楼的王经理。
他与家桐同时向我投来错愕的目光，我这才恍然今晚已有太多的失态，只得闲闲开口：“坐了这半日，我也累了，今儿便算了吧！往后有慧生老板的戏，我定来捧场。”
我和家桐在剧院散场的前一刻钟离开，错开散场时汹涌的人潮，当汽车从大华剧院的前门驶过时，我故意叫家桐放慢车速，透过车窗向外望去：金碧辉煌的剧院门口已经不作兴再用大红的水牌写上角儿的名字，而是改为亮堂堂的霓虹灯，灯下“张慧生”三个字夺目耀眼。
辉生，纵使我多么渴望与你相认，可是现在的我已经再也没有面目去见你。
汉奸就是汉奸，即使有再多的不得已和苦衷，也都不是免罪的理由。
家桐把我送回颐和路的家，临走的时候，他关切的问我：“先生，您没什么事吧？”无论我再怎么掩饰我的失态，终究是瞒不过家桐这个追随了我多年的人。
我是否该把事情对他和盘托出？我的心中埋藏了太多的往事，过去他们只是安安静静的在我心里蛰伏着，可是今天辉生的出现就像一根引信突然把他们都点燃了，如果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我怕我自己就会先痛苦的爆炸。
不，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辉生的身份比我更加敏感，还在大华剧院的时候，我就已然想到：他已离开梨园多年，以他在共产党中的地位，怎么会跑到南京来重操旧业？他隐瞒身份，改头换面，个中必有蹊跷。
家桐平日里待人虽似热诚，但几年相处下来，我却明白他骨子里是个外热内冷的性子，为人行事也从不留余地，更何况他还有军统的背景。如今，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家桐走后，我进了屋，屋子冷冷清清没有半点家的气氛。玲姑娘母子三年前就在影佐的安排下去了重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言而有信。半年后，我收到了一封自重庆辗转而来的家书，信中飞英告诉我他与玲姑娘母子已经团聚，迁至内地的工厂也都陆续开工，总之个中经过虽然坎坷，但一切总算完满。信末他坦言即使我为日本人做事，我也永远是他的大哥，但又隐晦的暗示我若能离开南京，也暂不要来重庆。
我明白：重庆，我是再也不能去的了。
胡乱梳洗了一下，我一头倒进床里，却怎么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之间，满眼都是辉生的影子。好几回我甚至想不顾一切冲出去找辉生，有一次已经走到门口，但终于还是退了回来。好容易捱到东方发白，才迷迷糊糊有些睡意。未几屋外传来几下短促而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我知道这是我的司机来接我了。于是只得翻身起来，整装出门。
进了市政厅，在办公桌前坐下，照例有数不清的事情等着我。一大早家桐就送来了今天的日程安排，我扫了一眼：上午有两个会议要出席，下午要视察育婴堂和孤儿院——战争和屠杀让这座城市遍体鳞伤，而其中最无辜也最凄惨的就是这些数量难以计算的难童。案上的文件已经堆积如山，晚上居然还有一个□□长的沙龙要参加。不过，我当然不会去，用两秒钟盘算了一下，便敲定了今晚代替我出席的人选。这种沙龙最最无聊，无非是一帮子文人你互相吹捧、发发牢骚兼自娱自乐罢了。
伏案批阅文件，没过多久，却听见一阵皮靴的嗒嗒声由远而近，整齐而有节奏，最后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停下。我的卫兵似乎和他们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接着门被咣的一声踢开，有几个人闯了进来。市政府警戒森严，只有一种人可以如此横行无忌，那就是日本人。
“喻市长，藤原大佐一定要见您，我们阻拦不住。”家桐的声音满怀歉意。
我点点头，站起身来，首先示意跟进办公室的卫兵退下。
“藤原大佐，请坐。”我努力表示出友好的态度，“家桐，到茶。”
藤原在木质的沙发上重重坐下，像所有的日本军官一样把随身的武士刀横放在腿上，正襟危坐，满脸阴鸷。
我知道他来的目的，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面。上个星期，，日军的军需处突然通知我的财政部长，今年秋季南京市“供给”给日本部队的给养要比往年翻倍，他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前来请示于我。
我当然立刻拒绝。
中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年，日本弹丸之国，资源匮乏，日军凭什么能够坚持这样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无非是“以战养战”的政策罢了。除了在占领区明抢，日军军需物资的主要来源就是汪氏政府每年的定期“供给”。以中国之物产养寇资敌，每每想到这里，难免痛心疾首。但是，当初汪氏政权成立之时，便与日本有关于“物资统制权”的约定，也是无可奈何。
藤原是日军军需处的武官，在得知我的态度后，由他代表日军与我交涉。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皇军由衷的希望喻市长能够改变您对物资供给方面的决定，因为这对敝国政府和汪先生的政府都是有好处的。”藤原开场白倒也算客气。
只是日寇漫天开价，平白增加一倍“供给”，这可不是账面上随随便便几个数字，而是实实在在成车成车的粮食和棉布。况且冬天很快就要来了，失去了这些物资，南京的百姓又吃什么，穿什么？他们现在的配给根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当然，我不会用这个理由去说服藤原，因为在他的眼里中国人的生命一定连蝼蚁都不如。
“请恕我不能答应。”我也努力保持风度，“南京市每年“供给”贵国军队的物资都是定额的，今年也应该保持和往年一样的数目。况且贵国政府与敝国政府所签订的《基本关系条约》中，也并无‘贵国军队可以随意增加供给物资的数量’这一项。今天如果我答应了藤原大佐的要求，恐怕明天您就只能在军事法庭上看见我了。”
“借口！统统都是借口！” 藤原目露凶光，“南京四年前就已经被帝国皇军攻陷，这里的一切都属于天皇陛下，你们这些□□人，能保全性命到今天，应该感谢天皇陛下的恩赐，你们还有什么权力说‘不’”？
我也怒了，冷哼一声：“藤原大佐，南京不属于您的天皇，这里有中国的政府，你脚下所踏的仍然是中国的土地！”
我抬起头，一眼看见对面墙壁上悬挂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虽然被迫在红旗上方增加了一面丑陋的三角黄旗，虽然这个政权是多么的丧权辱国、受人唾骂，但至少在名义上，她还保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也是我最后的底线。无论在这个政权中供职的人各自怀有怎样的目的和心态，我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依旧是那个在中华门城头上拉响了两颗手榴弹的喻林。
“八格！”藤原终于爆怒。他显然没有料到表面看来文质彬彬的我，态度会如此强硬，如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他们只把南京政府看做他们手中的傀儡，任他们予取予求。
不用几年，你们这帮侵略军在南京不但连一跟草都带不走，还会狼狈地滚出中国的土地。我在心里狠狠的咒骂。
不想和他再浪费时间，看了下表，说道：“对不起，我还有一个会要开，失陪了。”抬手招呼家桐：“替我送藤原大佐出去。”
“是！”小李走到藤原面前，道：“藤原大佐请往这边走。”
藤原怒气冲冲站了起来，一张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在小李的引导下走了数步，忽然停了下来，哗的一声，佩在腰中的武士刀出鞘，寒光闪闪抵住我的胸口。
他喘着粗气：“喻市长，你必须给帝国皇军一个交代！”
“先生！”家桐也唰的拔出枪，指向藤原。在这个城市里，有胆色拿枪指着日本军官的中国人不多，家桐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一直把他留在身边的原因。
“把枪放下，家桐。”我不是没有能力当场毙杀这个狂妄的日本军官，但毕竟把事情闹大于我也没有任何好处。
家桐悻悻收起枪，我摊了摊手：“藤原大佐，您太冲动了，难道您想在市政厅杀死市长吗？而且，即使您杀死了我，我也还是没有办法给您任何承诺，我必须得到我的上级所下达的命令。”
“汪先生？”藤原怒气稍平。
我抬出汪主席做挡箭牌：如果说当下南京还有谁能让日本人稍有顾忌，非汪氏莫属。
两年前汪氏自日本抵宁组织“和平政府”，经影佐昭引见，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的前行政院长兼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我对汪氏向无好感，此人少时纵有才子之名，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之事更使他名扬天下，只可惜其后他反复无常、首鼠两端：北伐时先容共后□□、抗战时先主战后主和，叛逃河内、投靠日本更使他身名俱裂。然而一见之后，才终知政治外交之纷纭复杂，远非普通民众或喻林所想。
宁沪乃是汪氏政府所辖要地，我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一律不受他人节制，直接对汪负责。
得到我的答复，武士刀终于还鞘，藤原临走时冷冷丢下两句话：“我会请示军需处并与汪先生交涉。喻市长，你终究会为今天的狂妄付出代价！”
“请便！”我并不把他最后的威胁过分放在心上。今天我与藤原的对抗并不是出于义愤之下的莽撞，事实上我的每一个行为都相当克制，并不能令他拿到什么把柄。虽然我的不听话在日本军部早不是什么新闻，但只凭他区区一个大佐也休想左右我的政治生命。
我并不恋栈权位，但是我不能放弃这一城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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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章的目的不是说想为什么什么人翻案，不过我常常想：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下，是一定有小林这样的人存在的。所以，我的小林才会有这样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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