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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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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不以为政治是清明的，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估量当前的政坛。所以，在我数载的从商生涯中，从来不去淌政治这淌混水。唯一的例外，便是年前由辞修牵线、最后与何应钦敲定：帮助政府秘密运送从德国进口的大批军火。而政府为此给予我的报答是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头衔。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最后竟会为我招来杀身之祸。
本来，自中日战争打响后，在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下，德国方面已经中止了与中国关于购买武器的合同；但是，仍然有最后一批军火已经自德国起运，将在11月初抵达上海港，而负责运载的正是轮船招商局的远洋货轮“江汉”号。我无法对飞英言明的、令我滞留上海的便是这件事。我本计划了结此事后就带着玲姑娘赴武汉与飞英汇合。只可惜，人算毕竟不如天算。
自飞英离开上海后，战事就每况愈下。日军不断增兵上海，11月初，在数月正面进攻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后，日军采取了迂回战术。5日，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突然登陆，与上海派遣军联合对上海实施包围。战局急转直下，一夜之间，上海港沿海码头全部失守。我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这批军火落入日军之手，况且，若是军火在我手中丢失，将来政府追究起来，这妨碍抗战之罪便是十个喻林也担待不起。何总长对此事也高度重视，接连派人前来追问军火的下落。好在 “江汉”号货轮虽名为商船，却因运送的是军火，船上也配备有政府派出的军事情报人员，所以，在得到上海战局失利的讯息后，“江汉”号便掉转方向，向东南沿海的某港口驶去了。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以为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将来国军接收了军火，我与政府的合作便算结束。而“江汉”号我也不要了，就当是轮船招商局捐献给国家抗战的吧。眼下所要考虑的就是怎样离开上海了。何总长派军队护送的许诺看来是无法兑现了，非是他要毁诺，而是实在局势紧迫。若是我只有一个人，便是怎么走也走得了，可是再加上一个身怀六甲的玲姑娘？然而，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那天早上，我告别玲姑娘，离开了霞飞路的住宅，出门寻找到离开上海的办法。然而十六铺码头没有船只，上海火车站难民如潮，我那些生意上的“朋友”们，大多数早已是人去宅空，间或也有一两个交情还算不错、正准备出发的，愿意带我一同上路。可是每当他们得知我还要再带上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时，面上都露出了难色。我明白他们的难处，也不愿拖累别人，于是告辞出来。我还有最后一个希望：那就是我的德国朋友威尔曼先生。可惜德国公使馆门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也遗憾地告诉我：“为了保护德国公民的安全，德国政府已经敦促所有在中国的德国非军事人员迅速撤离中国。所以，威尔曼先生两天前就已经离开了上海。”
难道真的是路路断绝？我不相信我真的会被困死在这个危城，可是却也不得不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拐进一条僻静的里弄，四下无人，我急走几步，突然猛一转身，身后十米开外、一个穿长衫戴墨镜的男子猝不及防。从我离开德国公使馆后，这个人就一直如鬼魅般跟在我的身后，我毕竟是军人出身，多年军旅生涯养成的敏锐直觉令我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存在。见行迹败露，男子插在衣袋内的右手迅速向外掏出，然而我比他更快，两声沉闷的枪声响过，男子的右手腕和左腿同时受伤，载倒在我的面前。我狠狠踩住他的右肩，令他动弹不得，然后弯腰拾起他遗落在地的手枪。我心中一沉，用枪挑去他的墨镜，映入眼帘是一张因疼痛而扭曲的陌生面孔。我冷冷问道：“是谁派你来的？”
冰冷枪口的威胁下，他却把头一扭，咬牙不答。
我不指望能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因为我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眼前的男子绝不是寻常的杀手，他所使用的手枪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因为这种枪我也拥有一把。此枪专为暗杀设计，枪头附加了德国武器学家研制的最新式的消音器，为军统专用。数年前衷寒来上海看我，他知道我酷爱玩枪，便从戴笠那里要了一把来，并以它为彩头和我比试枪法。我虽然离开军队已久，但手上功夫却一直不曾搁下，所以最后赢得了那场比赛，而这枪也自此成了我防身的利器。
今天的事情，如果只是单纯的商界对手买凶杀人倒也容易对付；但若真的是军统暗杀可就大大不妙。上了戴老板黑名单的人，向来插翅也难飞。这次我能脱险，只怕是因为戴笠太过轻敌——以为我只是一介普通商人，而对付一个团团富家翁，派来的特务也自然不会是军统里的厉害角色——所以才会被我轻易挫败。
只是，杀我的理由又是什么？
我脚下又加重了三分力道，继续逼问：“戴笠为什么要杀我？”
男子吃痛，可眼里却显现出吃惊的目光来，断断续续道：“你……杀了我好了……”
眼前这个特务的道行果然还不够深，他的表现正好证实了我的猜想。我知道再逼问下去也是无益：他不过只是戴笠的马前卒而已，什么也不会知道。于是“唰唰”从他的长衫上撕下几根布条，然后把他上上下下捆了个结结实实。直到我把他的枪塞回他的怀里，他似乎才确信我没有杀他的意思。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淡淡道：“中国人杀中国人，算不得本事。国难当头，不如留下好头颅，多杀几个日本人。”
打发了军统特务，我立刻赶回霞飞路的住宅。我已经被军统盯上，我的家自然也不再安全，说不定那里早已撒下了天罗地网只等我上钩。可是我却不能不回去，因为玲姑娘还在那里。我不能抛下她自己逃命，更何况军统行事向来杀人不眨眼，如果玲姑娘因我而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将抱憾终生。然而，预计中的陷阱并没有出现，当我从二楼的小窗翻进屋内时，玲姑娘正靠在躺椅上小憩。在确定一切如常后，我暗自庆幸：戴老板这次托大的紧，竟然没派人监视我的家，不然我如何逃脱得了？
翻窗的动静惊醒了周玲，她诧异的看着我，道：“先生……”
时间紧迫，我没有办法多解释：“玲姑娘，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离开上海吗？”她的产期就在月底，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我从没跟她说起过现下我们的困境。她一直以为我是能够带她离开上海的吧？
我无法再对她隐瞒，只能大事化小：“有人要杀我，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了。先找个地方避一避，离开上海的事情……”我再也说不下去，我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我已经无力兑现当初对飞英的承诺。
玲姑娘神色一黯：“先生，其实周玲明白：这些天都是我拖累了先生。如果不是为了我，先生早就……”
我打断她的话：“都是一家人，我只恨不能把你送回飞英身边。”多年来我与飞英相依为命，既有兄弟之名，亦有父子之情，无论如何，我也是要护她周全的。
“先生可想好了去处？”玲姑娘发问。
我无语。事出突然，我真的没有想到该往何处去。
玲姑娘略一沉思：“我以前在百乐门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小姐妹，她的家在浦东，那里比较偏僻，我们可以去投奔她。”到底也是在上海滩打拼过、风尘中打滚了多年，危难中她倒也镇定，立刻向我提出了建议。
我点点头，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滔滔的黄浦江水将上海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浦西是热闹的人间天堂，浦东却残破、凋敝。所以上海民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样的浦东，即使上海沦陷，日军也不会看上的吧？
夜色已深，我站在浦东一幢农家的茅屋门前，心绪不宁。屋里传出玲姑娘凄厉的嘶喊声，一声声揪住我的心。今天下午，我扶着玲姑娘跟随逃难的人群涌向浦东，最后虽然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可是半日的奔波却使玲姑娘动了胎气。离预计的产期还有半个月，乡野中更找不到设施齐备的医院，可孩子却迫不及待地要降生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茅屋的主人——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大爷走了出来：“先生，外头风大，您快进屋来吧。”接过他递来的热水，道一声：“谢谢！”我要感谢这些淳朴的乡亲，是他们收留了我和玲姑娘。大爷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一看就知道是头一遭当爹，女人家生孩子都是这样的，没事儿！”
我勉强露出尴尬的笑容：这兵荒马乱的，象我和玲姑娘这样逃难，也难怪他们误会。我也没有解释，这种事情往往越解释越说不清楚。
天色微明的时候，玲姑娘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我小心翼翼的从稳婆手里接过婴儿，他在我的怀里不安分地扭动着，哇哇的啼哭声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告他的到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迎接新生命的降生，这是飞英的血脉，可是在这一刻我却体会到了在一夜焦急等待后成为父亲的快乐。这个错觉令我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原来，孩子，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希望。
天色大亮之后，我不得不离开这个村庄。大爷大娘听说我要走，脸上都流露出不解的神情。的确，哪有儿子刚出世，父亲就要走的道理？可是军统无孔不入，我继续留在这里只会给他们招来麻烦。玲姑娘产后需要静养，自然不能再和我一起上路，我只有把他们母子托付给乡亲们。临别时，我抱起孩子亲了又亲：这一去，可不知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又或者，再见面时他已经长成大人了吧？我不能令他们一家团聚，真是罪无可逭。玲姑娘的身子还很虚弱，她躺在病榻上柔声道：“先生放心去吧，周玲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等着先生和飞英回来的一天。先生胸中自有一番事业，切莫为周玲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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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最近更新的都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内容，主要是没有感情戏。小林一个人飘啊飘，自然没有感情戏。
不过，下面会有关键的情节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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