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仰望星空

　　（一）童年
　　我记忆开始的地方，是名叫“大高”的小镇。
　　其实就是一条街，父母在那里开超市。
　　那时候的我总是呆不住，老是出门瞎逛。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探索出这条街是直线的，我只要沿着街走就不会迷路。
　　我曾经搬着凳子到街边的电话亭，小心翼翼的拿起听筒。然后因为莫名的恐惧将听筒扔在那里，快跑回家。像是做了坏事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我还记得街的始端是一个派出所，门口有一棵大柳树。
　　我在后来从外地回来的一个夜晚，父亲曾经带我爬过这棵树。还做了坐位体前屈，不过我现在坐位体前屈还是不强。
　　我还记得街的终端是一排砖房，我妈妈有次带我上学在里面吃了包子喝了粥。那是少有的丰盛的早餐。
　　我初中的时候还在砖房里上过辅导课，辅导我的是山东理工大学的学姐。
　　很漂亮，还偷偷喜欢过。
　　现在还在我□□列表里，不过已经成了点赞好友。
　　我一般吃的早餐是砖房对面的废旧公交车改装的房子里，那时候买一个辣条，两个馒头。
　　我总是小心翼翼的吃着辣条，生怕一不小心吃完了，就只能吃干馒头了。
　　现在砖房变成了楼房，我家还有一栋楼在那里。
　　废旧公交车成了志文家盖的大楼房。
　　柳树被挖走了，变成了三姨家的楼房。
　　突然想唱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
　　现在回到童年时的小镇，真的大变了样子。颇有物是人非之感。
　　那时候的我，总是在街上来回巡逻——对年幼的我来说，那是一条很长很长走不尽的街。
　　我经常在街上的汽修店，摩托车店——现在还在那里——捡一些零件，按照自己的想象，幻想一些很酷的情节。
　　我爸后来说这是我和我奶奶学的——奶奶过了大半生穷日子，地上一粒米也要拾起——为人不大气，应该改掉。
　　我妈说这样的我不会吃亏。
　　有一天我拿着一块电路板，一根导线，一个绿色的破旧指示灯。
　　质问我爸，说:“有这个，有这个，还有这个，灯为什么不亮呢？”
　　我爸显然那天心情不错，他拿出家里有的灯泡，电池，然后拿起那个导线，将这些连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灯亮了。
　　也许是命运使然，那天镇上突然停电。
　　除了家里摆上的许多蜡烛，我爸和我举着那个简易的灯照亮了妈的厨房。
　　爸不让我和妈说，因为那种大灯泡好像很贵的样子。
　　但妈心情似乎也不错，她没说什么。
　　那天被我记忆为自然科学的启蒙，后来的我必然出现在爸修理电路的时候，嘴里喃喃着“火线，零线”好像很懂的样子。
　　大人们也会哄我，说我以后做科学家。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在哄我，因为他们见我搬酒的时候就哄我说我以后会是和我爸一样的大商人。
　　那时的我，将“科学家”看做很酷的很神秘的群体，他们掌握着世界的奥秘，嘴中说着常人听不懂的专有名词，像是高居在象牙塔上的高贵的奥术法师，掌握最神秘的秘术。
　　后来我又喜欢上了苏东坡的词，李白的诗，又喜欢上了王勃的《滕王阁序》，我把《滕王阁序》背了几十遍不止，并号称我是同性恋，我要回到唐朝和王勃在一起。
　　我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文学，又不忍放弃神秘高贵的科学，曾为此纠结了好久。
　　你能想象吗？在那个把鼻涕擦到红领巾上的年代，我就已经思考人生前途了。
　　那时的我真是可怜，居然不知道可以做科幻作家。
　　后来爸妈嫌我太妨碍生意，就把我送到了乡下老家，让我和奶奶，表哥雪龙，表姐幻幻一起。
　　我在老家住了许久才回到小镇——上学。
　　在老家的几年里，发生了很多事。
　　其中一件重要的，开端性的事，就是爷爷的去世。
　　那是在老院里，曾很浪漫主义，很贴近自然的老院现在被改成了很现实主义的样子。
　　与爷爷在一起的时光，我只记得爷爷和四爷爷下棋的时候。
　　四爷爷现在还很壮实，可那时候爷爷就已经有些衰老了。
　　在一片烟雾缭绕里，双方喝着茶，慢慢的走着棋。
　　我在旁边像是搭积木一样搭被杀掉的棋子。
　　我的作品中总是有很多的片段写死亡。
　　在我看来，死亡已经成了很大的一件事。
　　在老家，值得全村出动，轰动一时的大事，无非就是红白事。
　　奇怪的是红事我参加的也很多，但记忆不多。
　　可白事记得清清楚楚。
　　记忆里最早的白事，是东平村发生的事。
　　那时候我坐在马车——或许应该说牛车上。
　　天寒地冻，我穿着鞋子和厚厚袜子的脚还是冻得几乎失去知觉。
　　那时候的冬天不像现在，那时候是真的冷。
　　可俞是冷，我俞是喜欢那时候的冬天。
　　几乎已经成了我的情节。
　　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冬天，我喜欢穿着风衣，坐在昏黄路灯下的长椅上，捧着温暖的奶茶，风尘仆仆又安静自在——这是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第一次盛大的葬礼，我只记得这样一个剪影。
　　第二次是在灰堆刘村，那真的是轰动十里八村的大事，我记得是非常繁复盛大的一次葬礼。
　　我不得不承认这时候的记忆出现了错乱，我将一部朱时茂主演的一部电影中的情节带入到了现实，以至于我现在的记忆是半真实半虚幻的。
　　我跟随着棺木，走到村边的时候，一个火盆里燃起的烟与电影里何其相似。
　　然后就是这段故事的高潮，我在无数牛车中穿行，人们穿着孝衣，男人驾车，女眷在车上，拿着缠上白布的竹竿，口中吟诵着悼词。行进的人群穿过路，穿过桥，到达遥远的野地。
　　我居然在此地遇到了志文——我的发小，那时的我无法理解他怎会出现在这里。
　　我拌了一跤，志文姥爷的牛车在我身上碾了过去。但我并没有遭受到什么。
　　当天晚上，爷爷带着我与志文姥爷谈判。
　　第二天爸和三伯一起带我看病。
　　然后是邻居的死，他在一棵树上上吊了。
　　我亲眼目睹了他被人们解下来的一幕。
　　人们常常魔幻生死之事。
　　我在一些流言中度过了此事，因为没有亲属关系，我没有参加葬礼。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另外的几个邻居，一个是我斜对面的发小——娜娜。
　　事实上现在回家也许还能见到她，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常在一起玩闹。
　　我们还一起养了一个麻雀，我在一种野草中寻找虫子。
　　我常去她家看电视——葫芦娃，黑猫警长就是在她家看的。
　　我们还曾经“私奔”过，一起走出村很远的距离，后来被路过的行人带回家里，那天刚好父母来看我，我印象中父母很年轻，很时尚，很“摩登”，然后狠狠的打了我的屁股，估计是在后怕，怕他们的孩子走丢。
　　但我就是这样渴望自由的人，我总会离家出走，总会跑到很远的地方看风景。
　　从“娜娜”开始，到后来很多女孩。
　　但“娜娜”毕竟是第一个陪我出走的女孩。
　　可惜后来我去外地上学，从此走上遥远的征途，她依旧在家里可能随便找个人就嫁了。
　　另一个是一个神秘的驼背老头，脸上有莫测的笑容。不过可能在我离开的时间段里去世了吧。
　　之后是我爷爷，那天是昏暗的，爷爷穿着孝服，躺在临时搭好的竹床上，周围林立着各种纸人，爷爷脸上贴着一张符——或许只是黄纸。
　　那几天吃的饭全是猪肉豆腐白菜粉条——这在东北是可以做出大餐“乱炖”的，可是我大伯母总是做的极难吃。
　　我记得爷爷病重时爸爸曾多次带着爷爷远行看病。爸的车也换了一辆又一辆——可能他也记不清换过多少台车了吧。
　　然而我还记得他开三轮的时候——那时候大高镇刚修公路，路上尘土飞扬。
　　在之后我就回到了镇上，去上学。
　　那时候叫“育红班”，我在那里学折纸，学画画，学数学。也算快乐。
　　我一直勤恳的上学，只翘了一次课——其他人都翘过很多次。
　　然而这一次翘课恰恰是最后一堂课，这导致我放在抽屉里的全套文具无法拿出来。
　　暑假过后，我的文具没了。
　　那是我们家卖“三太子”方便面给的奖励——我极伤心。
　　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那是“方便面”，而我另一个发小——去黑龙江大学的国磊，一直叫“方包面”，我不厌其烦的纠正他的错误，他却一直重复他的错误。
　　育红班里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老师带着我们去“花果山”的时候，那里真的好美啊，在河边有一个人造的石柱，石柱的对面是铺满了树叶的林荫路，两旁大树高耸入云，林荫路很宽广，但又有些幽暗，两旁的树完全遮挡了阳光，这里仿佛成了远离世间的两一个世界，美好，幽静，放肆而又张扬。
　　其实这样的树，这样的路，我在海南见过不少，风景比这好的也不少，但也许是在大学不得志的原因，我再也没有那次一样放肆快活过。
　　很久之后，高中的一次冬天，我曾再度沿着记忆中的路去寻找，或许是物是人非，或许是冬天的萧瑟和衰败，我走了很远，却没有寻到。
　　后来我问过国磊，是否还记得花果山，是否还能找到花果山，他说他当然记得，但却说“早就没了”。
　　直到今年2020，我再度遇到郭志文，也问起这件事，他说他也记得，但是不清楚花果山还在不在，那天我们一起去钓鱼，一起打扑克，度过很欢快的时光。
　　直到那天很晚，我们都回到各自的家里，临睡前，他发过一条消息“花果山到底还在不在？”
　　看到消息的一刻，童年时光涌上心头，一时感慨万千，我不知道他纯粹是问这个景点还在不在，还是问过往的友谊，过往的美好还在不在。
　　这就是时间吧，有些美好，是独属于某一个时间段的。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
　　前面的这部分是2018.5.7写的，现在2020.9.16续写。
　　我终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地步，我真的陷入了电影中主角的那种迷茫困苦的境地，我现在在家里，吃住全靠父母，整天昼伏夜出，玩游戏看小说，没有工作，也没有在路上，一事无成，迷茫不知归处。
　　我想重新梳理自己的一生，找到自己真正的方向。

　　爷爷死去的那一年，我和妈妈还有我的二姨三姨，一起去了青岛，一起爬了崂山，奈何那时候我体力实在太差，只在半途就停了下来，我姨拦住下山的人询问山顶的风景，颇为遗憾。
　　这些年爬过不少山，只有两座我没有登顶，一个是崂山，另一座是大学时在海南爬的五指山。
　　崂山是因为我实在没力，五指山是因为我坚持着搀扶两个女生，后来下山后的男生对我诉说，说我实在应该登顶去看看，但是我回了句“那女生怎么办”，当时迎来了一片掌声，你赢得世界，我赢得女孩，的确是不错，然而现在的我却无比后悔，女孩总会远去，朋友也会远去，只有记忆永远存于脑海。

　　崂山回来的第二年，我五岁，我先后去杭州和泰山旅游，都是我和我二姨三姨，杭州的时候还带上了奶奶，泰山的时候带上了我哥哥。
　　旅游真好啊，在路上的感觉真好。
　　杭州的时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树下的灯，映照着树好似在发光一般，后来我大学四年在海南，遍地都是这样的树，司空见惯，也就不觉为奇了。
　　爬泰山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一只小提琴，我们也成功登顶，一览众山小。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爬山的时候，感觉有使不完的劲，我追逐着我哥哥的脚步，远离我母亲的视线很久，母亲急坏了，见一个人就抓着问，描述我的长相——其实那时我和哥哥在前方坐在树下歇息呢。
　　这一年，01年，我五岁，据我母亲描述，是我第一次叛逆，我当着顾客的面，把扑克撒了一地。

　　人们经过，人们死去，时间以这样的形式彰显它的存在。
　　小的时候难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仿佛日日夜夜不变，新的一天出现，开始一天的玩乐，周而复始。
　　直到去上小学。
　　上学啊，对于现在已经学业有成的我来说，大概是孩童被拉进社会的开始。
　　我只在所谓的“育红班”里呆了不到半年还是一年，就开始去镇上上小学。
　　这其实就是变化。
　　我在育红班里的友谊离去了，开始了在小学里的友谊。
　　成长是不断的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你进入了一个圈子，交了一些朋友，一段时间后你进入了另一个圈子，又交了一些朋友，很多年后，你突然见到以前的朋友，过往的记忆纷至沓来，过往的经历，过往的情绪，过往的开心和痛苦，真切的呈现在眼前，历历在目，只是这一切都被冠以一个前缀“过往的”，突然这一切仿佛没有了意义，谁能改变过去的事呢？但那时候的一切，毕竟是真的，是真的经历，只是时间拉远了这个距离，隔着记忆的滤镜，让这一切都不真实起来。
　　许久后，再遇故人，百转情怀涌上心头，让人唏嘘喟叹。
　　人是怀旧的，人又是憧憬未来的，唯独不是认真生活在当下的，谁都知道，当下是最痛苦，最难以忍受的，其实人生的每分每秒都是痛苦，只有偶尔回首一生或是展望未来的时候稍微放松一下。
　　小学里的故事很长，但前一年半，也就是一年级到二年级上的过程其实很短。
　　我只记得几个故事。
　　第一个是父亲为了让我早一年上学，去请学校领导的事，这件事我父亲全程包办，我没有露面，只记得吃饭的中间父亲回来换了一条裤子，是因为去上厕所的时候摔倒在地，弄脏了裤子。
　　只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那时候真的年轻啊，浑身都充满着冲劲，脸上常年挂着笑容。
　　不像现在，父母已经显出垂垂老态，没有当年那种斗志昂扬的乐观，愈加的颓丧，我这个孩子，我这个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想必给了父母很大的压力。
　　我写在这里啊，王云鹏，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困龙升天，功成名就了，别忘了现在的我，我一夜未眠，在早上六点钟，喝着啤酒，听着大黑摩季的《化成风》含着眼泪写下这些文字，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真的看不到一点希望了，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生活怎么这么难啊，我出生前没人告诉我这么难啊。

　　正式入学后，大概只有几件小事值得写。
　　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带着金丝眼镜的胖子，爱穿皮鞋，但是又喜欢在上课脱鞋。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个黑瘦高的老头，平常很和蔼，但严肃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个圆脸的女生，是个很令人讨厌的女生，有一次我买了个玩具，藏在书包里，翻书本的时候不小心被她看到了，她马上露出那种“这是什么，我抓住你了”的眼神，我当时想，凭什么啊，你看到又如何，你有什么资格制裁我，于是我示威式的在她眼前晃了晃。
　　很快我就受到了制裁，下课后吧，当时的一个女老师——好像是思品老师，把那个玩具拿了出来，然后我就不知道了，想必我是哭了吧。
　　据后来一起上初中的小学同学说，我小时候是个小哭包。
　　其实我很晚“懂事”。
　　整个童年我都是跌跌撞撞过来的，甚至直到现在我都是跌跌撞撞过来的。
　　小时候的我似乎没有思考能力，也完全不关注他人的想法、立场和意见，我似乎是整个世间唯一活着的生灵，我沉浸在脑海中那绚丽的世界中，不屑于为自己的生存思考，只会去思考一些虚无缥缈的事。
　　其实那时候的活着才是真正的活着吧，我太专注于活着这件事，并且认为“活着”这件事，只是我与外界的互动。
　　那时的我并不沉默寡言，相反有很强的倾诉欲，但是却完全没有倾听的欲望，我放肆的表现着自我，完全不去理其他人。
　　也许那个女老师并没有打我，又好像是打了我——我脑海里始终有这样的画面——我的右手被黑板擦打的肿成了猪蹄。
　　总之我很爱哭。
　　也许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吧。
　　不得不说，中国的学校环境，是对孩子的全面统治，一切的一切，都似乎被老师掌控着，学生仿佛成了奴隶。
　　小时候的我，似乎做什么都是错，做什么都会被找到理由教训，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不合群的人，有自己想法的人，不喜欢被驯服的人，我行我素的人。有个极好的小故事可以反映这一点：我小学的时候有次上语文课，我突然就抬头看向天花板，然后一直看，老师问我“王云鹏，你在看什么”，我回答道“我在看天花板”——那时候我花了很久才想起“天花板”这个词，毕竟那时候我小学二年级，词汇量有限。
　　有趣的是，那时候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让我看黑板，但是我真的理解成老师在问我，于是我很认真的想了想，回答了这个词，还有点沾沾自喜。
　　回答完之后，我继续看着天花板，想必老师也有些无语，因为我的确很老实，她问什么我答什么，但是又不是她所想的。
　　那时候的我一直都处在这样的状态，生活太未知，太难以应对，我的一腔率真，全都成了碰壁。

　　我二年级的同桌就是个欢脱可爱的女孩子了，只是小时候对异性都有着莫名的排斥，男女生各成一派。
　　我只记得有节语文课听写词语，我们互相批改，由于那时候还没学百以上的数，我们在互相批改的时候，数到一百就直接跳到两百，然后三百四百的数，到最后我们互相指着对方，说对方错了几万几亿个词语，现在想来，那真是很快乐的争吵，但那时的我们，只有大义凛然的愤懑。
　　这就是成长吧，小时候希望绚烂多彩的未来，不光要有风光，也要有挫折，拙劣的幻想着有模有样的生活，一会无比的光明正大，一会无比的自怨自艾。大抵是小时候无忧无虑，渴望“戏”多一点，现在长大了，面前每时每刻都在演戏，又希望“戏”少一点，贪图起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最后一件事就是一次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我考的还不错，坐在我爸的怀里，当时是全班第五还是第六，老师点名批评了倒数第一——每个班里都会有倒数第一，老师言辞幽默，我也兴奋的踢了踢凳子，我父亲说了一句：“干什么？你考的很好吗？”
　　自此之后，我便进入了病态的谦虚，哪怕考的很好，自己也很高兴，但总是强行的扭转自己的思维，强迫自己进入那种悲愤的状态。
　　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楚自己这是真的谦虚还是虚伪。
　　不过这种想法毕竟有好的方面，在我认真起来之后，我居然真的变成了学霸，但也有坏的方面，我的心气无比的高，当遇到无法改变的挫折之后，当我发现自己彻底没有办法之后，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没办法调整自己去正常的生活。
　　其实现在我可以对当时的自己说：“王云鹏，你已经做的不错了”。西方演说家在ted演讲里说，“good job”是毁坏他们年轻人的毒药，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度，孩子们真的很需要一句“good job”，人生总会遇到令人绝望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彻底拒绝现实、逃避现实，不如接受这种“good job”，微笑着乐观着再去寻找机会。
　　未来真的会好起来吗？谁能够知道呢？
　　但是我们幻想着未来会好起来，然后轻松的乐观的开始新生活，这样至少省去了担忧和后悔所浪费的时间和精力。

　　8岁，04年，我和父亲两个人去了蓬莱阁，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关刀，很是精美，我也很喜欢，可惜后来与同伴打闹时弄坏了。

　　这一年我和志文去了博兴读书，命运又将一些同伴抛下，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不过这一年是我第一次在三奶家看我雪龙哥的闲书，也就是网络小说，小说这种东西，第一次与我的命运开始有了接触。

　　（二）离家读书
　　05年，我9岁，已经在所谓的“贵族学校”读书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那种改变命运的巨变。
　　从此我将远离故土，开始在异乡奋斗，我必须承认，这种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性格，我习惯于以一种“疏离”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人群，我很难融入，也不愿意融入，这在我体内似乎成为了一种永恒的冲突，我既希望能够有存在感，能够加入某种组织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又很难融入人群。
　　在这个世界，任何种类的成就都是“受人欢迎”、“受人支持”的变种，一个人多么强大，一个人多么有成就，无论有万千种形式，最本质上都是“受人欢迎和支持”。
　　可能这就是成功学糟粕所强调的“先学做人，后学做事”的原因，也可能就是《沙丘》一书中强调“政治，而非科技，才是人类的至高智慧”的原因。
　　这一点完全不难论证，毕竟人是社会的动物，你个人多大程度上受人喜欢，你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受人认可，你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欣赏，几乎就决定了你在人群中的位置，也几乎就决定了你的意义和价值。
　　正如心理学家说，人们是在客体的反馈下，才确立了“自我”的存在，人们的价值也是在客体（也就是他人）的反馈下，才得以体现。
　　如果把一个人丢在在虚无的宇宙中，周遭空无一人，空无一物，那么他虽然存在，但是他不会诞生自我意识，也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换句话说，他虽然存在着，但他其实不存在——至于他为什么存在，这是因为我们假设了这样一个前提。
　　总的来说，如果没有客体，那么主体也就不存在。
　　所以人的价值和意义，必须通过他人得以彰显，他人不存在，这个人也不存在，他人不存在反馈此人的能力，那么此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存在。
　　举个例子，把刚出生的李白抛在没有诞生语言的原始人部落，那么李白虽然有着同样的才情，却也没法写诗；退一步讲，哪怕把成年的李白抛在原始人部落，原始人无法理解李白的诗，李白的诗也就没有意义和价值。
　　所以人们想在这个世界做出点成绩，你所做的事情必须要有人欣赏、赞同、追随。你的伟大程度，取决于人们认可你的程度。
　　理解了这一点，人生和世界仿佛就豁然开朗了。

　　要么改造自己，做人们喜欢和欣赏的事，要么改造人们，让人们喜欢和欣赏你。或者折中一下，先改造自己，待人们喜欢上你之后，再改造人们。

　　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好，没有尊重和推崇文人的习惯，没有诞生大文学家的土壤，也可能是建国初期外患未平的缘故，人们没有那么重视文人，没有那么重视文化产业和文艺界，正如汉初，唐初，宋初，唐朝出李白是在玄宗时期，宋朝出苏轼是在神宗时期，都是在国力巅峰、四海升平的时候出大文学家。
　　不过这么说也不对，现在虽然没有诞生大文学家的土壤，但是未来20-30年，就会达到国力巅峰，那时没有对外备战的紧张需求，想必文学、舆论、宣传方面会逐渐放宽，同时那时的我又会正值壮年，当然，个人的命运还是跟随着国家的命运，但我有很深刻的预感，我觉得我和国家的命运都会在冥冥中起飞。
　　人算不如天算，也许那时我正值壮年，同时文坛鼎盛，一切都这么巧呢？
　　另外就是新兴的电影、电视、动漫、游戏行业的冲击，娱乐模式越来越多元化，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当然，前四者的基础依旧是文学，这些本质上都是文学，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文学的内核地位一直没变。

　　这个时代也比较好，就是互联网的发展，让千里之外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作品，网上有千奇百怪的人，你总能找到正好契合你相性的人，网络不会封住任何一个人的嘴，你都可以说你想说的。
　　但这一点不好的是，信息过于繁杂了，在这个时代酒香反而要怕巷子深，看似信息的取用可能性是平等的，但其实不平等，反而更加的马太效应。

　　2020.9.17续写
　　任何事物一旦放开管控，必然呈现熵增的趋势，也就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自由化，而熵增的趋势必然伴随着马太效应，也就是富有的更加富有，贫穷的更加贫穷，最后的结局就是二八定律：20%的人占有80%的资源，80%的人分食20%的资源。
　　当这个行业的参与者符合二八分布的时候，这个行业的后来者已经很难轻易出头了，他们不得不遵从先驱者定下的规矩，而在这个规矩里，先驱者和他们的亲信显然更占便宜，后来者最多只能被压迫。
　　互联网也是如此，互联网的出现给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互联网之前，文学是受到监管的，文学中存在一个由权威组成的评议会，只有符合要求的作品才会出名，不符合权威们要求的，都进入不了文学的圈子。
　　互联网之后，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就分成了两种事物，传统文学依旧受到监管，而网络文学现在处于熵增的末期，二八分布已经开始出现，如此看来，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当时随我父亲去往黄河以南，一个叫做博兴的县城，虽说是县城，但毕竟是山东的县城，每个县城都有强大的工农业基础，博兴有魏桥集团，整体发展的非常不错。

　　这里有个小故事可以说一下，我父亲后来回想起带我去博兴的时候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问你想不想去博兴上学，你满含热泪的说想，当时我就觉得，你日后一定会成才，那是你命运的转折点。”
　　但其实我当时还远远不知道博兴在哪里，也远远不知道所谓去博兴上学究竟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时的满含热泪，想必是半夜被叫起来的郁闷和闻到父亲身上酒味的畏惧，所以，同样的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天父亲应该是和志文父亲一起在外的饭局上得知了博兴博奥小学和实验中学来我们这里招生，非常激动，也非常感慨，所以这件事在他的记忆里占比较大的分量，他是个很浪漫的人。
　　活得越久，就越是感觉到人生的无常和随机性，当去博兴这件事成了我回忆的一部分的时候，仿佛非常坚固，非常不可改动，非常顺其自然而且合理，但其实如果那天我父亲没有受邀去那个饭局，想必我也就不会去博兴，至于之后的故事，谁能够说得准呢？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曾待过八年的实验中学，再也没有开放我们沾化区的招生，一时之间，我忽然觉得一切都那样的陌生，我真的在博兴待过8年吗？还是这一切只是一场梦，明朝梦醒之后，我依旧是那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蝴蝶效应也是可以作用在人生中的。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铺垫起后面的一大团事件，这种架构仿佛是沙丘上垒砌的城堡，让人对这个城堡的存在都感到虚幻。

　　人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渴望的，希望的未来。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渴望，而是真正，人在各种情况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自然有好有坏，但考虑到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可能大多数选择都是有利的，但这个有利却不一定是符合自己本心和本意的。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还是强烈的相信，真正符合人们长远利益的选择，一定要切合自身，切合自身的渴望，切合自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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