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年

　　那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广州六月中旬的烈日已让人如置蒸笼。

　　年初的时候，严家做了个决定，搬家。严妈只简单的在某个放学路上，把这么一个结果告诉了严彦，后果很显然，要她突然之间就离开自己的发小，她实在不是怎么情愿。

　　严彦反抗，把自己锁在房间，闷闷不乐。六年小学教育至少让她学会了，既然不满，就要反抗，不能逆来顺受。但很快，被母亲一个无情的耳光和一句“不懂事”，驳回了所有选择的权利。

　　孩子有权利吗？没有。家庭暴力有理由吗？没有。

　　在她的记忆里，母亲的精明让人觉得是一种压迫与专横。有时候，父母吵架，她总能听到母亲不屑地抛出一句话，“没我，你们严家能有今天？！”然后，父亲没了声音；然后，她能听到一旁前来劝架的爷爷奶奶那声无奈的叹气。

　　时间久了，她便明白，母亲的趾高气扬是有道理的。就凭父亲这种温和的老好人脾气，穷了三代的严家就算是祖坟青烟，也不见得有今日这般衣食无忧。

　　严妈是上海人，少女时代随着外公南下。那种与生俱来的精明使得严家从一穷二白，经营起了一家印刷厂和一家大酒店。父亲打理前者，母亲料理后者。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严爸常常了以欣慰的一句话，但通常会换来严妈一句“没志气”的评语，外加一个白眼。

　　90年代，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这块大蛋糕已飘香四溢，各方商家都垂涎欲滴，极具市场敏锐感的严妈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道。结束了酒店，请了人管理印刷厂，一家三口便准备回上海狠狠闯荡一番。

　　其实事后看过往，房地产这行并不是你肯死做就做得成的，它的莫名其妙有目共睹。但是，在美好的憧憬面前，一点两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严妈时常教育严彦，做任何事都别一开始就想到最后有多糟，那你连活都别活了，反正到头横竖来都是死。严彦觉得有理，于是拼命让自己去想会有怎么美好的未来。

　　严彦阿Q地带着对家乡的不舍，随着父母北上，来到东海之滨，一个四季分明的十里洋场。有时候，人生的转折总来得这么突如其来，毫无预警。从下火车那瞬间起，上海之于她，便有了太多的未知、待识以及非非是是。

　　两个月的暑假，日日在家写信，埋着头写，疯狂地写，写给爷爷奶奶，写给孙慧珺——她的知心好友，同窗六年，如胶似漆，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上厕所也不忘手牵手，就差没穿一条裤子，总之，形影不离。

　　严彦买来漂亮的信纸，每日每夜地写，写今天的天气，写晚饭的菜色，一封，又一封，报不完的流水账，说不完的心里话。所有的祝福都是“真心的”。所有的回忆都是“美好的”。同样的内容写给爷爷，再不厌其烦写一遍寄给慧珺。
　　最期待是把信塞进邮筒里；最幸福是在远远便从信箱里看到了信封白色的一角。
　　她在每天寄信收信的时光里，自得其乐。

　　那日，严彦去邮局买邮票，拿了十二元，花了个精光。正推开门出邮局门的时候，被人迎面拦住，来者是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小女生，穿着校服，还带着红领巾，大眼睛，马尾辫，神采奕奕地把一张小广告似的东西往她手里塞，“同学，为希望工程献份爱心吧。”

　　严彦拿过宣传单，看到单子上印着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她抬头看了看，街上有许多像这个女孩一样发着传单，还有人那着爱心箱，想必是哪个学校在组织暑期活动吧。

　　严彦的眼睛忽然湿润了，不是为了这献爱心的行为而感动，而是回想起，就在前不久的某日，她还带着三条杠杠的标志领着大家也这样上街搞活动。而转眼间，自己却已落单这么久。

　　小学生很奇怪，其实并不明白所做事情的实质，但却异常积极，一得到老师钦点，豆大的事都让人觉得是肩负重任。严彦后来明白，那是一种虚荣心，期待着，享受着事后的别人赞许的眼神，炫耀着，老师就是让我做事，不让你做事。有人听闻后，对严彦一笑，“你真是有天生的奴性。”

　　“同学，虽然我很想献爱心，但是我身边没有钱。”严彦勉强用较为标准的普通话回答着。但口音还是被听出来了。

　　“你是香港人吧？”女孩问。在他们眼里，说话这种音调的，首先第一反应都是香港人，其次是广东人，最后是广西人……

　　“不是，我是广东人。”
　　“广东在哪里呀？”哪怕就是现在，这位程家宜小姐，对于中国行政区域划分的认知水准还是停留在文盲阶段。曾有一日问严彦，“诶，陕西是哪个省的呀？”对方居然还很自然地做出不解状，回答，“我也不是很清楚耶，你百度一下。”可见，万事有百度，不用再读书。

　　“其实，你真的很想捐钱吗？”女孩扑闪一对跟赵薇有的一拼的大眼睛，诚恳地问。
　　“嗯！”严彦重重点了点头。
　　“行，我借给你。”豪迈万千。
　　“那怎么行？”
　　“行的，你记得还给我就可以了。你要捐多少？”
　　“这样吧，我拿邮票跟你换。”
　　“也可以。”

　　于是，五张六毛的邮票，换了三块钱，严彦扔了一元钱进爱心箱。揣着手里的两元钱，返回邮局，继续买，邮局的大妈一不解起来，严彦就解释，“刚换钱去献爱心了。”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无敌的自豪感。然后，又把几毛几毛的找零，又全扔进了捐款箱。在现在看来，简直神经兮兮。

　　很多年后，程家宜回想起这段事，按照她的话，就是有些“十三点”。借钱都要献爱心，可见这觉悟该有多大，这境界该有多高尚。但无论怎么样，严彦认识了程家宜，虽仅一面之缘。
　　但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

　　时间在信纸和笔尖不经意的划过，八月下旬的某个日子，严妈叫来严彦，扔了张收费单给她，“给你在当地学校报了个名，当作借读生的，扔了不少钱进去，开学要考分班考，你好好念书。别糟蹋了钱。”

　　四位数的教育开支，在严妈看来，是值得的，她希望严家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家，那她女儿就势必要念有头有脸的重点学校。当然，这不过只是理由之一，更深层的理由，只有严妈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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