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

　　4月3日，早7：30，我的葬礼。那是我化作残魂后第一次看见他。他穿的还是那天清晨临行前的西装，头发平整的一丝不苟，眼中满是倦色。
　　我很想走上前去，摸摸他的手，亲吻他的脸颊，轻声问他怎么样了。但这显然不太现实，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葬礼结束，他和来悼念的朋友们一一道谢，平静地接受他们的安慰，送他们一一离开。
　　实际上他们的安慰基本是没用的。来的三四十人中，只有十几个是他真正的朋友，而这其中几乎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最多只认为我是他的养子而已。至于我的朋友，他们更不知情，大概以为这是我的哥哥。
　　我那个编辑社的徒弟也来了，穿着黑风衣，红着眼眶站在我的遗像前微微发抖。几个同事都低着头一言不发。令我惊讶的是那个小护士也来了，站在墓碑前为我放了一束鲜花，用她一贯冰冷而温柔的声音说：“节哀。”
　　他应该是尽了力，却依旧没能挤出个微笑来。我死的时候他来了一次医院，但只是嘱咐了师兄几句就匆匆离开。我跟上他，看他不停地打着电话交代事务，又一一给那些发来问候的人回复，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料理我的后事。
　　令我吃惊的是，他似乎半年前就买了墓碑和墓地，冷静地处理完了所有的事情，让我有些害怕：他过于冷静，是因为刺激过度吗？
　　等他处理完这一切，打车回家，是下午三点。他鞋也不脱，直接回到卧室，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直到现在。
　　我现在还会觉得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实在太过玄幻。
　　手术之后开始漫长的化疗，咳血更加频繁；掉头发自不必说，最令我抓狂的还是反胃和口腔溃疡，他做好饭乖乖坐在饭桌旁等我的样子，每每让我眼酸。
　　不敢与他深吻，不停地吃药，嘴里面全烂了，刷牙的时候把漱口水偷偷吐掉，不敢让他看到里面的血纹。有时手上不小心划了个小口，三天都会渗血不止，用创口贴包了，怕他发现，每天心惊胆战。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样的心惊胆战没持续多久——起码现在是彻底结束了。
　　可能是编辑的通病，我每天都会写日记。不只是日记，我时不时会写点什么。与癌病斗争期间，也算是我记得最多的一段日子，全是病痛中的呻吟。
　　“嘴里好疼，手也疼，一呼吸肺也疼。想吐。”
　　“神经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
　　“没了他我可怎么办呢。”
　　......林林总总，持续了小半年。我把日记本藏在桌子和书柜之间的缝隙里，他绝不会发现——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某个下午我化疗归来时，看到他高高地举着那个牛皮本子，用质问的目光看着我，眼里是悲痛和愤怒，鼻翼煽动着连脑门都泛红，是他生气时才会有的样子。
　　一瞬间，恐惧，绝望，还有得以脱出谎言的释然，全部向我扑来。我踉跄着，几乎站不稳，胸口泛起钻心的疼。
　　我们都没出声。他用喘息来平定怒火，缓缓地把那个本子放到桌子上，转身出去了。
　　他为什么不来问我？为什么不骂我？为什么一言不发直接走了？我那个本子里的只言片语就能让他完全了解一切吗？
　　我想追上去，于是我追上去了。他窝在沙发里，半张脸埋在膝中，双臂环着腿，整个人缩成一团。那是我伤心时常用的姿势，他从不那样。他无论有什么负面情绪，解决办法都只有一个——抱着我找个地方把事情的始末娓娓道来。
　　“其实看到你就好了，我就是想多抱你一会儿。”他说。
　　然后我会用头撞他的下巴以示惩戒。
　　但现在，情况前所未有地令我心慌。他缩在那儿，露出的双眼泛着红，可能是哭了。一个人，陷在沙发里，像是在排斥着我的存在。我手足无措地立在一边，怕一过去就会引着了他爆发怒火的线。
　　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哑着嗓子说：“过来。”
　　我战战兢兢地过去了，他把我抱坐在腿上。我紧张的手脚发凉，怕他吼出来，更怕他打我，这样我们怕是永远无法回头了。
　　他把头埋在我肩膀上，依然静默。但我知道他这不是愤怒了，因为他在轻轻地发抖，我肩膀的衣料也洇湿了——他在哭泣。我颤颤巍巍地抬起手去抚他发顶，听见闷声闷气的一句：
　　“对不起。”
　　“我不够好......我要是...足够好，你就会信任我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再也无法抑制，泪水夺眶而出。我们都是可怜人，一个患了绝症，一个爱上了患着绝症的人。我们像两只在世界爬动的虫，弱小而无助，被爱情的网黏住，束缚，无法逃离这甜蜜的困苦。
　　最终我还是将病情如实相告。他如今位高权重又多金，想查什么实在容易，我也不必费心自讨不快。我说完之后，他居然没什么大反应，没发疯，没着急，没害怕——反正和我想的不一样。他只是抱紧我，淡淡地说：“这种事怎么一个人扛？明知我会心疼你，臭小鬼。”
　　我睁大了双眼，“臭小鬼”是他刚办了领养那会儿对我的称呼，那时我抽烟喝酒大家泡吧，跟着老大去干人，是那一片警局的常客。每次他来签字保释，都要将我臭骂一顿。
　　我笑嘻嘻地看他：“那你还来救我，怎么这么好？”
　　他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我，似乎骂了句“混蛋”，然后转身就走，“我怕不来接你个臭小鬼，你就真成小鬼了。”
　　我想起以前，又想起2012年的那个夜晚，他说：“我想一直当你的监护人。”
　　看我发呆，他习惯性地掐掐我的脸。我回过神来，如今换做是我不可置信了：“我得了绝症！”
　　“什么绝症？”他皱眉，“不是肺癌吗？”
　　“是啊！那不是...”
　　“谁告诉你肺癌是绝症？”他鲜少地打断我，露出惊异的表情来，“做了手术再化疗一段时间就能好了。”
　　他想了想，又说：“我认识国外治疗肺病的专家，把你的资料送过去看看？”
　　我当然是同意的，发着懵地点头。能治好了？我们不必分开了？
　　太好了，我想，太好了。
　　之后的日子不再像之前那般难捱，他每天陪我化疗，静脉注射时我们的手指勾着，这时我的注意力就全然不在那根接着药物管子上了，只感觉有温热的、甜蜜的暖流，顺着我们相触的一小片皮肤，缓缓地注入进来，让我残破的心一点一点地复原。
　　到后来我几乎开始向往每周三的化疗了，因为他每次化疗结束都会变革礼物给我。有时是一盒奶糖，有时是一只小蛋糕。又或是我前两天说起的书，里面也总是夹着别的东西，比如糖纸，再比如树叶。
　　总之那段日子，没有痛苦，只有甜蜜，我活的很自在妈耶安心做他的小孩。
　　从2009到2016，我们度过了一个七年，专属于我们二人的七年。于是某天夜里，我们刚用新拆的冈本办完坏事，一起缩在被子里的时候，我说：“我还要谢谢这场病。”
　　他疑惑地看着我，我笑着说道：“它帮我们度过了七年之痒。”
　　他说：“我们没有七年之痒。”
　　又说：“几年之痒都没有。”
　　他好像有点不高兴，于是我讨好地凑过去亲他，也默认了他的话。就算有了这个病，也无法阻止我们一起度过七年。
　　但可惜我有了这个病，我们终究无法一起度过一个八年。
　　2009年8月13日，我们初遇的日子。第二天他的电话号码从通话记录中转移到电话本，变成了我的“善良的傻子”。之后这个备注就原封不动地在我的手机里躺了七年，肆无忌惮地充斥在我的通话记录里。
　　2016年2月8日，我们共同迎来第七个新年。我们都很高兴，他把那个专家的信念给我听，告诉我最多两个月便会康复。
　　我从来不知道肺癌也会治好，开心的不行，他也是、我们两个大男人，站在阳台的窗边拿着仙女棒挥舞，好像两个小孩子。
　　我戒酒戒烟，便执意劝他喝。他起初不肯，而后被我威逼□□一阵，看他脸上逐渐浮起一层薄红，就知道他是醉了，得意洋洋地拿起手机留念。这时他踉跄着过来，一下把我扑倒在沙发上。
　　我笑着推他，伸手去够电视桌上的那盒东西，他却一把将我的胳膊拽回来，更用力地抱着我。这时我感觉出不对来：他全身都在发抖。
　　他说：“别走...”尾音拉的很长，像是在撒娇，又像是悲恸的呜咽。
　　我哭笑不得地拍拍他后背，正要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却发现那颗头一动不动，他已经睡着了。
　　即使睡去他也没换个舒服姿势，于是我们保持那个别扭的姿势，在沙发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终于醒来，从沙发上爬起，看着我发呆。
　　我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和他说了句早，立刻回卧室补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听见他紧张兮兮地问我：“我昨晚喝多了？”
　　“嗯。”我迷迷糊糊地答。
　　“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我把头埋进枕头里：“怎么了，你外边有人了？”
　　我猜他一定又露出了那个见证我超级玛丽的表情，但我没去看，因为太困了，他好像也走了，于是我昏睡过去。
　　之后他也不知怎么了，元宵节居然推了业务，陪我会老家一起看花灯。往年土坷垃堆起来的垃圾山早就被大厦掩埋掉了，江苏也和上海一样繁华了。我们租条小船在湖上漂，写各自的花灯。
　　我说这里古色古香，也该写点应景的。于是我写：
　　愿与君来世再相见
　　我去看他的，和我的很像，是：
　　愿与君来世再见
　　我们心有灵犀，都放了各自的花灯。看他虔诚模样，我也被感染，心里默念着那句话，两个人的愿望一同在水样的夜色中飘荡。
　　现在回想，差了这一字真的是变了不少的涵义，我的重点在于“再”，而他的则在“来世”。
　　我们逛完了灯，又去我的母校。我们十指相扣走在操场上，两个人的哈气氤氲在一处，母校旁边有家馄饨面店，做着元宵节的生意，也卖煮元宵。
　　原本每日光顾的店面变化不大，但收钱的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个和蔼的阿姨了，换成了个小姑娘，一边玩手机一边说：“扫码关注打六折，谢谢惠顾，元宵节快乐。”
　　我们又去原来的出租屋，那里面也换了住户，窗子里还贴着红剪纸，白炽灯投射出惨白的光，那扇载着我爱情的窗就成了个发光体。无数个发光体整齐地列在空中，将黑夜照的白昼一样。一切都冷冰冰的想瓷砖一样，江苏早就不是原来的江苏了。
　　我和他也不像从前了。少年时代藏匿于心的情感勇敢地炸裂开来，化作绚丽的烟花在独属于我们的那片天空绽放。我们可以在这片天下肆意地拥抱，接吻，像一对真正的恋人那样，不必遮掩，无须在意世人的目光。
　　这是我最自豪，最开心的一点，作为同性恋者，我和我的爱人，我们都站在阳光下，勇敢地爱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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