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不寿

　　坦白来说，听到这话我有点不高兴的——你好歹先叫人啊。
　　然后我再一想，她要是叫我“阿姨”，其实我也不会有多高兴的。
　　然后我的思绪转到面前的问题——“我是谁”，啊，这真是个人生终极问题。我是应该顺着贺琳的说辞，说我是她干姐姐，还是……
　　大姐夫替我解答了她的疑惑：“这是你养母的继女。”
　　短短几个字，言简意赅，却信息量强大，果然是搞文字工作的大姐夫。
　　他又说：“你可以叫她三姐。”
　　说完，我们都愣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想起另一个叫我三姐的人，她在四年前纵身跳下高楼，决绝地把自己留在那个料峭的春夜。
　　贺意看看大姐夫，看看我，没有再说什么，眼底闪过一丝失望。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叫贺意：“小姑娘，快喊，快喊。”
　　我有些不明状况，随即反应过来，是要正式焚烧遗体了。土葬的年代有钉棺一项，家人要在这时喊死者的名字，提醒其躲钉，魂魄不要被钉住在棺材里，而实行火葬后，这一习俗则渐渐演变为让家属在焚烧炉旁边喊死者的名字，催其快走，不要再留念尘世。
　　这可以说是封建思想的与时俱进、中西结合。
　　贺意看向焚烧炉，她的嘴唇颤抖着，脸色在火光中分外惨白，可最终也没有说出一个字。
　　大姐夫不得不替她喊：“妈，您快走……”
　　音量够大，就是没什么感情，毕竟他似乎也就见了贺琳不超过五次。
　　前二姐夫则在一旁和我咬耳朵：“这孩子心肠真硬，一整天了，愣没见她流一滴眼泪。”
　　我心想：你知道什么呢，但也什么都没有说。

　　葬礼结束后，我们把贺琳的骨灰留在殡仪馆，跟着贺意去她们家里。依然是那栋二层的红砖房，只是更加破败了，有的窗户已经碎了，落满灰尘的杂物堆在楼梯口，附近的房子拆得七零八落，门前的梧桐树也被铲得只剩下一棵，乍一看仿佛是一个拄着拐杖，门牙漏风的孤寡老人。
　　大姐夫和我解释：“附近正在拆迁，这里因为是单位房，所以没拆。”
　　贺意把我们让进那个狭小的一居室，布局与我四年前的匆匆一瞥并无二致，最醒目的变化就是正中放的不再是那个古董级的大脑袋头电视机，而是时下兴起已久的液晶电视。电视似乎刚买不久，包装盒子还在门口放着，贺意请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去倒茶。
　　我和两个姐夫坐在红漆硬木沙发上，沙发已经掉漆了，露出大片的淡黄色原木，真不知道在来到这个家之前到底倒了几回手。前二姐夫刚一坐下，沙发就吱呀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塌掉，吓得他的身躯猛地弹起，只能挑拣着选择坐在旁边看起来更新一些的藤椅上，我不由为它瘦弱的身躯捏了把汗，所幸藤椅发出一声闷哼，很励志地顶住了泰山般的压力。
　　贺意为我们上茶上果盒，对我们有问必答，举止得体，礼数周全，她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与答话时的小动作都有贺琳的影子。
　　简单几句礼节性问话后，大姐夫点出此行主题——贺意的归属问题。
　　显然，他在这几天做了详细调查，但奇怪的是，贺琳在离开G镇时似乎还是孤身一人，但到了Z镇，身边则有了五岁的贺意，谁也不知道在期间三个小时的车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贺意又是如何来到贺琳的身边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避讳，甚至很直接地询问贺意关于亲生父母的记忆。
　　贺意抬起眼睛定定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很轻地笑了笑，抱歉地表示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一眼看得我胆战心惊，如果说她刚才的举动只是由于天长日久在贺琳身边渐染出的习惯，那么这个眼神则完全是贺琳的翻版了。贺琳每次在不愿意谈及某个话题，却又不想与对方发生冲突时就是这样的表情，无论多么不耐烦，无论多么厌恶，她都会把所有的情绪深深埋在一个温柔的微笑里，然后用和气的语气敷衍过去。
　　我有点明白四年前贺琳那个得意的表情了，不管她前半生多少狼狈不堪，如何一片狼藉，但在这个小镇，在这方小小的世界，她与她相依为命，她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个稚儿教化成了一个谦和有礼的小淑女。这个小淑女是她最理想的女儿，是她知书达理一面的复刻，更是她心中永远缅怀的，那个死于荒唐十年的贺家小女儿。
　　她确实应该得意，她的躯体在火焰中化为灰烬，而幽魂则烙印在这个年轻的生命中继续存活在这世间。

　　大姐夫显然没有意识到贺意的情绪，毕竟他缺少与丈母娘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战斗经历。他只是有些不耐烦地揣着手，摆出他在机关开会训人的架势：“什么都不记得？可你那时都五岁了。”
　　贺意抱歉地笑笑。
　　前二姐夫打圆场：“五岁能记得什么事啊，我五岁的时候……”
　　大姐夫比了个手势让他闭嘴，然后继续问贺意：“那你养母有没有和你说过你的身世。”
　　贺意摇摇头，她低下头，茶几上的三杯水还冒着热气，茶叶在热腾腾的水里尽情舒展着自己扭曲的身体。
　　谈话顿时陷入僵局。
　　大姐夫摸索了一下裤兜，我见状，赶紧说：“贺意，你帮忙去买包烟吧。”
　　前二姐夫掏出自己一盒压得皱巴巴的香烟：“我这有……”
　　我瞪了他一眼，前二姐夫还傻呵呵地要散烟，大姐夫这时拿出五十块钱给贺意：“请你去帮忙买包中华吧。”
　　贺意接过钱走了。
　　前二姐夫还一脸茫然地看着大姐夫：“黄鹤楼不行吗？大太阳的干嘛非让人小姑娘跑一趟。”
　　大姐夫不理他，问我：“你想说什么？”
　　我说：“这个，贺意的身世，其实我知道一点……其实，她是林嫣的女儿……”
　　大姐夫说：“你确定？”
　　我答：“林嫣亲口对我说的，总不至于是假的吧。”
　　大姐夫从裤兜里拿出一盒香烟，扔给前二姐夫一根，然后自己点了一根。
　　二姐夫还手夹香烟，一脸震惊：“就你那摔死的小妹？她不是没结婚啊？哦，私生女？哎，不对啊，那她得管丈母娘叫姥姥啊，怎么管她叫妈呢？”
　　他一连串问题向我炮轰，身躯也在激动说话间向我靠近，我默默往旁边坐开，担心藤椅塌开殃及池鱼。
　　大姐夫抖了抖烟灰：“她爸爸呢？”
　　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林嫣没说。”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办了。据我所知，林嫣的感情生活……”他斟酌了一下词句，“有点复杂。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所以找到贺意生父的可能不大，而且贺意这个年龄进福利院恐怕不太合适。那么现在我认为有两条路可以，一是把她留在这里，二是我们把她接走。我个人倾向前者，这里的生活她已经熟悉了，而且她这么大了，已经有自理能力了，自己应该能过得好——她现在初三了，过两年要么读大学要么去工作，反正都是自己生活了是不是？我们把她带走无疑会对她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说不准对她心理和学业造成巨大的伤害。”
　　大姐夫语气平淡，仿佛在开会，有条有理，公事公办，他最后总结：“所以，我认为把她留在这里是最好的选择。妈有张存折，里面大概五万吧，可以留给她做生活费和学费，不够的部分我们再平摊补足。你们觉得呢？”
　　前二姐夫怯生生地说：“我和玫玫又离婚了。”
　　我有点不屑：你刚刚不还哭着不肯承认自己离婚了吗？
　　大姐夫点点头：“这件事我回去再和二妹商量，但我想她应该同意的。三妹，你觉得呢？要是手头紧张，你也可以不出钱，毕竟你也不是……没有这个义务，对不对。”
　　我知道他的意思，贺琳和我父亲的婚姻只存在了不到四年，而我真正在贺琳身边的时光也只有三年，说到底，我还是一个外人。可我转念一想，这屋里坐的，不都是外人吗？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决断贺意的来去，可我们谁是贺意的亲人呢？
　　我笑笑说：“我都行，要不我们还是再问问大姐二姐？”
　　我的本意是再斟酌一下，但大姐夫却当我默认了，他很满意地点点头。显然，对于大姐二姐，他有十足的把握。

　　贺意把烟买回来的时候，大姐夫刚抽完第二根烟，不知怎的。我却有点做贼心虚似的，和贺意解释：“刚刚又找到包烟了。”
　　在一片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贺意的神色。
　　大姐夫深吸一口烟：“贺意，其实你是我们小妹的女儿，也就是说，贺琳是你姥姥。”
　　我和前二姐夫面面相觑：这么直接吗？说好的不要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呢？
　　贺意点点头，表示她听见了，大姐夫继续说：“所以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可能你留在这里会比较好，毕竟你马上中考了是不是，要是换住址换学校会影响到你学习的。钱的事情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生活费，如果你考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我们也会继续支持……当然，如果你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告诉我。”
　　我心想：话都给你说了，还能有什么想法啊。
　　贺意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我留在这儿挺好的。”
　　大姐夫宽厚地拍拍她的肩膀：“有什么难处和姨夫说。”
　　贺意本能躲了一下，没躲开，只能点点头。
　　大姐夫拿起西服外套：“既然这样，我就先走了，今天下午还有个会，我得去赶车。”
　　贺意突然抬起头，闷闷地说：“要吃个饭再走吗？”
　　直至此刻，我才察觉到她和贺琳的一点不同。贺琳是绝对不允许别人在家吃饭的，她有点洁癖，总觉得别人很邋遢，从来不允许我们姐妹几个带同学来家里吃饭，有时候父亲带了人来做客，客人走后，她一定要冷着脸，把所有的碗筷用水煮一遍。
　　大姐夫看了看手表：“不行，我现在得出发了。”
　　前二姐夫也跟着试探地说：“我也有点事。”他见我二姐没来，早就想开溜了。
　　说着，他也站起来，向我打眼色，我在沙发上如坐针毡：“那个，那个，要不……我吃一点再走？”

　　其实我的本意是去附近面馆吃一点就好，但贺意很坚决地反对，我猜她是受到贺琳的“外面的都是垃圾食品”的言论影响，也就不再强求，她打开迷你冰箱，然后很不好意思地说要去买菜，我瞥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个鸡蛋，于是说吃蛋炒饭就好。
　　“我特别喜欢吃蛋炒饭。”我特意强调。
　　贺意迟疑了一下也同意了，然后一个小时后，她端进一大碗蛋炒饭，我刚要动筷，又见她走出去，端进一个汤碗——紫菜鸡蛋汤。
　　我知道，这是贺琳的习惯，吃炒粉炒饭必定要配汤。
　　这顿饭吃得极其尴尬，由于她的基本情况在刚才的礼节性问话环节已经被问了一遍，我也不好再做重复，于是只好对着蛋炒饭贫瘠地赞赏她的厨艺。她微笑颔首，但我知道，她也没放在心上，索性闭嘴。
　　在长久的寂静中，我们佐着早夏的蝉鸣吃饭，她突然说：“我见过你的。”
　　我想起她上午和我搭讪的话，说：“是啊，四年前我来过，你记得吧，就在那，我站在走廊上。”
　　我捏着筷子，往门外努努嘴，突然看见门边一串红色杠杠，定睛一看，是贺意的身高线，每道杠边都记着划线的日期，靠下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数字也一个大一个小，越往上越工整，应该是贺意自己亲手写的，从2000年到2010年，我仿佛看见一个才到膝盖高的小萝卜头一点点拔节成今天的模样。
　　贺意也注意到了我，她解释说：“是妈……姥姥给我做的身高墙。”
　　我有点感慨，毕竟她可没给任何一个女儿做过，不过谁有心思做这个啊，四个半大闺女，兵荒马乱的，能忍住不骂人就不错了：“你姥姥很疼你的。”
　　贺意沉默了一下：“是的。”

　　吃完饭，贺意执意要把我送去火车站，因为不是春运，又是小地方，候车厅允许非乘车人员进入。
　　等到我乘坐的车次到站时，我与她告别，检票进站，鬼使神差地，我回头看了一眼。她静静地站在人群中，时不时被拿着票据的乘客撞到，却不肯退到一边。她很倔强地站在原地，像是紧紧抓住一线细柄，不肯随波逐流的浮萍。在一瞬间，她和二十年前那个蓝色格子衫重合了。
　　我逆着人流，一边喊她的名字一边又挤回检票口。
　　检票员大叫：“哎，女士，女士，你干嘛呢？”
　　我没理她，扒拉着铁栏杆，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冲一脸迷惑的贺意喊出一句话，一句让我说出口就恨不能扇自己一大耳刮子的话。
　　我说：“贺意，你要不要跟我住？”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