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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有礼
十分钟后
“……今天除了我方论点之外，我还反推了一些正方可能作出的攻击。”苏迢迢开宗明义。
“第一，正方可以攻击我方对感同身受的定义，指出这样的标准太过苛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会让一些想要对女性表达善意的男性望而却步，加剧当下社会的性别对立。
“此外，他们还可以玩那种掀桌子的打法，说按照我们这样严苛的定义，实际上人与人之间都无法感同身受，我们这个辩题在该定义下就失去可讨论的空间了。”
副班听到这儿，提出异议：“啊这……可是感同身受本来就是一种高标准啊，不能就是不能，我管他有没有讨论空间。”
“对方如果真要这么打的话，其实就是在拉裁判和观众的观感，暗示我们在干涉辩题的可辩性。一个辩题出来后，如果有一方在定义上打得太过强势和绝对，却没有充分的解释为他们的定义背书，并且让裁判认同，那么就会适得其反，导致基于这个定义的整场辩论都被判负。”
苏迢迢说到这儿，难免回忆起自己初出茅庐那会儿打的几场辩论，在场上横冲直撞霸道得很，之后输掉比赛被学姐学长狠批一通，现在总结出的都是血泪教训。
“我明白你的意思，记得之前看一篇辩论的入门文章里面写了，我们在场上说的所有话事实上都是给裁判听的，我们说服的对象不是对方辩友，而是裁判。”团支书领会得很快。
“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把我们这个‘感同身受’的定义立住，对吧？”班长也迅速抓住了重点。
“是这样，”苏迢迢欣慰地叹了口气，回答，“一般来说我们会借助传说中的‘升价值’为一些定义和判准背书。好比今天这个辩题，我们之所以把感同身受的标准定得这么高，是为了鼓励女性去抒发她们最真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真正到来的平权社会有所期待。
“但如果像正方所说的，轻易证成男性可以对女性感同身受，那么在当下男性掌握社会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下，女性真正的声音很可能会被男性所谓的‘感同身受’的话语所淹没，进而使得女性真实的性别经验离我们越来越远。
“等走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把定义架上道德高地，拉动裁判内心的分数，让他去认可我们的判断标准。”
“好！说得好！”副班作为捧哏一号，开始在语音里啪啪鼓掌。
“定义这一点我们有还算充分的理由去抢，但除此之外——”苏迢迢开口压下她为时过早的激动，“正方当然还有第二种打法，就是当我们论证女性遭受性别压迫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论证父权制实际上是把双刃剑，男性也相应地承受了父权制社会对他们的高压和高标准。
“举个例子，当我们说女性因为生育失业时，他们可以反问女性失业了还可以让老公养，男性失业了却要养一大家子，这样的焦虑不同样是父权制下的焦虑吗？男性不也和女性一样，既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也受到父权制下承担再生产成本的压力吗？”
她的话音落毕，群里一时没人能接上话。
直到副班打破沉默，毫无立场地开始仰卧起坐：“我去，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哦，男性好像也承受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啊。”
“不过我们现在是新生辩，对面能打得这么高级吗？我感觉正方跟我们打打‘现在男女已经很平等啦，大家都是可怜打工人还要比什么高低贵贱啊’这种就差不多了……”班长弱弱开口。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先把我们能考虑到的点准备起来吧。对方没准也有打了很多年辩论的人，万一我们阴沟里翻船，就只能预赛一轮游了，”苏迢迢提醒到这儿，没忍住多说了几句，“而且在一些比较正式的比赛当中，为了使赛制趋于公平，一支队伍往往要准备同一个辩题正反双方的观点，跟不同的队伍打，这种左右互搏是必修课。”
“学委说得对，”副班长再次捧哏，“那你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反驳比较好？”
苏迢迢既然考虑到了对方这样的攻击，当然也准备了反击，很快从自己的文档里找到这一部分，加快进度解释：
“如果他们能打到这个层面的话，我的想法是去论述父权制社会带给男性的巨大红利。他们创造了这个制度、主动进入到这个制度当中，面临的焦虑一定程度上是自食其果，是红利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风险。
“我们女性则不然，我们完全是被赶进这两个机制当中、进而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因此，即便压迫两性的机制相同，都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男女在同一机制下的处境也大不相同，所体会到的性别经验是全然割裂的。”
她的话音到这儿稍稍停顿了一下，再次给她们推荐书目：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皮埃尔·布尔迪厄著的《男性统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两性的割裂和对立是父权制的基础，父权制就诞生于性别对立之上：它依靠一连串二元对立的符号和象征将两性严苛地区分开来，并借助神话-仪式这一系统，将女性置于父权制的被统治地位。
“因此父权制下两性之间深层的隔阂与无法理解，这是必然的，企图论证父权制社会下不存在性别对立、不存在性别鸿沟这种想法，就像企图论证人不是人一样，荒谬至极。”
等苏迢迢论述完这段，耳机里已经一片沉寂，每个人都听得很认真，没有一点整理桌面和摸鱼聊天的声音。
于是她喝了口水，总算露出她胜券在握时特有的语气，尾音止不住地上扬：
“把这一点打出来之后，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价值上来——在父权制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法感同身受这一事实，但这种承认是积极的而绝非消极的，这种承认是一种强调和警示，是为了让男性放下傲慢与偏见、带着审慎与谦逊的态度去倾听女性的声音，我们的高标准是在期待男女平等的真正到来。”
“等推到这个地步——”苏迢迢舒坦地往椅背上一靠，“我方观点已然立于价值高地，请问对方辩友拿什么跟我们打男性可以感同身受？”
“……”短暂的沉默过后，班长和副班长异口同声地捧哏，“学委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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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
一般来说，正式场合的辩论赛要求全员统一着正装，男生需要穿黑西装白衬衫打领带，女生则是深色的职业裙装，还要求妆容整洁，仪表端方。
但这次毕竟是新生赛，规格不高，通知里也没有服装要求。苏迢迢当天下午做完老师布置的刑法案例研习后匆匆回寝室洗了个澡，套了件朴实无华的黑T，拿气垫把凌晨两点看电影熬出的黑眼圈盖了盖就出门了。
比赛六点半开始，她跟队里的三个人约好了先吃个晚饭，之后再一块儿杀进小报告厅。
副班这几天快被三辩的质询问题折磨疯，在食堂门口一碰到她就一个箭步冲过来，率先发难：“请问对方二辩，您方今天是不是想说因为大家都是资本主义的被压迫者，所以大家都能感同身受？”
“不是这样的对方辩友，我方没有作这样简单粗暴的推定。”苏迢迢无情抬手，否认三连，一边抬腿进食堂。
“那么请问对方辩友，您方如何解释我方给出的这一数据？2019年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中显示2018年全年男性薪酬比女性高出28％，与2017相比薪酬优势上升了8.7％，如果当下的就业平等趋势向好的话，为何同工不同酬现象却愈加凸显呢？”副班伸手捉住她，一边瞄着手上的小抄一边发难。
“对方辩友，那请问您方数据的样本是否存在偏差？所谓的同工不同酬具体是指那些工作。试问同一份搬砖的工作，男性能在工地上搬五十块，女性只能搬三十块，给男性高出女性28％的薪酬难道不合理吗？”苏迢迢反问。
这个问题正中下怀，副班眼神一亮，抽出一张斥巨资彩印的资料，哇啦哇啦就开始读：“对方辩友您既然这么问了，那么就让我来好好介绍一下，我方的数据调查来自BOSS直聘研究院&职业科学实验室，我手中有其中的性别薪资分布数据，它有效验证了D-测度值的观察……”
之后跳过了一大堆统计学的专业术语，掷地有声地总结：“……因此从薪资分布上看来，高收入区间的男女薪资分化提高是带动整体薪酬差异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一数据恰恰有效印证了我方所提出的女性在职场中所遇到的‘玻璃天花板’困境，对方辩友您怎么解释？”
苏迢迢听到这儿，总算招架不住，举手投降道：“我方放弃解释，现在更想和对方辩友探讨一下晚饭吃腊肠石锅饭还是黄焖肥牛煲。”
“好的对方辩友，不过我更想去吃水煮肉片，可以吗？”副班总算回归正常。
“非常好，我方和对方辩友就晚饭吃水煮肉片达成共识。”苏迢迢总算能拎着她去窗口点单，又在照着群里另外两个人回的消息帮她们也点好了晚饭。
等水煮牛肉做好，团支书和班长总算姗姗来迟。
但可笑的是作为一辩的班长在昨天晚上开最后一次会议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说不紧张，甚至拿出了她全国英语演讲第一的底气，说到时候一辩稿绝对抑扬顿挫一字不错。然而这会儿屁股刚坐上塑料凳，就抓着苏迢迢的胳膊嗷嗷叫了两串语意不明的猿语，说自己今天早上舌头打结一辩稿怎么都读不顺，之后为了训练舌头去练绕口令，结果越练越糟，现在连平翘舌都捋不出来了。
于是晚饭全程就在班长的——“怎么办我好紧张”“现在已经跟我体测跑八百米一样紧张了”“到时候辩论打到一半是不是不能去上厕所啊”“救命救命要是对面四辩一下子把我撂倒了怎么办”——的碎碎念中度过，最后除了苏迢迢之外，剩下的三个人都成功地被传染上赛前焦虑，只能相互搀扶着走出食堂，前往小报告厅。
前两天已经打过两场新生赛，报告厅的擂台这会儿已经收拾得相当规范，正反双方各有一张长桌，摆成八字形，中间夹着主席的席位，背后的投影屏也已经亮了起来，上面加大加粗地打上了今天的辩题——
女性的职场焦虑，男性能/不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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