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官路

　　中国是个官本位较重的国家,市长中大抵上有四个级别:正省级、副省级、地厅级、正县级。
　　其中最主要成份是地厅级市,约占80%左右,这一部分真正体现市级的特点,而正省级市是中央直辖市,它的职能和运行模式更多的是省一级的特点。副省级市一般是省会城市，数量不多。正县级市则基本上按照县级模式运行,只是改一个名称而已。所以地厅级市的市长是最正宗的市长。
　　我任江东市市长第二年,是国家改革开放进入新一轮高潮的时期。小平南巡谈话发表之后,改革的春风再一次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江东市也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在"五个一项目"的带动下,一大批大大小小的项目象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在中国官场上，历来有个说法: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为了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消除上述错误观念。我利用政府常务会、现场办公会、项目协调会、开工动员会等场合,不失时机地向各级官员灌输了三种理念。第一,当官就必须做事,不做事的人不配做官。第二，任何官员工作上的失误都可以理解,唯独不干事的官不能理解。第三，大家放开手脚工作,有成绩归功于大家,有问题主要由我市长来承担。
　　我不仅这样说,而且即刻付诸行动。那年5月份,江东市暴雨成灾,很多临江的企业和村庄被洪水淹没。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洪灾造成的损失，市委市政府决定动员全市上下所有力量投入到抗洪救灾之中，市直机关各部委办局和各城区干部全部出动，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任务到点，责任到人。
　　我带着一个检查组下去检查，竟然发现有些局挂空档，只受领任务，不具体抓落实。市文化局、城建局、交通局、供电局、市容局等单位，参加救灾的人员不到编制人数的一半。市教育局有个副局长带着三个科长，借着指导抗洪的幌子，躲到一所学校的校长室里打牌。我将此情况向□□作了汇报，并建议处理相关局的领导，书记采纳了我的意见，立即召开常委会研究，对上述在抗洪救灾中表现消极的5名局领导给予了警告处分，对在抗洪一线打牌的教育局副局长钟小林和三名科长给予了降职处分。并召开了全市处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先宣读了处分通报，让当事人上台作了深刻检查，然后由我作了题为“干部不干事就是最大的错误”的专题讲话。这一举动触及了干部的神经，大家都意识到在官场上不能再随随便便混了，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占着茅坑就得拉屎，否则，就不配做官。
　　奖优罚劣是激励各级官员干事创业的重要手段，也是古今中外成功的管理者的共同招数。我建议市委研究出台一套干部管理的实施细则，要求所有的干部依据细则，对照自己的工作岗位，制定工作的具体量化指标，经上级主管认可后打印上墙，每年按此细则指标检查考评各级各类干部。做到每个干部干什么、怎么干、干好干坏怎么办，都清清楚楚地挂在各自办公室和主管人员办公室的墙上，便于落实和检查。
　　有管理经验的人都知道，制度和规定很重要，但比之更重要的是人的激情和干劲。人做什么事，如果没有一股热情和干劲，是很难做得好的。
　　我把我管理的对象细分成五个层次：一是副市长们，他们整天围着我转，如同紧靠原子核的最内层电子，是我的直接帮手。二是各个职能局的局长们，他们是职责很明确的部门，是政府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是第二层电子。三是以副局长为代表的其他处级官员，他们不是法人代表，但都有一定的经验和专长，有较好的专项工作执行力，是第三层电子。四是其他公务人员，他们工作靠近最末端，常与群众面对面，做最具体的工作，是第四层电子。五是普通市民，他们是最外层电子，是我们管理的最末端。如同原子结构力学原理，越接近原子核的电子越好控制，而处于最外层的电子最容易摇摆不定，甚至脱离控制。
　　我重点是控制好距离最近的副市长们和部分重要职能局的局长们。副职的积极性是比较容易发挥的，关键是要会做工作。我通过观察发现，所有的副职都有一些共同的需求。希望得到主官信任；希望得到主官的重视和支持；希望有较多的自主权；希望所作出的成绩能得到主官的肯定；希望出现失误时得到主官的谅解和宽容。核心的是要求主官对他们放心放手放权。我尽可能做到这些，让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自觉地开足马力工作。
　　我亲自抓的“五个一”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指挥小组，由一名市政府副市长，加上副秘书长和局长若干人组成。尽管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我，但项目完工后，在庆功表彰会上，我都是把功劳统统归功于他们及所有的建设者们。这一姿态，使大家深受感动。
　　常务副市长关晓林时年36岁，是武大经济系的高材生，曾在基层和机关任过职，当过秘书、科长、镇长、组织部长、县长、县委书记、市政府秘书长。有知识，有经历，有能力，也有干劲。但由于年轻得志，仕途看好，干起工作来反而变得谨小慎微，生怕出错，影响自己的前程。
　　为了让他打消顾虑，轻装上阵，我专门找他深谈了一次。那天我约他到办公室，两个人从上午8点谈到了中午12点半，足足谈了4个多小时。话题涵盖了工作、生活、家庭情况、成长历程、兴趣爱好等等。通过谈话，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是伯父一家将他带大，直至送他上大学。所以他对伯父伯母一家非常有感情，尤其是对他的伯父关伟中特别敬重。关伟中是江东一带很知名的学者，曾经在建国前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后任江东中学的校长、地区教育局局长。因为经历过世事桑苍，一辈子说话做事都很小心谨慎，这一点对关晓林影响很大。
　　按他的说法，因为从小父母早逝的原故，他性格比较内向，从读小学开始，不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很刻苦很用功，做事比较有主意，成绩一直很优异，得到邻居、领导、同学和同事的好评，所以他尽管是孤儿，但成长的路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受到过大的挫折，也没有吃过大的苦头。从政以后，伯父对他的影响是无人能及的，很多的执政理念是从伯父那里学来的，其中有很多是终生受用的精华，但也有一些观念不太和时宜，因而造就了他有时谨慎有余，闯劲不足的性格特征。
　　我把我的情况也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包括当了几年兵没有实现军官梦，出现过短暂的人生迷茫和低落情绪。我重点讲述了我的奋斗经历和为官理念。表明了我的立场和态度：做什么事不做则已，做则要尽可能做到最优。最崇拜敢作敢当的官，最看不惯瞻前顾后的人。
　　我们的一番谈话，对关晓林触动很大。他主动向我承认，过去自己为官处事的观念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为了避险求稳，他说：“其实，我也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只是近些年来官当得顺了一点，想法也多了一些。以为平平稳稳有官当，没有必要太露头冒风险。以后我一定要重新理清思路，跟着赵市长放手大干一番。”
　　我说：“咱们有机会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按佛家的说法，这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缘，我们要好好珍惜，连起手来干一番有益于江东父老的事业。”
　　我进一步申明我的观点：“人在官场怕担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因为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事，本身就是为别人排忧解难，象战场上的工兵，你的任务是排雷，排除地雷有风险，那是一个人的风险，但不排除地雷更有风险，那是整个部队的风险。只有认真担起责任来，才可能把各种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我鼓励他今后大胆地干大胆地冲，只要是工作中的失误，有什么问题由我来承担。他说：“有市长这句话，我一定甩开膀子工作，绝不辜负您的信任。”
　　我还亲自出面宴请他伯父吃饭，提出了我对做人做官做事的一些观念，请他点拔，同时还讨教他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高见，他看到我的态度非常的诚恳，动情地说：“看到你是这样一位有素养的谦逊的市长，使我看到了江东的未来，我一辈子为人保守低调，图的是个人的平安，赵市长是干大事的人，林儿跟着你干我放心，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你们年轻人是应该好好解放思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从此以后，关常务象换了一个人，开会敢讲话、敢表态、敢拍板，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靠前指挥，敢抓敢管，一些原来习惯于慢节奏的局长，被他公开点名批评。大家对他一下子刮目相看。
　　他抓的工作中，大抵上都是一些涉及全局的重大项目，为了确保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质量，他经常卷起铺盖住到工地上，有时一住就是个把月，很多他主持的会议就在工地的工棚内召开。在他的带动下，政府其他副市长也都动了起来。平时政府大楼内除了值班室值班员、保安和保洁员，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不知情者，以为政府上下班不正常，知情者都知道政府的领导和办公室人员是在现场忙碌，靠前指挥，具体组织落实。
　　关晓林的积极性发挥到了极致。多数工作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但其中有两件事没有如愿。一件是市物资公司的旧房改造项目，由于拆建工作操之过急，引发了一些职工聚众上访，有个别职工甚至上访到省城到北京。此项拆建项目政府分工他具体抓。因钉子户较多，正常拆迁工作难度很大，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项目建设，关晓林十分着急，亲自坐镇指挥，他明确规定里面的住户限时3个月必须搬迁，逾期不搬者，政府将采取强行手段处理。一百多户人家，绝大多数都支持政府的行动，但是有10多户居民年纪较大了，任凭你怎么做工作，就不愿意搬迁。
　　关晓林叫工作人员落实好这10几户人的过渡安置房，然后采取专人包户的办法，强行帮助他们搬迁。这些人不服，到处上访。另一件事是他主抓的城中区立交桥建设项目，由于赶进度，完工验收时发现局部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翻工需要2个月，同时还要增加几百万的费用。施工方认为政府给的工期太短，催得太急，所以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出现这两个问题，关晓林很内疚。我经过全面了解情况后，没有责怪他。在常委会上我为他作了说明，而且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
　　在一次闲谈中，关晓林动情地对我说：“我参加工作快二十年了，跟过不少的领导，但我觉得跟您干感觉特别的带劲，有信任感、有安全感、有成就感，以后我就是您的马前卒，有什么急难险重的事，您指路，我冲锋。”
　　我说：“谢谢你，我们是同事，凡事要同甘共苦，有你这样优秀的得力干将，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江东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一个城市有很多副市长，但常务副市长位置特殊，把常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作为市长肩上的担子就会显得轻松很多。关常务把政府的各项事务都考虑得十分周全，抓落实很到位。我任市长的第二年，基本上不用陷入具体事务之中，可以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外地参观学习，谋划一些带全局性的事情。
　　这期间我带着一个考察组，走访了全国十几个大中城市，集中考察他们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经验。中国的城市千差万别，有的城市有一两千年的历史，有的城市则刚刚兴建，建筑风格有传统的王城格调，也有现代的摩登时尚。走一圈下来，大开了眼界，吸收了这些城市的许多有价值的元素，为进一步提升本市的建设品味和管理档次，提供了许多重要参考。
　　我还组团到了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多个国家考察访问。所到之处，我重点考察了解他们的城市建设风格和管理方法。回来后，我将这些国家城市建设管理好的东西整理出来，有选择地在本市借鉴推广。
　　新建的时代大广场、休闲步行街、万人欢乐谷、山水动漫城、民俗歌剧院等都或多或少吸收了国内外其它城市的相关元素。
　　作为一个市长，如果整天都陷入具体事务之中，那一定是当不好的。只有跳出繁杂的事务，才能静下心来谋划全局性的工作。但这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你的副职们要很能干，而且又很愿意为你分忧。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放手，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政府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下。
　　给副职权力也很有讲究。有的人有的事可以充分放权，有的人有的事可以部分放权，有的人有的事不能放权。这就看你平时对副职的了解情况和控制程度。一般而言，副职干部中出身于机关的人，大多涵养较好，做事谨慎细心，但缺乏魄力；而出身基层的人，大多性格粗放，做事雷厉风行，但容易出格。
　　当时的政府班子中就有这么两个经历不同，性格迵异的副市长。一个叫□□，他是典型的基本干部出身，当过村支书、乡镇长、县里的局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一级一级走上来。他性格豪放，干工作风风火火，爱表态爱拍板。另一个叫高小雄，领导秘书出身，他跟随的领导，当过县、市、省的主官，领导对他很器重，走到哪带到哪，直到老领导从省人大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才把他放到省政府办公厅当副主任，一年后，又下到本市任副市长，他嘴巴很紧，讲话含含糊糊，让人难以琢磨。
　　对这两个副职我区别对待，发挥他们的长处，避开他们的短处。同时，我还亲自考察，给他们搭配了可以互补的副秘书长，跟□□的副秘书长有机关工作经验，文笔好，心眼细。跟高小雄的副秘书长当过常务副县长，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样既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又能有效地弥补了他们的不足。
　　我将一些声势大参与人数多的大活动交给□□来组织，他总是抓得有声有色。开发万亩林场是当年江东的一项重大建设项目，需要统筹规划，发动群众开展大会战，我把这项任务交给□□，由他全权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他迅速组成工作班子，把任务分工到县区，实行军事化管理，夜以继日地战斗，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开发出了江东市面积最大的林场—江东生态林场，共占地12000多亩，种植有上百种的生态林木。现在江东林场已经成了江东之肺，同时又是江东的一道绿色风景线。
　　政府一些需要总结推广的工作经验，一般我都交由高小雄去完成。文字功底是否深厚，不是靠吹出来的，这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功力。而且这种功力有时候显得非常的重要。这方面是高小雄的强项，把任务交给他，他也十分乐意接受。每年省里召开的各种经验交流会，就材料而言，我们江东市肯定是第一的。有观点，有内容，有新意，为江东增了不少的光。就是工作上偶有失误，需要写检查，也少不了借助他这个大手笔。那年七月份，本市连下暴雨，多处山洪暴发，春阳县一座铅锌矿尾矿池泄漏，造成下流江水污染达100公里，省里主要领导批示，要我们作出深刻检查，并强调要实行问责。我把写检查的事交由高小雄来完成，他用了3天时间，代表市政府写出了一份上万字的深刻检查，把江东铅锌矿企业的由来，对经济拉动的贡献，以及生产管理存在的漏洞，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企业整改措施等一一阐明。
　　其中最关键是他通过引述专家的观点，说明这场洪水灾害是空前的，是江东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言下之意就是尾矿泄漏事件主要是天灾造成，是人力难以抗拒的。
　　但他没有这样表述，而是从主观方面分析，政府对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出现的极端天候缺乏预见性，对环保投入存在滞后问题。并提出了“天灾不可控，但天灾可防”的观点。检查送上去后，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检查很深刻，此事故主因是天灾所致，江东市能主动从自身找原因，并注意举一反三、亡羊补牢，这种敢于负责敢于承担的精神值得提倡。望全省引以为鉴，加强安全生产排查，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一件本该问责的事，因为检讨写得好，结果轻描淡写通报一下就完事了。可见，在官场上笔杆子有多么重要呵。有诗为证：
　　笔走龙蛇似轻巧，
　　淡浅墨迹胜大刀。
　　百般利器不入列，
　　功名成败能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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