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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药学人的《我不是药神》观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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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简介:药学人看《我不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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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类型: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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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属系列: 无从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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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出版: 尚未出版(联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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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药品强制许可,最后的救命绳?

作者:西西里弗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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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药学人看完《我不是药神》所思所想(影评)

      《我不是药神》:药品强制许可,最后救命绳?
      
      作为中国近十年豆瓣评分唯一过十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口碑票房双爆棚,掀起一大波观影热潮。
      
      电影改编自「中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的故事,因为自带现实背景,又对准敏感药价问题,话题讨论量节节攀升,药品价格、专利保护、患者生命又一次站在矛盾聚焦点处。
      
      电影主人公程勇,通过从印度代沟治疗慢粒白血病神药格列卫,拯救了成千的白血病人。
      
      服药成本从原研药四万人民币/瓶降低到印度仿制药的五百/瓶,近百倍差价,足以让任何有求生欲望病人及其家属铤而走险。
      
      电影中药贩子成了救世主,跨国制药公司则是傲慢无礼、力挺高昂药价的大反派。
      
      制药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大众不会体谅其数以亿计研发成本,只会谴责他们为榨干病人最后一丝生机的吸血虫。
      
      部分观众甚至会提出疑问,“同是发展中国家,同为WTO成员,为什么印度政府可以允许生产销售专利保护期仿制药,而我国不可以?”
      
      [原研药为什么贵]
      从成千上万化合物中筛选具有药效的化合物,经过一系列复杂研发过程,通过临床实验,最后上市,一个新药诞生的成本往往数以几十亿计(单位美元)。
      
      《我不是药神》中原型药物是格列卫,一种诺华公司耗时几十年耗费41亿美元研发成本,制造出来治疗慢粒白血病的神药,在此之前该疾病无药可用。
      
      而新药专利保护期只有二十年,保护期从拿到专利便开始计算,上市还需要一段时间延迟,也就是说制药公司享受新药专利权时间只有短短6-10年。
      
      在此期间,他们不仅要将中彩票般成功概率的新药研发成本收回,还需要cover掉其他失败原研药研发成本,最终作用于患者的药价可想而知。
      
      在全球药学界,新药诞生基本在各大跨国制药公司,素有“药界黄埔”之称的中国药科大学建校至今,拿到新药本子屈指可数。
      
      新药研发是一场资本推动的盛宴,参与者要么功成名就,要么尸骨无存。
      
      [印度为什么有便宜的仿制药]
      
      鉴于印度整体经济水平,印度政府专利制度比较特殊,尤其在药物方面,专利法对药物只承认其制作工艺,并不承认其化合物,也就是说只要保证制药过程中工艺不同,最后拿到的API(活性物质)类似物,即仿制药,专利法承认并保护。
      
      同时,在印度,无论原研药专利是否处于保护期,都允许该药品直接被仿制。
      
      2005年,在强大国际压力下,印度同意了世界通行的药品专利规则,但它也巧妙利用了该专利法中的一条重要规则——强制专利许可。
      
      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政府依照专利法规定,不经专利权人同意,直接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专利的一种许可方式,又称非自愿许可。
      
      2012年,印度首次行使强制许可权利,仿制德国制药公司拜耳公司用于治疗肾癌和晚期肝癌的抗癌药物“多吉美”。
      
      这是印度首次针对抗癌药物实施强制许可。
      
      印度通过强制许可,绕开耗时耗费的药物研发过程,省去药物专利授权费,保证药效同时大幅降低药价,在保障生命健康符合人道主义方面,这种“拿来主义”无可厚非,但就知识产权而言并不光彩。
      (就是作风比较随意)
      
      [药品强制许可]
      
      2001 年,《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允许WTO 的成员国在遭遇公共健康危机,实施对于药品的强制许可,即可以仿制处于专利期的药品。
      
      基于此,2005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规定强制许可适用情形为导致公共健康问题的传染病,包括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其他传染病“。
      
      抗癌药显然不属于这一类。
      
      [救命绳?]
      
      2014年2月,埃博拉疫情在非洲几内亚爆发,局面急速恶化,造成世界性恐慌。
      至2014年底疫情宣告基本结束,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8万例感染者,将近8000余人因为感染埃博拉病毒不治身亡。
      
      埃博拉病毒并非极易变异病毒,按道理说疫苗和治疗药物在第一次爆发至今半个世纪中,应该早已出现,但现实并非如此。
      
      2014年11月底,美国才宣布首个埃博拉疫苗成功通过临床试验,很难说这一切与制药企业无利益驱使毫不相干。
      
      市场虽大,但非洲国家经济基础差,市场收益难以覆盖疫苗、治疗药物的研发成本,制药公司即便研发成功,在药品售价上也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口诛笔伐,吃力不讨好。
      
      在专利强制许可下,制药公司利益保障困难,数以亿计研发成本为他人做嫁衣,资本逐利而行,没那么无私伟大。
      
      此情况下,我国将药品强制许可权利限定为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及其他传染病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且强制许可作为杀手锏,在与跨国药企谈判时,在药品生产权和定价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主动权,迫使其大幅度降低药价,又不影响研发积极性。
      
      不可否认,经济利益才是新药研发最强大的驱动力,一旦药品的专利强制许可被滥用,新药研发将会陷于极其尴尬的地步,面对疾病我们将无药可用,毕竟有原研才会有仿制。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由于某种不可名状的原因,将高药价的锅简单粗暴甩给原研药企,着实是让我们这些从事药物研发工作的小砖头们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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