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在修仙

作者:蜀山卧月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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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崔姓是否出自魏晋时北方第一高门?


      简单来说,有一部分是。

      据《晋书》记载,公元318年,鲜卑慕容廆(wěi)袭辽东,时任东夷校尉、平州刺史的崔毖率族人逃到高句丽。

      崔毖是曹魏名臣崔琰的曾孙,属清河郡之望族。三国时期,正是因为崔琰被曹操征用,才使得原本名望不及博陵崔氏的清河崔氏迅速崛起。

      到了北魏,清河崔氏出了一个效忠鲜卑政权的崔浩,他在魏太武帝指示下“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也就是参照魏晋门第,根据本朝官爵高低区分姓氏高下。

      鲜卑贵族八姓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其汉化之前对应的鲜卑姓氏分别为丘穆陵氏、步六孤氏、贺赖氏、独孤氏、贺楼氏、忽忸于氏、纥奚氏、尉迟氏。

      汉人之中,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称四姓。郑、王不及崔、卢,卢又不及崔,清河崔氏自此可称北方第一盛门。
      东魏时,清河崔氏的崔悛还对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博陵崔氏)、赵李(赵郡李氏)何为者哉!”

      崔毖是清河崔氏一脉根正苗红的子孙,他率族人徙居高句丽,于斯繁衍生息,自然便是如今朝鲜、韩国境内许多崔姓人的祖先了。

      魏晋南北朝高姓101

      ①源流:东汉的世家大族

      两汉时期通过察举制和征辟制选官,即以儒家道德为标准自下而上推举,或自上而下征召聘用。除此之外,还有允许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任用子弟为官的任子制。
      任子制不必说了,察举制和征辟制也逐渐为官僚系统利用,成为发展本门势力的工具。所谓举孝廉,早有高官贵戚写推荐信给地方官吏,使自己的门生亲故得以入选,由此推行私恩,壮大门第,终成世家大族。

      比如《后汉书》中记载道,河南尹田歆对外甥说:“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他有六个孝廉的名额,其余都被上头指定了,只剩一个他可以自决,希望找到一位真才实学之士报效国家。

      袁绍属汝南袁氏,杨修出自弘农杨氏,荀彧出自颍川荀氏,此等皆是望族。

      ②发展:禅代之际的新出门户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便是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到了朝代更迭之际,也难逃沉落凋零的命运。
      首先是曹操在建安年间颁布惊世骇俗的求才三令,彻底否定旧有的选官标准。

      曹操的气魄你们懂,他不仅以萧何、曹参的出身为例,说明门第阀阅不足为凭,还将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吴起作为正面教材,向天下昭告我曹丞相要的是人才,儒家道德都是狗屁。
      曹魏的政策,是对东汉末年吏治腐败的一种纠正,也与其本身的阶级属性相关。曹操自己并非出身高门,没有彼时那些世家大族自相标榜的德行素业,也鄙视他们竞以奢靡相高的腐烂家风。

      重刑名、扶持寒士并抑制豪强的曹氏当权,对以儒学自矜且田产大大滴多的世家大族来说,是一种打击。于是有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司马氏反扑成功。
      然而时代终究变了。
      从汉到魏,从魏到晋,剧烈的政治动荡使得各大世家的地位有了沧海桑田的迁转。可以说,魏晋士族对东汉世家的承接,只是一种大体模式的延续,其具体成员多半已更新换代。
      东汉世家大族靠征辟、察举等选官制度与广收门生、讲经传道的文化手段坐大;魏晋士族则倚赖乱世经营与精明站队得势,在文化上由儒入玄,靠“清谈”获得社会声誉。

      举例而言,田余庆先生认为,在东晋一朝,高门之中有汉朝渊源的仅谯国桓氏、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且琅琊王氏真正开始显达不过是在曹魏年间,谯国桓氏之后桓温则因政治原因甚至不敢自认祖宗。
      至于盛极一时的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即“旧时王谢堂前燕”之“谢”),都是那个年代的“新出门户”,受到旧族的鄙夷。只是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到了南朝时,新门户也成了旧门户。

      ③分流:一路向南,和留守北方

      东晋朝廷倚重新出门户,是因为在朝廷播迁过程中,被迫迁徙的世家大族被连根拔起,容易失落原有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南渡早的,或可抢占先机;南渡晚的,则难免“婚宦失类”。所谓“婚宦失类”,指的是结了不门当户对的婚,做了与门第不符的官。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耻辱。
      如出自弘农杨氏的杨佺期,因渡江晚且“婚宦失类”而被看不起。原本弘农杨氏属渊源久远的旧姓大族,其历史上的地位超越其他江左著姓。

      与之相反的是,留守北方的高门大姓选择建筑坞堡,聚族而居,依违于风水轮流转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并在鲜卑人的汉化政策中得利。之前提到的清河崔氏即是一例。
      虽然崔浩得罪鲜卑贵族后被诛九族,范阳卢氏亦受到牵连,但“五姓”的影响力至唐朝不绝。“五姓”即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因李、崔各有两个郡望,又称“七姓”。

      ④尾声
      贞观年间编纂《氏族志》,初稿以黄门侍郎崔民幹为第一,太宗看了就火大,诏令重修。于是以皇族为第一,外戚次之,崔民幹第三。

      以历史大势观之,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主流是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和君权,在此大方向下,自然不允许士族固结权位、形成世代相袭以至威胁君权的政治集团。

      所以唐朝“七姓”以魏晋南北朝时的“冢中枯骨”自重欺人,只能是一时的骄矜。若家族中无近代显宦,终究会被后来居上的轻薄进士踩在脚下。这是皇权发展的必然,或者也可说,是一个社会层级流动、保持活力的需求。

      “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
      ——李世民

      放眼大历史,哪有什么姓氏差劲到五千年寂寞无闻?人人都是英杰之后,这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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