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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为什么厌恶苏轼兄弟？
王夫之在《宋论》中解析了宋朝积弱及败亡的原因，指出祸源在于开国宰相赵普希太祖忌惮武将之意而定下抑武重文的基本国策，导致宋在疆场上时常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况；萌芽于仁宗急于求治而命大臣条陈政事，启反复无常的改革之风。其后任用小人推行变法从而使得朝堂上党派交争的王安石固然难辞其咎，但反对变革的“苏轼兄弟之恶”也颇为昭著——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其实作为一个苏黑，王夫之对苏轼的厌恶是全方面的。
都说黑林志玲不能黑林志玲的身材，黑刘亦菲不能黑刘亦菲的长相。王夫之黑苏轼，竟能从苏轼的文才黑起，真乃黑得出人意表，黑得让人猝不及防。
他在《姜斋诗话》中写道：“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特以微言点出，包举自宏。太白乐府歌行，则倾囊而出……要至于太白止矣。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为苏子瞻，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
李太白以汪洋恣肆之才尽现汉人高格，他是能驾驭汉人境界的底线。一失而为白居易，再失而为苏东坡——因胸怀局促而乱节狂兴，其作如枯花败叶，不足称道……单以诗歌而言，苏轼的成就固不能与李杜比肩，但若连他的诗作都被视为不入流的话，那论诗坛英秀，五代以后还有人吗？
除了诗写得不行，王夫之觉得苏轼的生活作风也很有问题。
《宋论》：“……东坡巾，东坡肉，争庖人缝人之长，辱人贱行之至此极乎！”
苏轼的确对烹饪小有研究，在与其弟苏辙异地为官的数年间，他总不时在家书中提到自己的烹饪心得。虽然有时候他酿的酒会把自己喝坏肚子，但一道名菜“东坡肉”毕竟流传至今，算是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做出了贡献。这点个人爱好听起来无伤大雅，何况许多烹饪技术的发明还是戴罪贬官期间的苦中作乐，然而王夫之就是看不惯。
其实王夫之鄙视苏轼亲自下厨的生活情趣，跟批评他诗歌中“乱节狂兴”的浪漫风格，是出于同一个原因，那就是苏轼太过“率性”。
（苏轼兄弟）轩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伪也。”伪之名自此而生矣。于是苟简卑陋之士，以为是释我之缚而游于浩荡之宇者……群起以攻君子如仇仇，斥道学如盗贼，无所惮而不为矣。（《宋论》）
王夫子是主张君子必须严于律己的，且这种自律几乎要达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淫声冶色之必远也，苞苴贿赂之必拒也，剧饮狂歌之必绝也，诙谐调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琼、流连昼夜之必不容也，缁黄游客、嬉谈面谀之必不受也。"
远声色，拒贿赂，这没什么可说。酗酒伤身乱志，戒之也未尝不可。但诙谐调笑都得禁绝，跟道士僧人谈谈人生都不行，想来就算东坡再世，也难以被王夫之的这套标准说服。
不过王夫之的谴责也并非全无道理。苏轼是当朝大公知，一言一行都有人效仿，然而他似乎没有那种为成为合格的士人模范而有所收敛的自觉。年轻时、贬官时还自罢了，元祐年间回朝为官时年岁已经不小了，还因细枝末节的事与程颐交恶，从而加剧了蜀党洛党之争，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过愆。
程颐死板的性格自然没有苏轼讨人喜欢，但正如牟宗三在《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中引姚汉源先生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的生命形态是“体经而用经”，虽不善变通，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们可以承担起立教的重任。……“立人道之常，立人道之极，他们的责任就是如此。”
苏轼嘲讽程颐，以自己率性任情的人生态度为“诚”，以对方认死理的精神信仰为“伪”，这样的言论恐怕确有欠妥之处，但一般人大概觉得苏轼只是生性浪漫、爱开玩笑，不是真有嫉恨君子的恶意。王夫之则谴责苏轼间接导致了后世（南宋孝宗、高宗时期）以程氏之学为“伪学”而明令禁止，如此伤化败俗，他真恨不得将三苏著述焚烧殆尽而后快。
眉山之学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祸讫于人伦，败贻于家国，禁讲说，毁书院，不旋踵而中国沦亡，人胥相食。呜呼！谁与卫道而除邪慝，火其书以救仅存之人纪者？不然，亦将安所届哉！（《宋论》）
另外，王夫之可能讨厌一切宋朝的言官。
宋朝的言官制度与唐朝有一重大区别，那就是唐朝的言官是宰相的手下，理论上只绳纠天子而不弹劾宰相。宋仁宗则将言官（台谏官）体系独立出来，使其与宰相对立。从此宰执与台谏势成水火，议论沓兴——交相为战的后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但双双贬官之后往往又会被再度启用，于是朝臣荣辱进退无常，贬官者不以为耻，任事者难终其志，是为仁宗政乱之由。
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曰：“使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呜呼！宋以言语沓兴，而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
国是不可遽定，秉政需有长谋，所以宰执大臣尤需久任。然而“宋自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且不说君子去位后由小人继位，即便是以君子替君子，萧规曹随者能有几人？多半会把前任未竟的事业葬送。新上位者亦不能自安，心知宰执之位难以久留，只能急不可耐地推行新政，结果是欲速而不达。
根据舆论进退大臣的后果如此严重，宋主依然喜欢看到言官与宰执大臣的纷争，何故？王夫之认为这跟猜忌武将是一个道理，不过是以此敲打宰执，使之无法对君权构成威胁罢了。苏轼兄弟曾参加制科考试，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看科名就知道人主对这些考生的期望何在了。发议论本是文人的擅长，苏轼兄弟更因文采过人而成为当中领袖，这是王夫之最为厌恶的。他认为文人上书陈利病之言不仅无足听取，而且听之有害。他们或以一己之闻见想当然地指天画地，或承风希旨以兜售奸谋邪说，其结果必然是病国毒民，使得本就因官无定守而紊乱不堪的宋朝政局雪上加霜。
李沆有名言曰：“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无视一切公知的纸上谈兵，不以廷臣的议论黜陟大臣。处高位独任自决而不抱团结党，临天下乾纲独断而不耽于受谏之虚名，这是王夫之推崇的宰臣与天子风度。
至此，王夫之可说是从诗歌水平、个人修养和政治作为三方面全盘否定了苏轼兄弟。他说得都对吗？
苏轼天真率性的性格从他传世的作品中便可见其端倪，但苏辙却是恬然无欲、沉静忠厚的典型，被一并斥为浮薄谑浪之徒纯属躺枪。另，身为言官自然要尽言官之职，眼见新法之弊难道要默然于心而不陈其害？君子所见略同是否就要三缄其口以避朋党之嫌？船山也是太苛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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