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三国

　　豪门，很多人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下意识的认为豪门就是讲排场，讲地位，生活奢靡，醉生梦死，代表腐朽的那种人。这其实是片面的看法。就专制社会而言，豪门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专制就有等级，有等级就有资源占据方面的集中，就不可避免会产生豪门。豪门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至于说腐朽，只是豪门中部分人或某个阶段的表现，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王朝与豪门的关系非常微妙，建设什么样的豪门往往决定王朝的体制，也决定了这个王朝可以走多远。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广义上人们认为这是同一个王朝的两个片段，实际上西汉和东汉的政治、经济体制大不相同。
　　西汉建国初期，致力于把皇族变成最大的豪门，而不仅仅是专制的代理人。为此汉高祖大力打击异姓王，白马之盟中确立“非刘姓不得封王，无功不得封侯”这一强化家族豪门地位的制度安排。与此同时，齐王刘肥（刘邦庶长子），吴王刘濞（刘邦之侄）等宗王势力不断扩大，他们不但广有封地和人口，而且拥有很多特权，如采矿、产盐、制钱。
　　后来产生最大问题的恰恰是宗族，“七国之乱”的爆发就是明证。从此西汉开始采取限制宗族势力，打击豪强的政策，这一点在汉武帝时代表现更显著。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思想上独尊儒术，另一方面推进“推恩令”，把大的诸侯国化整为零，从此不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我们说政治权力其实就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专制体制的完全胜利是另一种平衡关系确立的契机，因为专制也必然会分权，通过分权来提高政权运作的效率。就有一批在权力下的受益者，如外戚和宦官，从成帝以后，外戚的兴起并确立了主导地位，西汉最后也亡于外戚。
　　东汉的建立与西汉完全不同，西汉是乱世的被动选择，而东汉是乱世的主动选择，怎么理解？王莽建立的新朝让人们思念汉朝，刘姓皇族的刘玄、刘演、刘秀、刘盘子，冒名成帝之子的郎中王郎都因此乘势而上。
　　虽然东汉从皇帝到将相草莽气息多一点，但当这个政权稳固下来后，新的豪门不可避免的产生，依附于这个王朝。
　　这其中，少不了外戚。章帝的外戚窦氏，顺帝的外戚梁氏都曾兴盛一时，甚至主导了废杀皇帝。
　　这其中，也有宦官。以桓、灵二帝之时最为权重，桓帝甚至一日之内封五个宦官为侯，而灵帝对十常侍的宠幸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其中，也少不了世宦大族。几代大官，几代封侯，人数不多，却是时代造就的豪门，这里就有袁绍家族。而东汉中后期以后，由于皇族凋零，皇族的力量在削弱。
　　东汉中后期明显走出了一个豪强的时代趋势，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当然惯性往往被视为物理术语，但用在政治、历史方面也是成立的。既然豪强政治走出了趋势，那么这么多优秀人物，难道就不能将它颠覆吗？我认为是可以的，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统治者本身必须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其次他和他的子孙必须为纠正这一趋势保持延续性。其三，必须构建新的体制来替代以往的体制。有机会这么做的，我认为从三国时期到唐朝四百年间有三个：一、曹操和他的子孙。二、刘裕和他的子孙。三、杨坚和他的子孙。
　　很明显，宦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豪门，因为他们完全依附皇权，没有任何独立性，他们的官位、爵位也不具有延续性，权力止于自身。
　　外戚的势力也与宦官类似，高度依附皇权，皇帝换了，外戚或被灭，或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东汉末代外戚何进死于宦官之手后，外戚势力也烟消云散。
　　唯有世宦大族因其不与皇权冲突而保有豪强的利益。这其中的代表是袁绍、袁术所在的袁氏家族。这是一个跨越百年的豪门。
　　当时的人们提起这个豪门的时候，都会用“四世三公”来形容。通俗的说法是四代人里出了三公的人物。其实加上袁绍，应该是五世三公。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汉时候，张汤、张安世家族的九世封侯，一样的荣耀，不同的表现。东汉的三公指“司徒、司空、太尉”。
　　袁氏有一个从新豪门到旧豪门的演变过程。袁氏“四世三公”的开创者是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他从下层官吏做起，一直做到三公之重的司空、司徒等高官。袁安为官清政严明，与东汉初明章二帝以法治国相契合，故能得到重用。汉和帝时，外戚专权，袁安不畏权贵，多次上书直言，甚至敢于弹劾当权的窦氏，虽然被忌恨，但因其节气高尚，窦氏无法加害。袁安的三个儿子，除第三子袁敞后来官至司空外，长子官至骑都尉，次子官至蜀郡太守。
　　这个家庭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官至县令到袁安官至司徒，再到袁安的儿孙多为高官显贵，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而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袁安。袁安的后代中，除了进入“三公”之列的三子袁敞，孙子袁汤，曾孙袁逢、袁隗，玄孙袁绍外，还出了太守、郎中、光禄勋、国相、中郎将、太仆等中高级官员多达十一人。也就是说袁安开始，袁氏出了十七个中高级官员，这个豪门基础不断夯实。如果不是被乱世中断，袁氏完全可能走的更远。
　　我们也要看到袁氏的兴起与东汉的政治生态是密切相关的。开始的时期，袁氏以清流的姿态出现。但到了袁逢、袁隗之时已没有当初的锋芒，变得谨慎隐忍了。这个豪门也从东汉中期的新豪门变成东汉后期的旧豪门。这在重要事变时表现尤为明显，以袁隗为例。
　　袁隗是袁汤之子，袁安的曾孙。官至司徒、太傅，实际上他也是汉灵帝的托孤大臣之一，另外一个是何进。我们可以看到袁隗在其中不敢发挥自己的作用，前期不敢制约何进代表的外戚势力和十常侍代表的宦官势力，后对专权的董卓附和，已没有了当年袁安、袁敞等人正直不阿，勇于斗争，不惜一死的社会担当。他的忍辱退让并没有换来他所希望的家族平安，也没有能保住家族的既得利益，后来他本人被董卓杀害，连同留在长安的家族被灭。
　　为什么当年铮铮铁骨的袁氏变成唯唯诺诺，望风使舵，不再有社会担当和正义精神的旧豪门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一、东汉的总体政治生态决定的。东汉从光武帝的休养生息到明章二帝的治世，以法御下，再到和帝以后幼儿政治时期的外戚、宦官的干预朝政。清流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有两次“党锢之祸”，很多豪门选择了旁观或妥协，袁氏也不例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其豪门地位，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豪门的棱角被磨平，丧失正义感和社会担当精神有其必然性，这时家族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旧豪门的最显著特征。
　　二、袁氏的家族特点决定的。袁氏从下层官吏经过百年的经营，成其为一大豪门。成为豪门的过程就是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一员的过程。袁氏本身的开枝散叶，家族成员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决定袁氏家族成员的个人行为逐渐必须服从家族的整体利益。袁绍结交党人，反对宦官，袁隗作为叔叔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阻止，认为他的行为会破家。袁绍并没有听从，后来走出了一片新天地。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袁氏已不复当年的风范。
　　三、豪门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个豪门之所以成其为豪门，必然有关键的一个人和重要的几个人。而袁安毫无疑问是重要的那个人。豪门之所以兴起，是符合政治的需要。初建的豪门生机勃勃，能人辈出，久经历练，能充大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豪门有其固有的利益。其家族成员中很多人往往不需要什么本事，也能够受益于家族的光环，充当官员，过着惬意的生活，不知道“努力”二字，渐渐沦为平庸，这样的例子很多，最有名的就是八旗子弟。
　　袁绍，从历史记载看，似乎与家族其他成员大不相同，有另类的样子，但仍然在旧豪门的圈子之内，并没有超越。
　　一、个人发展虽然突破了家族的限制，却没有突破自我、小我的范围。有一明显对比就是曹操。
　　二、其担当精神仍是缺失。这一点在重要战略抉择中尤为明显，我在别的篇幅说过多次，不再多说。
　　三、没有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气势，仍有保家思维。这点与曹操、刘备相比差距很大。会导致他在需要做关键抉择时畏手畏脚，错失良机，因为他本无天下之志，你要让他勉为其难，失败在所难免。他也吃不了这样的苦，没有这样的执着和坚毅。
　　袁绍摆脱不了旧豪门的基本特点，虽然一度开局很好，发展很顺利，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但当更大的考验到来时，难免载跟头。袁氏为代表的百年豪门沦落为旧豪门，这个时候，你要他有使命感，太勉为其难了，根本不可能做到，它甚至狭隘到只顾自身利益，要它代表和它一样的豪门阶层，它都不愿意的地步。所以袁绍表面上强过曹操，最终为曹操所灭。从这一点上看，曹操是旧豪门的掘墓人。
　　旧的豪门灰飞烟灭，曹操并没有主导建立新的豪门。前面讲了曹操治国法家的成份多一点，故而他不可能向汉高祖学习，加强家族势力，去推动曹氏成为大豪门，在他眼里，他和他的子孙有能力把握历史，没有必要去搞汉朝初年的分封制。
　　你不去建设豪门，并不意味着豪门不会产生，恰恰相反，一个新的大豪门，最后成了曹魏掘墓人的司马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司马氏，我认为相对于旧豪门而言，可称之为新豪门。新豪门新在哪里？
　　新豪门基础更牢固。汉朝选人的制度主要是“察举制”，中央考察和地方举荐相结合的方式。对统治者而言，其初衷是使用人选人更公平、合理，可以选拔更多实用的人才，避免被豪强左右。而实际的运行却让豪强，尤其是占据地方官位置的人有更大的便利掌握选用人才的砝码。造成了“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况，这是专制社会的必然，因为专制社会最缺少的就是有效的监督机制，缺少监督的机制必然不可避免走向腐败，最终有利于少数人。作为利益分配的焦点-吏治而言，更是如此。九品中正制的出台也是这样的，它的初衷是把选人用人的权力收归中央统一管理，为此还专门设立中正官，最终却方便了豪门。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中央受制于豪门无法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也不能给豪门代理的王朝注入新鲜的血液，最终会被豪门淹没。新豪门是新的选人、用人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以司马氏为例，司马懿的先人，被列入七庙的征西将军司马钧、豫章太守司马量、颍川太守司马隽、京兆尹司马防，这四代人是中高层官员。我们应该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封侯，也无人进入三公九卿的行列，说明司马氏在东汉时期可以称之为豪门，但绝对不是大豪门，与袁氏相比差距很大。那为什么从司马懿开始发生了质变。
　　首先，司马氏找准了政治的正确方向。投靠曹操很准确。因为当时局面下，要做这样精准的判断很难。因为当时的曹操远称不上最强大。司马氏不但投奔了曹操阵营，而且逐渐成了其核心支持者和谋划者。
　　其次，司马氏能人辈出。如果说司马懿这一辈之前，司马氏还能凭借家族中几个任中高级官员的人员支撑家族的光荣，那么从司马懿这一辈开始，人才兴盛超过任何时候。司马懿有八兄弟，并有才名，时人称之为“司马八达”（字中有达字）。司马懿子弟辈中，能人也不少。司马懿家族的发展不再是单点进取，而是全面推动。同时又与乱世对人才的需求相吻合，司马氏的崛起有强大的人才支撑。
　　其三、司马懿的杰出表现为家族的崛起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司马懿从一个内治之才逐步成长为曹魏的支柱型人物。加上曹魏内部的变化（如皇帝短寿、宗亲诸王无实封），以及其用人选人制度有利于新崛起的司马氏。当时局发生关键性变化时，我们可以看到天下都姓司马。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封舞阳侯，食邑五万户，甚至超过当年曹操的三万户。子孙封侯者多达十一人。这个家族的基础超过以往任何豪门，具有取代旧朝建立新朝的能力。
　　当然司马氏的基础，主要还是他们凭借功绩打下来的。司马氏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新豪门，根本的因素在于它成了士族利益的代理人，它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政治取代必须符合士族集团的共同利益。
　　这个新豪门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悲哀。
　　说它是一种幸运，是因为正是在这一个新豪门的治理下，北方出现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力量逐渐远超吴蜀两国，短短十几年间就打破了维系近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的平衡关系，于公元263年灭蜀，280年灭吴，结束了近百年的战乱及分裂割据局面，司马氏居功至伟。
　　说它是一种悲哀，是因为这个庞大的新豪门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后，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变革，其统治基础的狭隘及社会制度的僵化缺少活力，会导致系统性灾难，不但祸及司马氏本身，而且对国家造成巨大的创伤。后来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就是很好的例子。政治上强势的司马氏内部的问题险些导致汉族的灭亡。因为这个新豪门很快向旧豪门转变，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我们看不到新豪门的大我及其担当精神和责任感、使命感，只看到旧豪门固有的小我及其表现出来的争权夺利、唯利是图。
　　综合而论，旧豪门家的特点多一点，新豪门国的特点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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