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不离家

　　那次作客的末尾，祝衡十分郑重其事地跟丫丫保证：“这个暑假，丫丫你一定会玩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这个“开心”、这个“快乐”的基础就是丫丫能够升上师范附中。很早的时候韩晓就给闺女提过醒，说如果不能进附中而是去了别的学校的话，就必须“笨鸟先飞”，暑假不能荒废，要提前准备初中的功课。这事儿丫丫跟祝衡说了，祝衡心一疼、脸一沉，就做出了如上保证。
　　结果他也的确没让我们一家三口失望。摇号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公平，其实里面还是有太多操作空间。首先，摇号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先后分为4批次，每一次结果出来后，都仿佛是在敲打榜上无名的娃儿父母们：赶紧去找路子！另外，并非所有的录取名额都拿出来摇号，这才是最要紧的。因为学校有好有坏，教育部门方面的说法是：给好学校一点自主选择权，择优录取尖子生，保障一下将来往高中的升学率。至于什么才是“择优”、“尖子生”的标准又是什么？反正没了全市统考，“最终解释权”全在学校。
　　总之，各个中学的校长都在这一时期成了权力最大的人。各路神仙争相巴结，把我妈这种教育系统的老革命气得够呛。我妈自己从前也是教初中的，讽刺说真没想到教书匠能有翻身做主人的一天。本来是孩子的升学，结果全成了父母的事。我倒还挺认可这种变化：毕竟孩子只是孩子，能让他们多快乐一天，就让他们多快乐一天。家里有路子的就去走路子，没路子的也可以去庙里烧香祈祷，总之别累着孩子。
　　万幸但是并不意外的是，祝衡帮丫丫办到了。四轮摇号之后，丫丫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所学校的录取名单里。而不久之后的师范附中特招名单里，她排在第三位，名义是艺术特长生。
　　对于祝衡我们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至于他找了什么样的通天门路，我们好奇但不方便去探听。祝衡说一定让丫丫上附中，他没有食言。不过，他保证丫丫的这个暑假会快快乐乐，却兑现不了。
　　这不是祝衡的问题，而是另一种不可抗力——我岳父过世了。

　　这是生命的必然，但始终也是个意外。岳父岳母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这是自丫丫出生之后便有的事。所以丫丫跟我妈多一些，跟她姥姥姥爷少些。早两年岳父岳母都从各自的单位办了退休，相互照顾扶持，没让我们夫妻两人多费心。岳父有点血管脆化，一直小心保养，结果论起去世原因，还是这上面出了问题。
　　我岳母哭得昏天黑地，逢人便跟梦呓似地说：“早上还好好的喝了一大碗白粥呢，到下午人就不行了。”
　　韩晓也哭了，大哭了一场，然后便擦干眼泪料理起她父亲的后事。她的干脆利落让我有些不能理解，也让她的母亲有些难堪。实际上连我自己都差点在葬礼上流泪。早几年我岳父对我有意见，那已经是过去式，自从我让他女儿过上了好的生活，他就像年迈的酋长一样主动交出了家里的上座，对我尊重有加。韩晓的表现甚至不如我这个做女婿的，在外人看来，这可能都算绝情了吧？都说女儿是跟爸爸更亲，可韩晓怎么就不太明显？考虑到我岳父家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对于这件事情我没有细想。不过在守灵的那几天，我有一回似乎听到我岳母略带责备地跟韩晓说话，大部分内容没有听清，只有一句：你爸现在都死了，人死灯灭，仇随身了，你们好歹父女一场，也不至于……莫非你觉得是他害了你？
　　我听完，只觉莫名其妙。
　　除了岳母和韩晓，还有一个女生在这场葬礼上哭哑了嗓子，那就是我的丫丫。与她妈妈和姥姥不同，丫丫的哭不完全是伤心，还带有浓重的恐惧。亲人的死亡是人生无可回避的磨砺，是一颗心灵成长成熟的必修。我比丫丫幸运得多了，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很小，而后来又有很近的亲人故去都已经是快上大学的时候，不论心理和生理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可是丫丫，她还只是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丫丫的领悟其实很早，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她恶作剧地踩死了一只螳螂。她嬉笑地拨弄那只可怜的虫子，指望它张牙舞爪地回应，可那虫子当然是一动不动。丫丫终于慢慢意识到在这只螳螂的身上发生了某种永恒的变化，无可逆转。她慌张地转身抱向我，指了指地上的尸首，口中嗯嗯啊啊的，居然哭了起来。
　　她四岁的某一晚，我搂着她睡觉。也不知道这小姑娘白天是听见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突然在黑暗里问起我死亡的话题。她问：“爸爸，死是什么意思？”我原本迷迷糊糊的，却被她问了个激灵，想了好半晌才回答：“死就是变得安静，非常非常安静，不动弹、不说话、不哭，也不笑。不管是谁叫都不会理。”
　　她过了一会儿突然又问：“你会死吗？”我搂了搂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柔：“会的，爸爸会死，人都会死。”她抱我的力气大了起来，两只小手攥着我的睡衣，掐到我的一小块皮肉，有些尖锐，有些颤抖。她耍起赖皮来：“不行！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不理我！不要！”我笑着摸了摸她小小的肩膀，亲亲她，哄哄她，心中有无法描述的甜蜜和酸楚。我告诉她：“在你变成九十岁，哦不，在你变成一百岁的老奶奶之前，爸爸都不会死。爸爸只有在你不想理爸爸的时候才不会理你。”
　　那一夜的黑暗极为浓重，就好像整个世界只有剩下我们这一对相依的父女。一度我以为小姑娘在我胸口睡着，没想到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十分清晰又极为坚定地说道：“不会的，我不会不理爸爸。”

　　我想，天下间女儿的心理大抵如是，血浓于水，怎么会有过不去的坎儿，解不了的仇呢？韩晓也不应该例外。
　　所以，我没把那天听到的话记在心里，在守灵的日子里尽好女婿的本分。在我们那里，女婿不是半子，而是不折不扣的儿子，对于韩晓家这种只有女儿的家庭这一点就极为关键。按我们那里的丧葬风俗，老人家去世后不能由女性烧纸钱，否则往生者在泉下不能收到。韩晓不信这个，抓起一把香烛元宝就往火盆里撇，给她妈妈劈手拦住。
　　“那要是没儿子的家庭，怎么办？”韩晓争辩。
　　“有女婿啊！”
　　“要是连女婿都没有呢？”
　　“那就是命了，是命。”我岳母说。
　　如今时代进步，女权极大伸张，但在这种“宁可信其有”的事情上，依然没有什么讲道理的余地。我岳母跟韩晓几乎喊了起来：“你不信是你不信，万一你爸真收不着，他到地下面没钱打点吃了苦，你心安？你心安？”众人把她娘儿俩拉开，岳母也觉葬礼上闹这一出不好看，但又忍不住为自己这种莫名的执着而开脱，于是抽泣着给所有人讲了一个她亲戚家的故事——她一外侄女逢冬至日给天上的母亲烧纸钱，结果当晚死者托梦，拿着一把把残缺不全的纸钱问那外侄女：“你给我的钱怎么都是破的？”
　　我披了重孝，跪在岳父的遗像面前，把岳母、韩晓和丫丫三人裁好的纸钱、扎好的金银元宝一批批投入火里。这个场面荒唐却有仪式感，仿佛在这个时空，我成了家里这三个女人的唯一依靠。我感到隆重的责任，以孝子的身份恭敬无误地完成了全部的仪式流程。三日后的凌晨，从坟地迎回岳父的遗像，安放在岳母家的厅堂时，岳母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说：“好儿子，将来我那份纸钱也得你来烧。”说完她看了一眼韩晓，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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