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杂谈

　　恢复高考40年，触动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因为年纪的关系，我无法深刻体会那个时代给人民的巨大动荡与惊喜，但我觉得我和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性事件之间，有着因果联系。我的父亲母亲就是通过高考，脱去泥土上学堂，又在城市中相遇结合，有了我们这些子女。
　　母亲常说，她就是考学出来换了户口，给了小孩一个城市身份，或许我们这代人感觉不到一个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异，但是对于40年前的中国社会，“农”和“非农”之间，绝不是今天一个北京户口和其他城市户口的差异所能量化的。在计划时代，让父亲母亲为它，付出了太多。
　　我的父亲生于1957年，母亲生于1956年，都是在建国后的黄金十年里出生，老人们都说他们是生在蜜罐里，比起战火中朝不保夕的上一代，比起大山里物产贫瘠的同龄人，他们的确是幸运的，但是这幸运也是有限的，毕竟那还是一个贫困的年代，父亲是家中长子，有五个弟弟妹妹，据他后来回忆，9岁的时候就要抱着大公鸡去集市上换粮食吃，生活的艰辛是一方面，而生活的无望对于一向聪明的父亲来说，才是最大的打击—因为祖母的家庭成分问题，他不能参军，不能上高中，不能当老师，总之一切改变命运的机会，统统因为成分给堵死了，尽管祖母娘家也不过是个富农。
　　虽然后来因为一些老师的帮助，他还是以补录的形式去了县一中，学习成绩依然优异到没朋友，但是高中毕业后，他依然成为了返乡知青，没有门路也就没有安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当着农民，更啼笑皆非地是，父亲跟我说，他有一位同学，因为家里的关系当了中学的数学老师，奈何此君数理思维平平，每次给学生上课讲题自己能把自己卡住，所以备课的时候就求教于父亲，请我父亲给自己讲明白了，第二天再去课堂上教学生。
　　父亲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反问我一句，“你说我当时什么心情？”出于种种原因吧，父亲在家做过一些活计之后，出门养蜂去了，父亲从老家沂水一路走到了岭南地界，我常开玩笑说他爱吹唬，其实就是强调他的成绩。他说的最多的是，第二年就通过养蜂把祖父落下的亏空补平，扭亏为盈，而不提及的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少年，辗转中国，在没人没钱的情况下跟人养蜂卖蜂蜜，补贴那个已经因为供着每个孩子读书而越发贫苦的家。但他不是超人，他也会因为没有经验看着蜜蜂大面积死亡而哭都没地方哭，能做的只是咬紧牙关算出损失找家中祖父要写本钱重新开始，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依仗，没有退路。
　　所以当初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回来之后，纵使有些不相信的成分，我也能透过40年的岁月，感受着父亲那种澎湃的心情，他放下维持生计的蜂箱，拿起久违三年的课本，1977年的高考只留给父亲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当时大学和中专是分开考试的，即使他学生时代成绩很好，好到他说自己这第一名远超第二名一大截，却也不敢拿着可能是人生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开玩笑，我们没有身处那个时代，无法理解那种阴雨十年后，天空中裂开的一抹霞光给人的希望和迷茫—日后究竟是晴空万里，还是浮光掠影？还是那句话，父亲身上的担子是沉重的，所以他经过考虑，选择的是中专考试。
　　然后，就是他考上了山东建院（后来的山东建筑大学）的机械系，这其中还出了一个插曲，他本没有报机械专业，但也不知道谁给顶替了，父亲只能“高分发配”，在现代社会这样足够上报纸头条拿来被全社会谴责的事，在当时却是这样普遍和可以接受，因为总是出去上学吃皇粮，这在庄稼人眼里已经是万幸中的万幸。他还是在亲友的祝贺和祖父母的骄傲中，离开家乡去了省会读书，也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父亲毕业后，分回老家市区，赶上了中国上世纪末经济大变革、社会大建设的红火时代，父亲由机械转向土木，学以致用地为社会也为家庭发挥了他的价值。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来，曾经有次我问他，“离开学校（毕业）的时候感伤吗？”他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很感伤，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和学校无缘了，建院毕业的时候不，就想着赶紧回家工作照顾家里。
　　管中窥豹，这或许就是高考给父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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