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晋江的心情日记不要看

　　儒学发展到宋朝，经程颐、程颢及朱熹的发展，形成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学。宋学最初作为禅僧的学问被带入日本，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

　　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继而用朱子学的理论对佛教发动进攻，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同时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曾历侍4代将军，帮助幕府制定律令，起草文件。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

　　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但由于朱子学的强大压力，阳明学未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展开。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用阳明学作为武器对现实体制展开批判和斗争的。

　　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树立“官学”地位的同时，也招致其他学派的怀疑和反对。在反对朱子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儒家学派。日本的古学派借用复古汉学的口号，从朱子学派中脱离出来。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

　　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面对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统治，他提出幕府统治者应负起恢复古代良风美俗的责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礼乐刑政”，为此必须研究古典文辞，学习“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古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返回古典，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到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上来。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

　　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从比考据对象更早的文献进行精密的实证。伏见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满继承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将日本传统神道从儒学、佛教中分离出来的活动。而贺茂真渊则吸收了契冲主情主义的文学论与荷田春满的神道论，力求从古语古句中发现“古道”，并主张从儒学的合理主义出发寻求人的内心的解放。

　　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本居宣长出身于棉花商人之家，青年时期深受契冲与贺茂真渊的影响，埋头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和歌等等。文学上，他主张摒弃儒学道德观控制下的文学观，重视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即使没有佛教和儒学，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

　　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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