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千刀的女人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家庭，哥哥，我，妹妹，弟弟，父亲上班远，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母亲常年上三班还带着我们几个孩子。

　　四弟常年被整托在外。剩下我们哥三在家里，母亲一上班我们三个孩子就在家里扔着，没有人管我们，说是大孩子看着小孩子，可是，哥哥除了去上学，根本不管我跟妹妹，他总是跟他们那些小朋友们一起玩，他跑饿了才会回家来，我跟妹妹才能看得见他，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学做饭，给他们熬粥，摊小面饼。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哥哥经常挨父亲的打，父亲一休假回来就打哥哥，父亲打人可狠了，每次打哥哥都是把房门倒插上，把哥哥按在地上用板凳使劲打他的屁股，我在外边看着哥哥挨打很是心疼，大声的叫着“爸爸别打哥哥了”，街坊大妈每次听见我的喊声，见父亲打哥哥过来劝阻，父亲就是不给开门，直到打累了为止，哥哥被打完还要去给家里提水，每次我看到他一边哭着，一边还得忍着疼痛，提着一个很沉的大水桶，我就主动的去帮他一起抬水。

　　后来我才知道，哥哥在外边经常惹事生非还逃学，常有人到家里来告状，父亲暴力的管教，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哥哥唯一能理解的就是拳头里面出政权，在外边对别人也是动手就打。

　　后来家里经济紧张，小弟上不起托儿所了，也放在家里由我来照顾。那时我毕竟是个未上学的小孩，一下子看起两个孩子来。

　　我天生就是一个爱动，活泼的孩子，经常带着妹妹弟弟跟邻里的孩子一起打宝球，抽汉奸，粘吱鸟“就是蝉”。

　　不知什么时候，我慢慢的学会了翻跟头，前空翻后空翻，威要劈叉，经常跟小朋友们比赛，看谁翻跟头翻得好，翻得多。

　　由于贪玩，一天弟弟偷着自己跑回家里，弟弟把筷子烧着了，点房子的格栅墙玩，大房子的格栅墙，是父母用木板跟报纸做的，不一会，着起大火来，弟弟见着火了，吓得跑到院子里大哭，幸亏，邻居大妈看见弟弟哭，出来抱他，发现我们家房子里冒白烟，一看着火了，赶紧的叫人，帮忙把火扑灭了。

　　不知是谁打电话，把救火车警察都叫来了，父母也被警察从单位接回家，家里被烧得什么都没了，只剩空房子。

　　当晚，我们四个孩子被父亲轰到院外的门道里罚站，一宿没给饭吃。哥哥因此挨了打。

　　出于无奈，父母把弟弟又给送去整托，我跟妹妹被父亲送回老家，叫奶奶照顾我们。

　　那时我还不到六岁，回到老家跟奶奶她们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我很小的心灵里，我对二叔，三叔，没有一点好感，那时我父母都挣钱，我们家之所以很穷，我父母上班挣的钱，不仅要养着我们四个孩子，还要替爷爷奶奶，供养着二叔上学，二叔的一切开销，全都由我父母出，我父母一直供养到他从邮电学院毕业。

　　毕业后他被分到福建去工作，他的女友就是他的同学，听说她的老家在石家庄，临行之前，他跟他的女友要在老家完婚，他结婚用的被服褥子，里面三新，包扣衣服，都是我父母花钱给他置办的。

　　一天，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叫我们去拿二叔的喜糖他结婚用的喜糖，放在奶奶的西屋门后边的桌子上，那时候我们很小，桌子很高，奶奶给我们一人拿了两块，刚走到门口碰到二叔进来，他看见我们手里拿着他的喜糖，大声的吼道，“谁叫你们拿糖的”，我被他的吼声吓得不敢出声，奶奶说“你喊什么，是我给她们拿的，看你把她们吓得”，二叔说“一群小叫花子，也配吃我的喜糖”。

　　我从小到老，只见过二叔一次，就是那次拿他的喜糖碰到他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花着我父母的钱，却把我们看成是一群小叫花子。

　　也是N多年我长大以后才知道他们两口子到福建工作好像是管无线电，属于保密的工种，一直没有回过老家，也没有来过北京，直到1986年的春节过后，我父母去给奶奶送葬，才知道他们调回到燕郊。

　　冬天农村很冷，还刮着大风，我跟奶奶我们几个人坐在热炕上呆着，三叔从外边回来，把我从炕上给轰下来，他自己却上了热炕，坐在热炕上跟奶奶聊起天来，轰我到院子里去捡，从房顶上刮到地上的白薯干，我一边捡着大风还一边的往地上刮，我捡过的地方很快又有新的白薯干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不停地来回来去的捡着，永远也捡不干净从房上刮掉地上的白薯干。

　　在外边待时间长了，我的双手冻得红肿起来，僵硬的完全失去了知觉，再也捡不起来地上的白薯干，我回到屋里，叫奶奶看我这双冻得僵硬的小手，奶奶赶紧的用她的双手，一边给我捂着一边搓着说“怎么冻成这个样子了，快到炕上来暖和暖和”，我用胳膊扶着炕边爬到了炕上，把手放到腿底下捂着。

　　三叔从他们的西屋过来，看见我回来了，冲我大声的喊着“谁叫你回来的，你捡干净了吗”，我害怕他，看着他不敢说话，奶奶说“这么冷的天，你别再叫她去捡白薯干了，她的手已经冻得拿不起来东西了”。

　　其实，我从心里特别的恨他，又怕他，他从不把我们看成是他的亲侄女，对我们总是虎视眈眈的，恨不能把我们吃掉。别看三叔对我们不好，三婶到地里干活，我还得给他们看着孩子。

　　夏天，天气很热，一次我背着三叔的孩子小红，跟小朋友们一起到村北边的大水坑去玩，农村为了浇地用水方便，在村子的东西南北各修了一个很大很深的存水坑，我把小红放在水坑边上，我也下水玩去了，我们不敢往里走，水坑的中间有十几米的深度，是锅底坑溜下去就上不来，我们只在边上很浅的地方爬来爬去的，玩够了上来一看，衣服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小红也不见了。

　　我害怕起来，怕她爬到水里淹死，我在水边来回的摸着，不停地大声叫着小红的名字，这时，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你奶奶来过了，把你的衣服跟小红抱走了”。

　　听说奶奶抱走了小红，我长出一口气，紧张的心松了下来，想到这次回家准得挨打，但是小红没丢就没事。

　　衣服被奶奶拿走了，我只能穿着湿漉漉的背心裤钗赶紧的往家跑，到家后奶奶并没有打我，她只是把我说了一顿，叫我以后别再去那个水坑玩，会有危险的。

　　我清楚的记得，村东头有一个孩子，用棍子扎青蛙玩，不小心掉进村东头的大水坑里淹死了，他妈妈哭的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的打他，最后用家里仅有的一个装衣服的木箱子，把他装起来埋了。

　　听了奶奶的话我也很后怕，怕把小红给淹死了，小红要是出事了，三叔非得把我打死不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大水坑里玩水。

　　母亲知道我们在老家的这一年多里，常被三叔欺负还吃不饱，一个个被饿的很瘦，三叔总到奶奶这屋来蹭饭吃，他爱吃大米白面，奶奶做饭做得少，我跟妹妹的饭经常被他吃了。他看饭少了就把我们姐俩给轰出去，不叫我们吃饿着我们。

　　奶奶是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脑后盘着一个头发卷，戴着过去老太太戴着的那种小帽子，高高的个子，整天拿着一个一尺长的烟袋锅子，她什么也干不了，就像电影里演的黄世仁他妈。

　　四叔常年在北京一个部队里当木匠，他每次回老家，或是从老家回北京，都要经过我们家，在我们家住一宿，即便是这样，他从来没有给我们哥几个买点好吃的，我们连一块糖都没有吃过他的。

　　五叔，他在老家上中学，常年住校，比我大十岁，他很小的时候，我父母把他跟我奶奶一起办到北京来，并在北京给他们上了户口，由于三叔的缘故，跟我父母打架，非要把他们娘两个给迁回老家，奶奶跟我老叔又被迁回到农村。

　　三叔非要把奶奶迁回老家，目的就是为了跟奶奶方便要钱花，还要奶奶给他看着孩子，我父母每个月给奶奶的零花钱，基本上都被三叔要走了。

　　奶奶对我们一点也不关心，什么活都是我干，三叔对我们不好，她跟本不管，她只疼她这个三儿子。

　　母亲心疼我跟妹妹，把我们从老家又接回北京，虽然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也比在老家好多了，至少没有人打我们，欺负我们。

　　家里的环境，叫我从小就知道，如何干活照顾家里人。母亲夜里下班晚，我做完晚饭，叫哥哥妹妹吃完饭先睡觉，我自己不睡，等着母亲下班回来，好给她开门，热饭。经常是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一天夜里，母亲下班回来，把我叫醒问我，“小妹，你在粥里放糖了？”我迷迷糊糊的说，没有，母亲又说“没放糖，这玉米粥怎么是甜的，有外人来吗？”，我说“妈妈，没有外人来，你放心吃吧，没事的，我们晚上吃的时候，就发甜”母亲说“哦，那没事了，你到床上去睡吧”。

　　我离开桌子，躺到床上，我知道晚上这锅玉米面粥煮糊了，也许是粥熬得时间长就变甜了，不仅甜还有一股胡吧味。

　　母亲要是上早班的时候，给我们三个孩子一人一份炒面，分别放在三个碗里，我起床后，负责用开水给他们冲炒面。（现在所谓的面茶）。

　　哥哥不爱喝粥，一见我煮粥给他们吃就打我，我经常被哥哥打，为了不挨哥哥的打，我给他们滩小面饼，因为不会摊，每次把小面饼都给摊成一个小面疙瘩，也不知道生不生熟不熟便全吃了，只要填饱肚子，不饿就行。

　　也不知道哥哥怎么得了黄疸型肝炎，家里没有钱，爸爸妈妈只好跟同事们借钱，才叫哥哥去住院治疗。

　　哥哥每天需要吃水果糖来营养肝脏，家里实在没有钱给他买糖吃，父亲跟母亲商量想给二叔写一封信，叫他伸出手来援助一下，母亲不同意父亲给二叔写信，因为母亲知道给二叔写信也是无济于事。

　　父亲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背着母亲，偷偷的给二叔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看在兄弟的份上，给我哥哥买一些水果糖寄来，或是给寄点钱来也行。

　　二叔并没有看在昔日哥哥嫂子供养他上学的份上，他什么也没有寄来，只给父亲寄来一封教训他的信，并告诉他的这位哥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父亲看到这封信，一下子没给气得吐了血，从那时候起，便跟二叔断了兄弟之情，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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