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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y
二十多年前我刚到美国东海岸一所常春藤学校读书的时候,认识了Sherry。她是我同系的学姐,跟着一位很有名气长得又很帅的犹太裔教授做图形识别的项目。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很火的课题,更别提那位教授的人气很高,所以Sherry绝对是大家羡慕的对象。Sherry那时已经结婚了,老公在MIT读一个博士学位,两校之间的车程大约有45分钟。他们住在这边,所以就是她老公需要commute。
我当时人生地不熟,对于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Sherry对我还挺关心的,邀请我一个周末去她家包饺子。
那是一个天清澈得像海水一样的新英格兰的秋天。踩着满地落花般的树叶,我跟着他们夫妻二人走进他们的小家。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扑面而来的温馨的感觉。Sherry和她老公都是那种长得很文气的人。她老公自然随和,虽是第一次见我,也是谈笑风生,很聪明洒脱的一个人。
之后的日子里空闲的时候Sherry时常会找我聊聊天,我也喜欢和她说话,抱怨一下哪门课难学,八卦一下系里的教授,或者讲讲哪里有好吃的中餐。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话题渐渐变了。我渐渐变成了听众,变成了开解者,而她总是抱怨不断,并把所有的不顺都归结于有人在害她。
Sherry会抱怨老公对她不好,一点小事就无限夸大,甚至怀疑起老公是不是有外遇。还怀疑同导师的同学甚至是她的导师本人想害她。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那是不可能的,是她想得太多了。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说真的,我羡慕她有那样一个能干的老公,出色的老板。他们完全不会无聊到做那些她指控的害她的事。直到有一年圣诞,我们那里下了一场大雪。Sherry打电话给我,说她出门摔了一跤,右脚踝骨骨裂了。Sherry不停地说是她老板联合她老公害的。我这时才意识到她的精神出了问题。我温和地向她提议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Sherry坚决地说不去,说我怎么和她老公一样,也让她去看心理医生。
我毕业的前一年,Sherry离开了学校,没有拿到学位。我和她从此只在电话里交谈了,只是交谈的内容还是老样子 - 她抱怨,我开解。她出了一次车祸,当然,是她老公害的,虽然当时车里就她一个人。然后,他老公毕业后在德州找到一份工作,他们一起去了德州,但不久就离婚了。当然,这是她老公故意把她放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再然后,她老公重新结婚了,当然,那位肯定是原来的小三。我除了跟她来回说不会,不可能,照顾好自己,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在我去西海岸工作后,我们又保持了大约两三年的联系。Sherry一直没有离开德州。她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买了town house,甚至交了一个男朋友,白人。后来,Sherry有了一个女儿,好可爱的洋娃娃,金色的软软的发,脸型像她,是跟那位男朋友生的。我劝她就结婚吧,她说她并不喜欢他,只是为了要一个孩子才交往的。Sherry还拒绝那位男士对女儿的探望,完全是一副过(生)河(娃)拆(断)桥(交)的嘴脸。最后一次通电话大约是十年前。Sherry哭了,说工作丢了,孩子也被社会安保人员抱走了。我一惊,问为什么。Sherry说是因为她有一次去找工作把孩子一个人留家里被人告发了。我让她千万好好表现,争取把孩子要回来,哪怕之后送回国内让父母带,也比在美国一个个寄养家庭里来回转要好。孩子遭罪啊!
之后我搬家,换工作,竟然就跟Sherry失了联系。每每忙过之后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不知她最近过得好吗,女儿有没有要回来。今天圣诞夜,祝你平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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