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战之殇

　　1975年1月27日，纽约。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二十周年。
　　纽约的大街，即使是在冬天，还是很热闹。
　　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这个国家，战争还在继续。《绿色贝雷帽》还在满街放映，“重振美国，祖国至上”的标语满街飘扬。
　　街上还有宣传的传单，无数的年轻人依然怀揣着与当年的年轻人一样的热情，签字远赴遥远的东方，热带的国家，越南。
　　我已经老了。看着那些闪光的眼睛，有力的臂膀，满脸的热情和勇敢，我却只能睁着眼皮已经开始干瘪的眼睛，迈着虽然强健却在冬天渐渐僵硬的双腿，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声音里，仓皇的落荒而逃。
　　对于这些面对着整个未来的可以挥霍的年轻人来说，今天，只是不知名的一天，只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又或者，只会因为保卫国家的意愿和热情记得它，而对于我，今天是我的忌日。的确，在二十年后，虽然我还活着，开始老去，可我却那么清楚的知道，我已经死在二十年前，那个黎明的前夕。

　　二十三年前的夏天，波兰的夏天。
　　德国来的列车在午后抵达奥斯维辛。我匆匆结束自己的午餐，站在简陋的月台上，负责最后一车厢的“旅客”。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群人。犯人么？即使那些儿童么？低贱的民族么？同样是上帝的孩子呀。
　　犹太人么。也许吧。
　　炎热的午后，车厢里的恶臭几乎使我呕吐。我紧紧握住铁锈斑驳粗糙的车门把手，一个个清点着车厢里衣衫褴褛的人。
　　漂亮的肩章张扬的落在年轻而结实的肩膀上，军帽下是那张日耳曼民族英俊桀骜的脸，金黄的头发，海蓝的眼。我拥有最纯正的血统，最优良的出身，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冷峻的指挥官拍着我的肩膀说，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帝国的将军。
　　“啪”的一声，两脚并拢，我做出最标准漂亮的敬礼。
　　那套整洁的制服，硬挺的领子贴着脖子，闪亮的黑色皮鞋，还有右臂上，缠着的袖标，党的徽记，或者，众所周知，纳粹的标志。
　　很多年后有年轻人问我，你难道不感到羞耻么？闪亮的质询的，单纯的眼神，坚定的寸步不让，一如我的当年。
　　羞耻么？
　　如果羞耻这个词，足以形容我内心无法清洗的，黑色的丑陋的伤疤的话。

　　那天，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一个因为磨磨蹭蹭被皮靴狠狠的一个趔趄踹下车的，就是诺雅。我唯一的兄弟，也是我杀的最后一个人。
　　在烈日下变得倦怠的我冷冷的注视着最后一个拖后腿的送死鬼，盼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好回到有冷气的办公室。
　　踉踉跄跄的诺雅跌倒在我面前，径自爬起来，苦笑着看了我一眼，毫无反抗的走进了集中营。再也没能走出来。

　　再次见到诺雅的时候，是在巡逻的时候。我臂弯里夹着因为炎热脱下的制服，扯松了领带，只穿着衬衫跟伙伴走向浴室。已经是晚上了，营墙边的街灯落下黄色的光，罩着一个单薄的身影从我们面前穿过。
　　依然褴褛的衣服，拖着的步子，胳膊下还夹着一幅画夹。
　　我的伙伴吹出一声响亮的口哨：“瞧，我们的艺术大师！”
　　我无声的注视着他。隐约是有印象。正思索间，我的同伴一步跨过去，抢下他手中的画夹，大声嘲笑着：“看那！这样的垃圾！”
　　说着，慢慢把一幅一幅图扯下来，随手洒在夜风中。诺雅就那样，咬着下唇，低头死死盯着地面。没有反抗。
　　在被夜风卷走的一瞬，我看到，粗糙的纸面上，慢慢的绘着田野。就是被我们的战车碾过，被德国人的鹰眼扫过，飘飞麦粒香气的，波兰的原野。
　　同伴挽住我离开时，诺雅蹲在地上，慢慢拾起被皮靴踩过的素描。单薄的身影在街灯下，显得小小的一团。
　　身边同伴还是轻轻的笑着。笑得很平静很优雅。

　　夏天很快的过去了。秋天的落叶开始如同雪一样飘进集中营的高墙。
　　一群群的人，来了又去，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被久违的阳光砸在脸上，眯起眼睛一脸的绝望和迷茫，到最后，走向致命的毒药，化为高塔里的一阵黑烟。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走下火车的孩子，依在他们父母的身边，怯怯的看着我。明亮的眼睛里，只有好奇和单纯。他们还不懂得恨。也再也等不到学会恨的那一天了。
　　我曾经看着一个集中营的医生用糖骗了很多小孩子进他的医院。后来有一次，被安排体检的我，走过地下室，看到无意张开的门里，躺着的小孩子和遍地鲜血。那个早上还拿着糖果和煦微笑的医生，手里握着手术刀，划断连接心脏的血管，嘴里喃喃吟唱巴赫的十二律。和着那孩子苍白的脸和手术床的强光，从此以后，医院里那些闪亮的玻璃容器在我心目中就变成了邪恶的法器。
　　那些眼睛，在之后的几十年，夜夜出现在我的梦里，不带怨恨，不带愤怒，就那样干净的，好奇的看着我。使我在无数个夜晚崩溃哭泣，像个孩子。

　　而那年的诺雅，就像上帝赐予的礼物。
　　诺雅活了很久。真是个坚强的孩子。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有着那样脆弱的蓝色眼睛，干净的面孔的孩子能在地狱里坚持到黎明的前夕。
　　第二次见到诺雅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为什么他能够活这么久。来到这里的人，
　　第二次见面，诺雅坐在警卫室里，坐在窗子透进的阳光里，手里端着画板握住铅笔。看着进来的我微微笑。
　　后来的后来，诺雅告诉我，其实阳光太刺眼，他在离开那光线后很久都是盲的。但他就是无限的依恋那道光。即使是这样，他的皮肤还是那样苍白。
　　诺雅微笑着开口：“先生，早上好。”
　　坐在他对面的是以为看守。从那之后找诺雅画肖像成为了一项娱乐。

　　年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像那些大人物一样写回忆录。虽然我的一生，是他们许多人在夜里噩梦惊醒的时分都无法想象的。那些高大的烟囱，升腾着燃烧尸体的黑烟，如同地狱之神的权杖，深深的插入我的心脏，是他腐臭，化脓。
　　杀死诺雅的那天，我走出那个地下室，最后一次，站在集中营军官的浴室里，赤裸着，痴呆一般的望着四周洁白的，洁白的瓷砖，和明亮的，明亮的，光洁的，映像着我扭曲的面孔的水管。在冰冷的水流中，期待这样洁净的水流能带走我灵魂的污秽。我不停的回想着诺雅胸前被我的枪口烧焦的皮肉，想着他会不会疼。
　　但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诺雅已经死了。所有的痛苦都将离他远去，他再也不会疼了。
　　我的父，请允许我忏悔，请向迷途的羔羊指出通往绿洲的道路吧。
　　请宽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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