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从混着烟味、酒味、汗味、还有屎尿味的“金色家园”网吧出来，手上紧紧握着一张崭新的，连保护套都没弄丢的身份证，那时，我刚满十八周岁。十八周岁对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我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我可以昂头挺胸进出网吧、可以意气洋洋喝大酒、可以登录各大色情网站、可以看各种限制级的片子，甚至如果有好看的姑娘要跟我上床，我可以领她去离网吧五百米远的如家宾馆开房，虽然，我还不知道避孕套怎么用。
　　我当时心情十分愉悦，我哼着国歌、“大中国”、还有当时的一两首流行歌，歌唱祖国政策好，歌唱人民当家做主，穿过白果路、园林西路，经过小李家热腾腾，香噗噗的小笼汤包，经过王二家嘎嘣脆的烤鸭，下一个路口右转，在龙海小区门口，向醉了酒的保安王叔打了声招呼。
　　“王叔，还没下班？”
　　王叔眯着红肿惺忪的双眼，脸上挂着十年如一日的微笑。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吴语，说：“毕业啦？考了多少分？”
　　南京人不说吴语，我也听不懂吴语，王叔却是个例外。他的吴语比南京话还要通俗易懂，南京话说不清的东西，他一口吴语却能解释得透彻。
　　“350。”
　　“过重本线了啊。打算学什么专业？”
　　“不知道，最好是能赚钱的。”
　　王叔也不知道有什么专业可以学，便不再说话，摇摇手中的酒瓶，意思是，“你早点回家，再见”。
　　我家在小区深处，深到不从正门走才能更快到家，可是我只走正门。后门，侧门，都不如正门亮堂，也远不如正门正派，君子坦荡荡，要走就走康庄大道，而且要迈七十厘米大的步子。
　　小区正门到我家步行时间大约十二分钟，偶尔有十五分钟，偶尔也有十一分钟，所以每天早上我得在七点钟出门，不然上课会迟到。第十一分钟时候，我回到家门口，“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跟鲁迅家门前一样。我曾经模仿鲁迅先生的文笔描绘门口两枣树，被语文老师骂了一顿。我记得她是这么说的，“人家是鲁迅所以可以这么写，但是，你这么写就是废话”。于是只好把这句话改成了“我家门前有两棵枣树”，但我觉得这文章的韵味荡然无存。
　　家里热闹的很，因为我和木槿都毕业了。木槿是我孪生妹妹，但跟我长得没有一丝一毫相像，所以我从小便觉得我俩之中有一个是被抱来的。我仔细观察过，她鼻子小、眼睛大、天庭饱满、头发自然微曲，都能在爸妈脸上找到模子。从此我便再也不想这个问题，仿佛自己真的是被抱来的一样。
　　平时标准伙食是三菜一汤，一粥一饭，今天七荤八素，粥饭无限供应。桌上摆着炸虾、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炖肘子、烧排骨、红烧肉蔬菜有什么我全忘了，因为我一口没吃。
　　我打算夹肘子，却被木槿捷足先登，我只好啃排骨出气。
　　“你没大没小，抢我肘子！”
　　“当哥哥的就该让着妹妹！”
　　“肘子上都是肥肉，胖死你！”
　　她从小爱吃肥肉，尤其是肘子和红烧肉上的，但怎么吃都胖不了。爸妈也不胖，我也不胖，不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叫做遗传，而且很大一部分身材，高矮胖瘦都靠遗传。
　　那天我爸心情极好，破天荒地买了几瓶二锅头，南方人很少喝这个，听说是因为太烈。多年以后我发现，极度高兴的时候就要喝酒，相反，极度悲伤的时候也要喝酒，比二锅头还烈的酒多的去了，但是再烈的酒也比不上二锅头入得了心坎儿。

　　我爸酒量不小，但也挨不过几瓶二锅头，他一手撑桌子，一手执筷子，醉红了的脸像回家路上我瞥见的落日，说：“你们打算报什么专业？”
　　我哪儿知道报什么专业，三年高中，除了读书和玩游戏以外，我没了解过各大专业。我掰着指头数，医生、老师、律师、商人、公务员还有工人，便再也数不下去了。
　　我妈嚼完嘴里的饭，丢下筷子，先看我妹再看我，这是她一贯的看人顺序，“要我说，就选个律师！”
　　她始终希望我学法律，出来当个律师，就像香港电视剧《法证先锋》里的男主角一样，维护正义，扶弱抑强。可是那时候的我看来，律师们全都是些整天背《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交通法》三十岁便能秃顶的早衰男人，帮人打官司也只是死前挣扎的白白努力。
　　不好不好，我摇摇头，我不能当律师，否则我可能会被闷死。
　　我爸没给我明确的提议，就算想给，凭他酒过三巡，沉醉不知归路的模样，多半也给不了。他方一开口，浓厚的酒味便从内而外，如窜天雷一样蹦了出来，在餐厅各个角落炸开了花，无处不是腥风血雨。
　　“儿啊，哥哥我跟你说，不管你上什么学校，”他说得含糊，断断续续，如果我不是跟他生活了十八年，可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先给老子入了党。”
　　他趴在桌旁一角，自言自语：“党好啊，入党好啊，当个公务员，风光，有派头，光宗耀祖！”
　　我对公务员的理解是整天开着辆政府配的糖葫芦（奥迪的四环标志），东奔西跑，忙东忙西，日理万机，做什么都是不辞劳苦，可是自己忙完，往下一看，实际上什么都没干好，全被下面人给糟蹋了。要是心坏一点的贪官公务员，那完全可以不劳心费力，只要拿拿纳税人的钱，收收下级的红包，白天在上司面前装孙子，晚上在丰乳肥臀的下属的床上装老子就足够。
　　我咽了咽口水，一来是安抚内心的不安，二来是平息青春期对上床这事的□□。
　　不好不好。我还是摇摇头。

　　最后，我学了医。
　　那时候我刚满十八周岁，我以为学医出来就能当医生。那样我可以穿着白大褂，厨师扮相，正义凛然地给患者诊病开药，运气好的时候能起死回生，运气差的时候最多叫做大势已去，回天无术，然后假装同情地安慰家属，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到工作年岁长了，五六十岁混到一个专家，对别人指手画脚，让小年轻们干这干那，尽管自己屁也不懂。这样的生活，我勉强可以接受。
　　填志愿的时候，我爸问我，要是志愿填得不好，被退档到不好的学校，要不要复读。我很诧异地看着他，他脸上褶子加起来的总长度可以绕屋子一圈，尤其是额头和眼角，惨不忍睹。我想一定是我高中三年，他操心过多。
　　“复读个篮子！”
　　人生这么复杂的东西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高考改变太多，最多影响我接下来几年的光辉岁月，当然也可能是操蛋的生活。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这个思想领先了社会整整二十年。

　　晚上我偷看木槿的志愿，虽然专业不同，但填的学校跟我一模一样：天津——康复
　　扬州——英语
　　徐州——临床医学
　　我心中暗笑，这王八犊子离不开我。

　　“你敢看我的志愿！”
　　我被木槿的声音吓得楞神，呆如木鸡地立在地上，头也不敢回。只能闻到窗外的枣树、桂树，飘来的枣香、桂花香，还有青蛙癞蛤蟆□□时候的腥臊味儿。我从来弄不清楚这些东西的成熟时间，因为我一年四季都能闻到。这也是相当奇怪的。
　　木槿的身影在仅有一盏台灯光线的黑暗里晃荡，倏忽出现在我眼前，怒瞪我一眼，扯出她被我按在手下的志愿单，气冲冲地甩门而出。声音吵醒了睡眠轻浅的妈。我妈穿着睡衣，步态不稳，明显睡得不深，醒得不透，问我什么声音。我说风太大，窗户没关，门被吹得狂乱。其实窗户是关着的，但她不够清醒，“哦”了一声又回房睡了。

　　我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天气最是炎热，枣树被晒得低胸垂背，我想给它们浇点水降温。我挪到门前，开门便迎上一股热浪，于是乎，我关上门，不再过问两棵枣树。屋里空调风景极好。
　　“什么学校？”
　　“天津。”
　　“什么专业？”
　　“中医八年。”
　　我漫不经心地吃西瓜，木槿问一句，我便答一句。
　　“我的天！我居然跟你在一块儿！”
　　木槿好像特别沮丧，但我知道她是装的，她是一个没主见的人。
　　“别装了，你跟我填的学校都一样，分明是故意的。”
　　她卯红了脸，一扭头，便不再理我。
　　我并不在意，自得其乐地吃西瓜。
　　西瓜好啊，外面是西瓜翠衣，可以解暑湿，里面是西瓜瓤，是天然的白虎汤，解暑清热。吃多了还不会伤胃，最多几泡稀屎，几泡清尿，蹲在厕所，轻呼一声，从腹部到屁股，稍稍一挣，毫不费力，屎尿横出，灌在马桶嘴里，顺着下水道进入太平洋。顶多二十分钟，擦完屁股，抖擞精神，就能浑身清爽，比去厕所前要快活似神仙。
　　南京的西瓜太贵，就拿我吃的这个说，一块五一斤，一个半盆大的西瓜要二十多块，一天吃一个，一个月就是六百多块钱，我吃不起。天津的西瓜比这儿便宜的多，这个季节的西瓜七毛，甚至五毛一斤，同等大小只要几块钱，吃一个月，也不过二百多点，划算！抛开划算不谈，还比南京的好吃，汁多味甜，皮薄瓤多，吃得爽快。尽管后来有朋友跟我说，论西瓜，还是新疆的最好吃，但我依然觉得天津的瓜最好，因为天津的瓜就在嘴边，新疆的瓜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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