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重封印

　　封印四窗外
　　上
　　9月30日周一
　　本来吃了早饭就想回父母家，结果接到哥们的电话，拉我去打牌。我想这位老兄怎么这么有空。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下惨了，原来无意中竟然做了人家的电灯泡。出于心虚，朋友中午带着我、那女孩和女孩带来的电灯泡女孩，4个人吃了一顿高级的韩国烧烤大餐，下午在体育馆按小时租的场地里打羽毛球。朋友和女孩多数时间对坐谈心。为了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和电灯泡女孩一轮接一轮地打。我照例是很有绅士风度地到处跑来跑去捡球。
　　所以等我回到崇德里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浑身酸痛。我打开门的时候，被妈妈的惊呼吓了一大跳：“啊呀！你可回来了！快点！快点来吃！”
　　“妈？我不是告诉你今天有事不回家了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惊讶地望着坐了满满一房间的七大姑八大姨。我认得她们的面孔，知道她们是附近的老邻居。但是并不知道她们的姓氏，也不知道多数人的具体住址。
　　“阿二头（读音a-ni-dou，老二），你妈怕你一个人懒得做饭随便糊弄，”余家阿婆说，“特地从家里带了菜过来。快来吃吧！饭菜都要凉了。”
　　“这…”我哭笑不得，“我又不是去了埃塞俄比亚！”
　　一双双女性的手牵扯着我在桌边坐下，不容分说地塞上碗筷。她们铁定是要边聊天边看着我吃饭，作为余兴节目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头皮发麻。在一道道充满母性的目光中，我端起了饭碗。当然，要耳根清静是不可能的。
　　“阿二头今年是29岁吧？对，虚岁是29，属猪的。比阿大足足小6岁。”
　　“阿大（读音a-du，老大）的儿子上小学了吧？”
　　“已经3年级了。哦哟！和阿大长得象是象得来…不得了！（非常象）”
　　邻居们按照我家传统的腔调，按照排行如此地称呼我和我表哥。就和在祖籍绍兴的人家家里，叫“六斤”和“四斤半”（绍兴人按出生体重叫小名），在祖籍盐城的人家家里，叫“小三子”，“毛头”，在祖籍蚌埠的人家家里，叫“大丫”，“狗子”一样。这个伟大的都市容纳一切，包罗万象。
　　聊天仍然继续，并且逐渐转向正题。
　　“阿二头怎么没注意到呢？动迁小组在隔壁弄堂已经开过会了，听说这次方案有改变呢！不是照户口上的人数发动迁费了。”
　　“啊呀，现在户口是越来越没用处了。”
　　“不会的。听说是两套方案，看户口人数多不多。人数多的，就照房子的实际面积作价给动迁费。人数少的，就照户口人数给动迁费。”
　　“反正动迁组就是照着少的数目给！你们看着好了。吃亏的总归是我们。”
　　“对呀对呀！”
　　“那也不见得。拿对面16号里季家那个亭子间来算吧，不管什么方案，只差几百块钱。”
　　“那个季家只有一个野小子，也不管事情，他拿到钱就开心，哪里管多少？”
　　“对呀！听说现在为了加快动迁进度，哪家人家拿了钱搬走，就拆这家。搬一家拆一家。到最后房子拆得一个个窟窿眼，你不搬也得搬。”
　　“是啊！那这种单身汉有钱拿不要太开心哦（很开心），肯定拿了就走了，房子让他们去拆，不管邻居死活。”
　　“就是啊……”
　　不知不觉地，在季家的亭子间还没有动过一块砖头前，泰安在婆婆阿姨们的嘴里就成了罪魁祸首。这种印象一旦在随时警惕别人侵占自己利益的头脑里形成，被无数张嘴到处传播后，就很难改变。我低头闷闷地嚼着芹菜。
　　“咦，这样不对的。这个小子拿不到那么多钱的。那个亭子间是私房，算季家老头子的遗产。那么还得和其他人分。”
　　“那还不是等于白搭？那野小孩的老娘的份还是他拿。”
　　“不是。季家那个儿子不是在云南插队吗？”
　　“是呀是呀。”
　　“不是在那里结了婚，生了孩子所以不能回城吗？”
　　“对呀对呀。”
　　“后来不是生什么瘟病死在那里了吗？”
　　“是死了呀。”
　　“房子虽然没了，房子折成的钱那个小孩也有份的。说起来还是正宗姓季的，不是野小孩。”
　　“就是就是！”
　　“那个小孩现在在哪里？说不定老早死掉了。听说他老婆改嫁了。那小孩活着也肯定送人了。那种乡下地方！”
　　“听说是个儿子呢！”
　　“是吗？啊呀，是儿子呢！可惜是乡下女人养的。不知道在哪里呢？”
　　“听说好象比那个野小孩大一点。至少大几岁吧。”
　　“不会的。没这么多吧？乡下女人大肚子的时候季家儿子带着她回来过一次。那次他们家大吵一场。我记得很清楚的。”
　　“你说得不对！我明明记得比那野小孩小好几岁的。”
　　“也可能…不管他到底多少岁，那个小孩应该很聪明的。你看他爹这么聪明，手这么巧。可惜在那种乡下地方，书也没得读，讲不定饭也没得吃。倒被那个野小孩拣了便宜，养在这里，在这么好的地方长大，做了一个城里人。”
　　“就是么！人长得长一码大一码（高个子，身材健美），卖相（外貌）是不坍板（糟糕）的。就是一副触气（讨厌）的死腔（死样子）。野小孩到底是野小孩。”
　　“对。野小孩说来说去还是野小孩。”
　　“我老早就讲，野小孩就是野小孩。”
　　在一片弥漫着无因的恨的声讨中，门钮一转，门开了。泰安带着和我刚才一样诧异的目光扫视了整个屋子，迅即摆出冷冷的脸，关上门就走了。
　　屋里鸦雀无声。
　　“阿二头，你刚才没关窗？他听到了？”王家阿姨拉着我说。
　　“哼，本来就是野小孩，我们管我们说，听到了又怎样？”陈家阿姨不屑地说。
　　妈妈急切地问：“你刚才有没有关上门？”
　　我苦笑着说：“妈，你等一会儿听我解释。”
　　我本打算等只剩下我们母子两个人的时候才向她和盘托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简单的事情注定要搞得越来越复杂。妈妈无力独自承担邻居们狐疑的目光，逼我立即说清楚。人一多，嘴就杂，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讲明白的事情到后来足足说了1个多小时。在邻居们杂七杂八的议论中，妈妈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我的舌头也越来越容易打结。邻居们提出了无数种可能性，例如诈骗、抢劫、拐卖人口等违法勾当，还提出了各种荒唐的建议，包括立刻把我家翻个底朝天看看缺了什么东西，或是向公安局报案本弄堂有不明身份的外来人员未经合法手续而居住，再不就干脆叫上里委的老妈妈们，带上她们能动员到的男性亲属，全体直冲新康坊的百帮公司，警告他们不许踏进我家半步。在婆婆阿姨们走后，我又花了1个小时安抚被各种可怕的可能性吓得惴惴不安的妈妈。反复向她说明这里除了我的钱包手机以外实在没什么可偷的东西。我给她看了老式冰箱里吃剩下的菜，让她知道阿刚是个朴实善良善解人意的好青年典范，远超懒散邋遢的我。更何况泰安也绝非邻居们说的那么祸水。
　　我反感那些无限夸大恐惧的想象的邻居，所以认真地说着泰安的好话。说到后来鼻子有点隐隐作痛，才想起来自己前天晚上还咬牙切齿地想剥他的皮。关于这些，当然都没有告诉我妈妈。最后，她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反驳我的话。只好千叮咛万嘱咐我要自己小心，家里菜刀和榔头要放在他找不到的地方。其实榔头在哪里我自己也找不到。我很怀疑外婆家是否真的有榔头。
　　劝妈妈回家之后，我累得一个头两个大，合衣倒在床上。朦胧中，我听到门锁拧开和门“吱呀”地慢慢推开的声音。我闭着眼睛说：“她们都走了。你可以回来洗澡睡觉了。”
　　“啊…不好意思…”我耳边传来阿刚小心翼翼的声音，“泰安又闯什么祸了吧？”
　　“哦？是你呀？”我从床上爬起来，“这臭小子回去说什么了？老是让你担心。”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阿刚穿着落满涂料和油漆的工作服，头发粘成一撮一撮，看上去疲惫不堪。
　　“你坐吧。”我招呼说。
　　“不，我衣服这么脏，不坐了。”
　　“这几天都没看到你。很忙吧？”
　　“啊…是呀。一直加班。唉，接下来的活，不做也得做呀。没想到这次这么伤脑筋，几个人翻夜班连轴转还做不过来。还好有泰安在。但愿他现在不要闯什么祸。我看到他绷着脸的样子担心都担心死了。还是要谢谢你呢。”
　　“没事的。要洗澡的话随便。”我说，“不用见外。我还没有谢你做的早饭呢。”
　　“啊，那个呀…”阿刚挠着头发笑了，“泰安真的没有闯祸吗？他回来一句话也不说。他这个人就是这点吃亏，容易惹是非。”
　　“没有。”我笑着把事情解释了一下，又加了一句，“随便是谁，被别人这么说总是不开心吧？他也挺可怜的。其实他什么也没做。都是上一辈人的事情，他只是一个结果。可是现在所有的压力都要他一个人来承担。这确实也不公平。你洗澡好了。没事的。”
　　“我…到弄堂里去拿冷水冲一下就行。不麻烦了。”
　　“你客气什么呢！”我起身到厨房去，灌了一壶热水开始烧，“这么见外干什么。都是邻居么。”
　　“那…谢谢了。我回去拿几件替换的衣服。”
　　“也好。反正等水烧热还要有点时间。”
　　门“哗”地一声开了。泰安站在门外两步远的地方，冷冷地朝屋里扫视了一圈。
　　“你耍什么酷呢！”我说，“她们早就走了。”
　　泰安一言不发地走进屋子，把一个塑料袋往阿刚怀里一丢。阿刚接过一看，笑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洗澡？”
　　泰安伸手掠了一把耳后的头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你既然来了，不洗不是浪费？喂，快点洗。洗完了我还要洗。”他端起水大口地喝着。
　　阿刚在塑料袋里翻了一阵，拿出一条新蓝白细条纹短裤说：“你怎么拿这个？旧的呢？”
　　“扔了。你这个人抠门抠死了！”泰安放下水杯，“你想车子想疯了也犯不着这样省。我们只差没多少钱了。车子会有的。”
　　“对了。”说到车子，阿刚的脸上有了亮色，“黄毛那里有消息了么？他说的那个熟人的拍卖车子到底可靠不可靠？”
　　“谁知道。他反正说就是这两天的事情。和我们拿第一笔劳务费的时间差不多。”
　　“啊！劳务费！对了，朱夜，”阿刚转向我，“我们本来说好是做白天，现在因为来不及做，要加班，公司答应先给我们一些劳务费。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吃饭了。”
　　“啊，那个不着急。”我说，“如果你们都还在加班，我和谁去吃饭呢？”　　
　　阿刚笑着说：“哎呀，朱夜这个人真是不错。现在这样好相处的人越来越少了。”
　　泰安说：“对了，刚才那个胖女人打过电话来了。”
　　“哦？”阿刚脸上掠过一阵阴影，“说什么？”
　　“她说老头子去医院做了个很贵的检查，花了很多钱。10月份的钱提早要。一过长假就要给她。”
　　“哦――”阿刚拖长了声音，“有没有说是生了什么病？”
　　“没有。一句也没有。”
　　“那下个月要多给她一点钱…还有妹妹要生日了，要买点东西给她。”说到“妹妹”的时候，阿刚的唇边自然而然地浮起恬然的微笑。
　　“你平时每个月什么时候给伯伯钱？”我问。
　　“15号。”泰安说，“那个胖女人提前2、3天就会打电话来。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晚过。”
　　“其实伯母人很好的，”阿刚笑着说，“只不过是她比较操心。朱夜，你说给14岁的女孩子买什么东西好呢？”
　　“这个…难办！”我说，“再小一点可以买布娃娃打发过去。大一点的可以买口红香水什么的。这个年纪的最难办。她在读初中吧？买辅导书给她好了。不会错的。”
　　“可是她读的是那种香港人投资的中学，教材和外面不一样。而且，她讨厌这种东西。”
　　“啊！你伯伯很有钱吧？”我叹道，“读这种中学要花很多钱吧？”
　　“是呀。他们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阿刚说，“伯伯和伯母都是普通的工人，都已经下岗，虽然又找了个事做，收入也不高，自己非常节省，从来不坐空调车。”
　　泰安插嘴说：“看！他们家的人都是这样！铁公鸡家族！”
　　阿刚笑着捶了他一下：“去去去！你胡说什么！不许乱说我们家的人。”
　　泰安说：“你算了吧！他们什么时候把你当他们家的人了？你整天妹妹、妹妹的，她叫过你一声哥哥吗？”
　　阿刚正要再捶泰安，听到这句，手臂放松了下来，浅浅地慢慢地叹了一声。
　　“水开了！”我赶忙说，“可以洗澡了。”
　　他走进卫生间以后，我弹起膝盖踢了泰安的小腿一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待你那么好，你怎么不知道待他好一点？”
　　“我是为了阿刚好。否则他迟早要为那家人累死，永远也买不上车。你知道他每个月要给人家多少钱？那家人简直象吸血鬼！你怎么象邻居那些老女人一样总把我想得那么恶劣？”
　　“你知道自己容易惹人讨厌就应该收敛一点。”
　　“切！那些长舌妇！有时侯她们本来正在戚戚促促地聚成堆讲话，看到我，会突然静悄悄地分散开，眼睛也不看我一下。但等我走过去，她们又会接着讲。我最讨厌这个样子。”　　
　　“你不知道她们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讨厌？也许她们在讲女人生孩子什么的男人不宜的事情呢？”我打了个哈欠，望了一眼闹钟。
　　“我还讨厌一件事，”泰安接着说，“她们会一脸清白地拉住我问：‘昨天来你家的那个男人，你外婆让你叫他什么？’，其实那个人是修电灯的。她们都知道。她们就在等我说一句‘他不是我爸爸，我没有爸爸’，她们就很过瘾地尖叫几声‘啊哟，嘎（这么）作孽（可怜）的勿么（没有）爷（父亲）的小人（小孩）！’，然后不是聚在一起瞎讲那些男人和女人的事，就是拉着自己的小孩教育他们说你们是多么多么幸福，多么多么该知足。她们根本不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搞清楚到我家来的究竟是谁。这种问题毫无意义，最恶心了。后来我理也不理她们。我觉得她们并不可怜我。她们是真的觉得我在‘作孽’，我是家里的累赘，是我外公外婆脸上的伤疤。因为我象她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活着，而没有象她们想的那样应该低着头走路缩着脖子说话，所以她们非要隔三差五地提醒我，我记不起来就不会罢休。”
　　“人么…”我眼睛看着闹钟的分针说，“自己活得很累，需要证明别人不如自己来确定自己的相对优越性，心理才能平衡。”
　　阿刚洗得很快。临走前叮嘱泰安早上上班前打个手机给黄毛。“那家伙今天迟到了，说自己跑错楼层了，这家伙怎么这么稀里糊涂的。”阿刚说，“最好你去叫他，和他一起来。”
　　“他也住在附近吗？”我问。
　　阿刚说：“应该就是。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每次和他说好时间他就会在那个街角等着，和我们一起去工作。”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问道：“你最近还坐地铁吗？”
　　“不坐了。我们都骑自行车和上班。怎么了？”
　　“你在地铁里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人吗？比如…有人被打伤什么的？或者有人偷偷地拿针刺人家？”
　　阿刚愣了一阵，摇摇头：“我只看见过有人用刀片割女孩子的裙子。怎么了？有人拿带爱滋病人血的针头扎人？”
　　“不是，”我摇摇头，“地铁……现在也不太平了。下次坐地铁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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