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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该孤独而死
在临近考试时，且还是要到境外参加的考试，我却坐在这里写无关英文的东西，想想是挺不负责任的。但一来我已经不是第一回犯这种错误，二来有些话确实不吐不快。
我这样的人，或许就该孤单地死去。
在某个分辨不清时刻的白天，在厚实的窗帘缝隙辨认天光，在无力开灯的四壁之间，在无论色彩如何斑斓，那一刻也如同病院标配的床单上，在沉默的书柜旁边，俯首注视唯此一双的拖鞋，溘然长逝。
临近正午，我接到母亲打到手机上的电话。甫一接通，毫无任何预兆的谨慎地、像是云层蕴蓄雷声那样蕴蓄着什么的疑问传来：
“你（想）干什么呀？”
我无法将那原本表达就断断续续的话一字不漏地重复，她说话时也在整理着语言，像文档里输入的字符被修修、改改那样，但隐约表达着不满。
我只得疑惑而又不服气地反问：
“我干什么？”
“家里电话怎么打不通，一直占线？”她说的是座机。
我困惑的时候会不耐烦地皱眉，但此刻这样的表情并不会通过语音通话传出去，就算是苹果也不行。
于是我皱着眉，将自己的PC显示屏往回收了收，盯着藏身于后的座机看了半晌。
“没问题啊……哦，是不是你们房间那边的电话没挂好？”我从书房走出来，向父母房间而去，从书堆间刨出电话机，尝试性地挪了挪话筒——果真放歪了——将话筒放回原处，再次离开房间，一边对手机说：“不知道你昨天干什么来着，话筒放歪了。”
“哦。好吧。”之后又聊到了别的。
这是一件很琐碎的小事，但它使我联想到了另一件事，或者说另一个人。
我在宿舍期间的对床，属于一位心细又勤快（至少在我们宿舍里的四人中算作勤快。）的女生。有着A血型人共有的固执和保守的一面，却在某些方面又令人出乎意料地任性。然而我接下来要叙述的事情和她上述的两种特点都没太大关系。
也就在不久之前，2015年的年末，元旦当天晚上，宿舍中的四个人包括我在内合计着在寝室里吃一次火锅。这不由得说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由于年代久远的寝室内对电阻电器的功率有着限制，最高是500w，于是等待锅开菜熟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决定玩游戏，也是眼下时兴（或许）的玩法：用微信玩“谁是卧底？”
由于参与者只有四人，游戏进行地可谓相当快，往往两轮的分别叙述之后就能揭晓谜底，有时运气好的话、或者某个人直觉非常之强，可以在第一轮就指出卧底的身份。
在游戏刚开盘两场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主人公就是我方才所说的那位对床室友。她似乎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自信，认定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是“卧底”，而只会是代表正义和多数方的“平民”。无论她是第几个叙述者，总会以强烈正义的气场、毫不犹豫地将事先准备的描述说出，并得意地等着下一个人的叙述接受她智慧的审判。
然而不幸的是，连着两场，她的位置恰巧都被游戏预订为“卧底”所在，也就是说即便她接连以开朗、明快的多数派气势说出答案，且她自认为是多数派，而她恰恰却是少数派。
更加不幸的是，大约正是因为她先前那多数派的正义凛然的气势太过夺目，连着两场居然使得其他三位明明应当相互联盟的“平民”们惴惴地怀疑自己其实是“卧底”。于是其他三位参与者，也包括我，都变得保守和谨慎起来，凭借自己对于游戏中存在的两个不同答案的猜测，晦涩而又中肯地给出深思熟虑之后的答案。
对床室友的作法——虽然事后被证明的确是她未经思考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其实用一个英文词来表示可以是“bluffing”，用我们学校所在地区的标准表达就是“忽悠”。这种方法据我所知在很多游戏中都适用，尤其是在赌博一类的游戏中。少数派脸上所迸射出的正义之力量压住了多数派的气焰，这个现象和议题确实非常有趣，值得细细思考。但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事件发生时，会在第一时间将自己摆在正义的一面？
假设还有许多人相信这个世界是黑（这里指“恶”）白（这里指“善”）分明的，（而事实上我也能注意到，的确有很多人，即便已经过了20岁，也依然能在看电影的时候毫不费力地指认“好人”和“坏人”并加以声援或贬损。）那么我的问题也可以被理解为：为什么很多人坚信自己永远站在白色的区域里？
譬如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在教育和呵斥的时候，作为家长和“大人”，这些群体有着天然的优越感，自然是站在孩子（彼时作为“恶”的一方）对立面，以绝对和完整的“善”来指责“恶”。这其实无可厚非。立根于各式文化传统，长辈始终是经验丰富、道德完善的抽象概念，而晚辈一词（或以台湾的标准，“晚辈一字”）也涵盖着永远需要教诲和鞭策的意义。
方才这一对解释同时也提醒了我，作为人而言，无论年纪多大，须记得自己永远也是一位“晚辈”，因为永远有比我年长的人，不仅在年岁上，也在辈分、资历和经验上。我不晓得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否为真，对我而言——或许这话说起来有些冒犯——如果定要从年龄上来定义，能够称得上完全智慧和高尚的人，永远在石碑的另一头。
但长者需要被正确地尊敬。
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我依然不应当对父母如何划定自己与孩子的身份提出讨论，那么就将这一小点抛开，谈论更广泛也更宏观的问题。
在面对同龄人、社会地位相等的人、水平相近的人时，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可以随时亮出“多数派”的自信，好像他们已经霸占了道德至高峰。
我不想讨论多数和少数的争论，单提问一个人为何在面对他人犯下的错误时，可以不经思考地指责对方的道德。打比方说有个人正在谈论“性”的话题，而另一个人可以不论前者所谈的是社会学中的“性”还是文学中的“性”，后者都可以正气凛然地职责前者的话题下流，即便没有指责，大约也在心中默默认为。这样的指责可以不必了解话题的价值，可以不经大脑，甚至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成本，语言既形成，便组织成了上帝手中的牧羊鞭，不留情面、饱含父爱，挥打在“下流者”的身上。
再比方说，一个人犯了罪，需要被法庭裁量定夺他的罪名和刑罚。要知道法律是理性的，有时也是保守的，尤其对于当代的法律而言。这个人的罪和相应的罚可能在平民眼中并不足以熄灭众人的怒火，甚至于在当庭抗辩的时候，律师愚蠢的做法竟被无知的媒体所曝光，法庭上的细节成为了网络上、街头巷尾的戏谈，这时愤怒如冷漠一样铺天盖地，如滔滔巨浪，无情拍打在罪人身上时，法庭也因恐惧火焰而拿出更残酷的判决以平息众人的愤怒。
是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牺牲一个人如果能保存一届政府的光辉形象，这样的做法是伟大的；如果能安抚民众、使每位公民都陶醉在正义的暖流中，那将是美好的结局。
怒火可以被平息，留下灼烧过的伤口，以及冷静之后少许如狂欢后散席的淡淡忧伤，法律文本的灰烬更是在这场“险些燎原”的大火后被清风吹向四方。
无论我们多么丑陋、多么下流、多么卑贱、多么厚颜无耻、忘却美德只争利益，我们仍可在罪人的面前拾回高尚的自信！
欢呼吧！只要有无数个罪人，信心就永远不会被磨灭！
由衷地感谢这些犯下罪恶的人！
我曾错愕地被道德高尚者“踩在”脚下，我也曾拜服于那些多数派的气场，我被指责、被白眼相加、被视为怪人、被说恶心、坏、精明、自私……我好恨、好恨他们正义凛然的嘴脸，也无比、无比地羡慕那种轻易便可将自己抬为圣人的强大力量。
在旁人的眼里，我将永远是跪伏在地上的罪人，虽然我没有实际做出触犯律文的罪恶。我将不停被责骂、不停被质问、不停被鄙视、不停被敲打尊严、怀疑为人的价值，唯恐给别人添了麻烦、唯恐浪费了一口氧气却还给世人增加了一口废气，担忧生的困苦、更恐惧死的罪名，如此浑浑噩噩地活下去——“活下去”，如今竟成了沉重的表达——躲开世人、逃避世人、惧怕世人、敬仰世人。
我这样的人，就活该孤独终老、寂寞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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