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说亦

　　两篇帖子被读者吐槽无逻辑，瞎文笔，龙傲天死心了，就把第二个帖子上传上去之后准备开第二个帖子炒流量。
　　于是他把第二个帖子的前情故事上传上去。

　　二十八岁的乌尔比诺医生是最受青睐的单身汉。他在巴黎长期旅居后刚刚回来。

　　在巴黎，他进修了内科和外科。从登岸开始，他就充分说明，没有虚度过一寸光阴。

　　他比去的时候更加衣冠楚楚，更加自信。同窗学友中，没有第二个人在学术上象他那样一丝不苟和知识渊博，也没有第二个人在跳现代舞蹈或即兴演奏钢琴上比他更棒。他个人的才华和风度令人倾倒，他家里的财富令人羡慕，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彼此暗自较劲儿，对他频送秋波，他也向她们投桃报李，但始终保持着洒脱，求越雷池而魅力犹存，直到妩媚迷人的费尔米纳使他一见钟情。

　　他总是津津乐道地说，那次恋爱是误诊的结果。他自己也无法相信后来居然成了事实，尤其是发生在他一生中的那个时刻，发生在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他的城市命运上的时刻。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而且是脱口而出地说，世界上没有另外一座城市能同他的城市媲美。在巴黎，深秋季节他挽着邂逅相逢的情人的胳膊漫步，觉得再也找不到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纯真的幸福了，火盆里的栗子发出山野的清香，手风琴在忧郁地低吟，爱欲难填的情人们，在露天阳台上没完没了地你亲我吻。然而，他以手抚膺说，拿这一切来换加勒比四月里的一咧，他也不干。当时，他还太年轻，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正是因为这种功能，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可是，当他倚在轮船的栏杆上重新看到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区那片白色的高地，看见鹤立在屋顶上的秃鹫，看见晾在阳台上的破衣烂衫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才明白了，抑恶扬善的怀乡病，轻而易举地让他上了个大当。

　　轮船缓缓穿过一片牲畜的浮尸驶进港湾，受不了那股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躲进船舱里去了。年轻的医生沿着舷梯弃船登岸，他身穿合体熨贴的三套件驼绒西服，外罩一件长罩衣。脸上蓄的胡子，跟青年时代的帕斯托的一样，分头中间的线条，清晰而白净。他顾盼有度，堪堪盖住了那个虽非不忍卒睛却也令人望而生畏的领结。

　　码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大兵在值勤，他的两个妹妹、母亲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在等着接他。虽然他们欢天喜地，他还是觉得他们憔悴而毫无生气。

　　他们谈到危机和内战的时候，仿佛是在谈某种遥远而不关痛痒的事情，但每个人都语辞闪烁，目光游移，言不由衷。最使他震动的是他的母亲，她原来是个品貌端庄而富有社交活力的风姿绰约的女人，曾在生活中大显身手，现在却穿了一身散发着樟脑味儿的经绸衣裳，一副。憔悴枯槁的寡妇模样。儿子的犹豫使她觉察到了自己容貌的变化，她以攻为守抢先问儿子为什么脸色象石蜡似的白里透青。

　　“这是生活所致，母亲。”他说，“巴黎使人脸色发青。”

　　后来，靠着母亲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车子里的时候，他觉得热得透不过气来。

　　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幕幕触目伤心的景象，使他再也无法忍受。大海恍若死灰，昔日的侯爵府第，差不多变成了一群群叫化子的栖身之所，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闻不到了，有的只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堆散发出来的恶臭。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窄小、更破旧、更凄惨了。街道上的粪便堆里，饥鼠成群，拉车的马也吓得犹豫不前。在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发现任何足以和他的乡思相称的东西。他看不下去了，把头扭向后面，免得被他母亲看见，无声的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维若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那幢邸宅，和周围那些劫后余生的房屋相比，也不是维护得最好的。乌尔比诺医生走进阴暗的前厅，看见内花园尘封的喷泉，银渐在无花的野草丛中乱爬时，心都碎了。他发现，在通向正厅的路上，那条围着铜栏杆的宽阔的台阶上，好些大理石已不翼而飞，剩下的也都破碎不全。他父亲，一位献身精神高于医术的外科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使这个城市陷于灭顶之灾的亚洲霍乱，这幢房子的生气也随之消失。他母亲布兰卡太太，决心终身不除丧服，由于悲痛压抑，早已把亡夫在世时远近闻名的载歌载舞的晚会和家庭音乐会取消了，代之以下午举行的九日祭。他的两个妹妹，一反活泼的天性和对交际的喜好，变成了修女院的行尸走肉的修女。

　　回家当晚，慑于黑暗和沉寂，乌尔比诺医生一宵没有入睡。从没有关严的门的缝隙里钻进来了一只石鸟，每打一点钟都在卧室里叫唤。他向圣灵念了三遍玫瑰经，还念了记忆所及的各种驱邪消灾以及保佑夜晚平安的各种经文。从隔壁那个名叫“圣母”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狂喊声，瓮里的水不紧不慢地滴到盆里的响彻各个角落的前喀声，在卧室里迷失了方向的那只石乌的长腿在地上的踱步声，以及他对黑暗的天生恐惧和亡父在这座沉睡中的空旷屋子里的阴魂，使他毛骨悚然。五点钟，那只石鸟和邻居的公鸡一起弓项啼鸣的时候，乌尔比诺医生双手合十乞求神圣的上帝保佑，他不敢再在已成废墟的家乡多呆一天了。然而，亲人们的疼爱，礼拜日的郊游，他那个阶层的未字闺秀们的表示渴慕的奉承，使他淡忘了第一天晚上的痛苦。渐渐地，他对十月里的闷热，对刺鼻的气味，对朋友们的幼稚见解，对“大夫，明儿见，甭担心”都习惯了，最后在习惯的魔力面前屈服了，很快他就对自己的回心转意找到了方便的答案。这里是他的天地，他对自己说，是上帝为他创造的悲惨而压抑的天地，应当随遇而安。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父亲的诊所。对那些英国家具，他原封未动。家具笨重而结实，上面的木头在黎明时的寒风中嘎嘎作响。但那些总督时期的学术机构和浪漫派医学机构签发的字据，他把它们通通搬到阁楼上去了，把法国新潮学校的文凭放进了玻璃框。除了一幅医生正在抢救一名裸体女病人的画像和一张用哥特式字体印的古希腊医生的座右铭之外，他把那些褪了色的图片都摘掉了，把自己在欧洲各个学校获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评语优良的文凭贴了上去，紧靠着他父亲那张仅有的文凭。

　　他想在慈善医院推行新章法，但这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这是发自年轻人的激情。这所陈旧的医院，顽固地坚持那些早已过时的迷信，比如把病床的腿儿放在盛着水的盆子里避免疾病爬上床，或者规定在手术室穿名牌衣服和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考究是无菌操作的基本条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用尝尿的办法来确定尿里是否有糖，象称呼同窗学友似的提及查科特和图肖，在课堂上郑重警告牛痘有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却又对新发明的坐药相信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他在各方面都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改革精神，他的怪癖般的责任心，在一个人们到处都是风趣成撤的国家，他对诙谐反应迟钝。他那些实际上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美德都引起年长同事的妒忌和青年人油腔滑调的嘲笑。

　　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城里那种可怕的卫生条件。他在各个方面的最高当局之间奔走求助，建议把那些西班牙式的阴沟填掉，那是巨大的老鼠温床，代之以加盖的下水道；脏东西也不能象过去和现在那样泻进市场旁边的海湾里，而应运到远方某处的垃圾堆里去。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容易窝棚里的人，却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入体内。乌尔比诺医生曾试图在古堡里开办一个义务训练班，让穷人学会修建自备厕所。他曾一无所获地斗争过，禁止在树林里倒垃圾——千百年来，那里已经变成了藏垢纳污的渊源——他主张至少每周收集两次垃圾，拉到没人的地方去烧掉。

　　他明白，饮水是个致命的危险。想修一条水管，简直成了痴人说梦，因为那些有能力促成这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地下水池，厚厚的青苔下面，藏着多年储存的雨水。那个时期最值钱的家具之一，就是用刨光的木板做的水瓮，水瓮的石头漏嘴夜以继日地把水滴入水缸。为一了防止有人就着吸水的铝瓢喝水，瓢的边儿是锯齿形的，就象滑稽戏里的王冠一样。盛在若明若暗的陶罐里的水，显得又清又凉，还带有林间山泉的余味儿。但是。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被这种自欺欺人的净化所迷惑，他心里清楚，虽然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水瓮底部依然是蛆虫的草生之地。童年时候，为了消磨百无聊赖的时光，他带着近乎神秘的惊奇久久注视那些了了，跟当时许许多多人一样，他确信号了是精灵，是小妖，它们在静静的水底的泥沙里向小姑娘求爱，而且为了爱情，它们会进行疯狂的报复。小时候，他看见过一位名叫拉萨拉阿L德的女教师的房子被弄得支离破碎，因为她斗胆得罪了精灵。他还看见过满街的碎玻璃片儿，为了破坏窗户，精灵们三天三夜运来了成堆的石头。很长时间，他对此信以为真，后来他从学习中知道了子了实际上就是蚊子的幼虫，不过一旦学会了，就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从那时候起他就发现，不仅是子了，还有许许多多害虫，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些天真的石头滤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毕恭毕敬地认为，城里成千上万的男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拖着的阴囊迹气，全是水池里的清水所赐。乌尔比诺在上小学的路上看见那些店气清人在赤日炎炎的下午坐在各自的家门口，用扇子给那跟一个在两腿中间睡着了的孩子一般大小的□□扇风的时候，总免不了有大祸临头的预感。据说，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底气会发出不祥之鸟的叫声；如果在近处点燃一片兀鹰的羽毛，疯气就会使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倒霉事怨天尤人，因为硕大无朋的阴囊，是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男人的骄傲。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早已知道这些信仰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了，但是这些信仰在当地根深蒂固，不少人因为担心培养大阴囊的方法从此失传，反对在水池中增加矿特质。

　　跟水质不纯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令乌尔比诺医生感到担忧。市场是幽魂湾正面的一大片空地，安的列斯公司的帆船就停靠在幽魂湾里。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把它描绘成了世界上最琳琅满目的市场之一。确实，市场物资丰富，品种繁多，热闹极了，但同时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海浪忽东忽西地去而复来，海湾的潮汐把污水沟排进海里的垃圾又涌回地上，市场就躺在自个儿的粪便里。紧靠市场的那个屠宰场，也在那里倾倒脏东西，砍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牲口的粪便，静静地飘浮在血泊上，暴晒在阳光下。兀鹰、老鼠和狗，为争食挂在货棚房檐下面的鹿肉和美味可口的索塔文托阉鸡，还有那晾晒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早豆荚，没完没了地吵闹不休。乌尔比诺医生想整顿这个地方，提出把屠宰场迁走，修一个象他在巴塞罗那看到的古河道入海口那种玻璃圆顶的室内市场——那些市场里的食品，收拾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吃了都觉得可惜。然而，在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中，就连对他最言听计从的也不同情他的狂想。他们是些这样的人：以自己的籍贯为骄傲，炫耀城市的历史功绩，它的文物的价值，它的英雄主义和施旋风光，浑浑噩噩。时光对城市的侵蚀，他们却视而不见，和他们相反，乌尔比诺医生则是以深切的爱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

　　“这座城市倒真是难得，”他说，“四百年来我们一直企图毁掉它，却至今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大祸临头了。传染性霍乱，在十一周内，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死亡记录，而这场霍乱的第一批牺牲者，就是猝然倒毙在市场的几处水坑里的。在此之前，有些地位显赫的人物死后在葬在教堂的墓地里的，与那些落落寡合的主教及教士会信徒为伴，另一些不是那么富的人，则葬在修道院的院子里。穷人们埋在殖民地公墓，公墓在一座迎风的小山上，一条污浊的水渠横在小山和城市中间，水渠上那道泥灰桥的拱形防雨顶盖上，有位未卜先知的市长下令刻上了这么一行字：“入此门者应将一切希望留在门外。”霍乱流行的头两周，公墓就已人满为患。尽管把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显贵人物的枯骨迁进了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个墓穴。没掩盖严实的墓穴里散发出来的水汽，使大教堂里的空气都变稀薄了，大教堂的门三年之中再也没打开过，直到费尔米纳在大弥撒上第一次遇到阿里萨的时候为止。第三周，圣克拉拉修女院的回廓上死尸都堆不下了。一直难到了杨树林里，后来只好把比杨树林大两倍的教堂大菜园改成公墓。在那里，人们挖成深葬墓穴，准备分三层堆理死人，草草安葬，不装棺材。然而，后来连这种办法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理满了死人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一脚踩下去就渗出恶臭难闻的血水。于是，决定在离城市不到一西班牙里的那个名叫“上帝之手”的育肥牧场里掩埋死人，那个牧场后来被命名为“大同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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