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

　　我的老家在北方，是太行山东缘黄河冲积扇上的一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庄。村民大多是我的本家，姓司马氏。虽然我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一统三国的晋武皇帝的后裔，但是确实是从温县迁徙而来的。村子里还有刘氏、王氏、和拓跋氏几家，但是都不如司马氏兴旺。尤其是拓跋氏，是村子里的外来户。他们的祖先是个在黄土高原上失去土地的西北汉子，在新中国成立前翻过太行山流落至此。我叫司马华，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和同族的叔伯姑婶都很疼我。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我父亲和村子里其他年轻人一起去南方打工，我母亲去世后他就把我接到了这个叫上海的城市和他同住。
　　不同于我们北方风尚未开，民风剽悍的乡村，上海是个美丽早熟的城市。一百多年前大英帝国的冒险家在这里插上了第一面近代的旗帜，把这片未经开发的□□变成了遍布哥特式教堂、铁制英文路标、古旧西式码头的军港。从此这个有着狭窄中式小巷和星罗密布的江南水道的中国城市成为了维多利亚皇冠上一颗打着东方烙印的珍珠。日不落的疆域产生日不落的帝国，日不落的帝国又给这片疆域带来多少屈辱和荣耀。
　　殖民统治的苦难，只是母体产出婴儿必经的短暂阵痛而已。当那个曾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吟赏雪景的诗人将他麾下战无不胜的军队开进望海时，就诞生了健康、漂亮的新生儿。继秦皇汉武之后他再一次睥睨地证明了，拿破仑法国的全盛时期、日不落帝国骄慢的姿态、苏联军队宏伟的规模，足以让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纳粹德国心惊胆寒......仅仅是中国的普通状态。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在耻辱与抗争中产生的新生儿，它老旧，经历过沧桑的世事；它新锐，有远大的前景。现在，它长大了，一栋栋镶满玻璃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座座橱窗壁镜的商店出现在有着整齐行道树的马路两旁。侬侬吴语的渔民和长袍儒步的先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文尔雅的市民和西装革履的商人，当然还有金发碧眼的欧美冒险家和投资者。他们来到这片其先辈曾征服过的土地，是为了请求中国的政府允许他们用中国的方式互通有无，和气生财。
　　虽然我父亲那一辈人作为封闭山村的北方来客在上海这个现代化的都市里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观念、乡土气息，可我却不愿遵守这些陈旧腐朽的规矩，不过摄于我父亲的权威，我还是得在大年三十凌晨强迫睡意朦胧的自己从温暖的被窝钻出来，和一群本家的叔伯子侄像一群夜游神似地在寒冷漆黑的村庄里游荡着给本家的老人磕头拜年，正当我低头琢磨着弄脏新买的里维斯牛仔裤值不值得时，前面已经轰然跪倒一片人了，我慌忙跪下胡乱磕了个头，站起来时咬牙切齿的看着沾了层泥的新裤子----我他妈跪的是谁都不知道!拜完年自然就得去上坟了，几个本家的大伯拿上饺子、二锅头、冥币、二踢脚，带着我们在凌冽的晨风中来到村外的荒坟----什么？已经被改成了庄稼地，找不到祖宗坟头位置？没关系，随便拽块砖头来就行，权当神位吧。于是我装模作样的在荒郊野外对这一块砖头磕头烧纸、敬酒放炮，以示孝敬。一望无际的乡村旷野的天空上响起一阵二踢脚的炮响，此起彼伏，响彻荒野，这是村中各家祭完坟的表示。我长出一口气，这下总算完了吧？等等，还有最后一项呢：串门。这是我最头疼的一项，由于我十岁就离开家了，所以很多乡亲我都忘记了，每当一张张和善土气的笑脸突然冒出来连珠炮似地说：“小华越长越高了”、“小华越长越俊了”、“小华来我们家坐会儿吧”时，我一边勉强陪笑敷衍，一边紧张地暗暗在心里祈祷：千万别问我那句话!千万别问我那句话!可那张殷切的近乎狡黠的脸似乎看穿了我的企图，还是问道：“还记得我是谁吗？”......这种情况下就是去我从小相熟的朋友家串门也是件不那么愉快的事，如果他们父母在家的话。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和他们父母的辈分关系，有时我规规矩矩的叫他们父母叔叔和阿姨时，他们年近半百的父母会诧异地对望一眼，然后直白地告诉我，他们的儿子管我叫爷爷......
　　“唉，这孩子，念书念傻了。”这些纯朴的人有时也尖刻得很。
　　太丢人了！实在是太丢人了！这时我就忍不住想，还是上海好，这个礼貌、繁华、冷漠的都市更适合我。更何况，拓跋武也在望海。
　　我父亲的老板，是我们同村拓跋家族第三代的幼子，和我父亲差不多大，可他的辈分是我父亲爷爷辈儿的，谁让他们拓跋家在村子里那么不受待见呢，到我这一辈司马家已经在山村繁衍了数百年，拓跋氏只生活过四代而已。拓跋先生是个十分英俊的北方男子，平时神情严肃，但当他笑起来时脸会显得十分动人，有一种不拘小节的豪爽吸引我。在我小时候他常常带我和他儿子拓跋武去逛望海繁华的夜市。走累了他就和我父亲在江边的大排档上光着膀子喝啤酒，一边大声用北方方言说笑。我和拓跋武则在大人们聊得高兴时溜下江堤玩耍。南方比北方闷热许多，拓跋武喜欢在江里浸水、摸鱼。我却怕挨骂，就只在江边捡些石子、河螺玩。那时昏黄的路灯下江边川流不息的人群与隐约的喧闹声充满童趣，习习晚风中夹杂着我父亲和拓跋先生的笑声。这是我对望海最初的记忆，也是我童年最后的记忆。我确信，拓跋武兄长和领导者的形象，那时在我心中就扎下了根。
　　自从拓跋武上中学以后，事情起了微妙的变化，即使是我孩童的眼睛也察觉了一些不同：拓跋先生和我父亲照例还会出去，但再也不会去大排档，也不会光着膀子喝着啤酒开怀大笑了。他们改而去富丽堂皇的酒店，穿着黑色西装神色严峻地抿着名贵的茅台。我父亲也不再用充满笑意的、毫无顾忌的眼神看拓跋先生了，而是变成了一种谦谨、恭敬的眼神，而且还用眼睑半遮着-----真是乏味无趣。不过当时我并不关心这些，让我感到困惑烦恼的是我突然住进宽敞明亮的房子，必须每天洗一次澡，必须穿拖鞋才能踩一尘不染的瓷砖地板。尤其让我不满的是：上厕所还得坐着大号-----啊，对了，父亲已经让我把这两个词改成“卫生间”和“盥洗”了。这些规矩对于野惯了的乡下孩子是极其难以忍受的，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拓跋先生的妻子在她生完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就去世，很难说拓跋先生对他的妻子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几年后就续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新夫人，她出身于上海最炙手可热的家族杨氏家族。拓跋先生是在和杨家做生意时认识他这位未来妻子的，也许杨小姐是被他英俊的外表和传奇的经历所吸引，所以不顾父亲反对毅然下嫁这位具有神秘色彩的北方来客，这件奇特的婚事曾在上海轰动一时，却让杨家丢尽了颜面。
　　虽然拓跋夫人来自极好的家世，举止文雅，很有思想，温柔贤惠，也很疼爱自己丈夫前妻的儿子，但她嫁入拓跋家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她在拓跋父子间始终是孤立的。而她的优点恰恰是导致她孤立的原因。拓跋先生是个农民，尽管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喷着香水，可他依然是个农民。他需要的不过是一张漂亮的脸和一具柔软的□□罢了，或许还有一双会煮饭的手；但绝不是深沉的思想、高贵的文雅、独立的人格，更加不是需要一大群仆人侍奉的娇小姐。至于拓跋武，出于一种对占据他母亲地位的女人的仇恨，对他的继母十分冷淡-----礼貌而冷淡，一种深沉的、压抑的不满。拓跋夫人在倍感孤独之余也曾试图去亲近自己前任的次子，她温柔地问拓跋武道：“阿武，阿文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呢？我什么时候能见见他？”
　　每逢此时，拓跋武就抬起他那双冷漠的黑眼睛，用平板而毫无感情的语调回答“我弟弟在北方，杨阿姨。”
　　拓跋武的弟弟叫拓跋文，寄养在北房亲戚家。他是个阴沉的家伙，和充满活力的拓跋武相比，就像沉默寡言的奥古斯都和雄辩自信的凯撒之比。我很同情这个失去母亲，又不被父亲倾注太多感情的玩伴，按佛洛依德的观点来说，他是那种没有经过母爱的港湾来使心灵获得必不可少的宁静，便直面由父亲展示给他的秩序世界的人。
　　“那为什么不把他接来呢？我很想见见这个继子，他一定和你一样优秀对不对？”拓跋夫人温柔的语调近乎讨好。
　　“我父亲不愿意把他接到这里来，杨阿姨，我父亲是不喜欢我弟弟的。”依然是平板、礼貌的冷淡回答。
　　最后拓跋夫人终于死心了，她不再对拓跋父子抱有任何亲昵的欲望。这个多愁善感、养尊处优的贵妇人恐惧地发现自己走进一片荒芜的原野，这个原野上没有鲜花与溪流，没有蜜蜂与飞鸟只有顽石、沙漠、荆棘、野兽。她本是个性格懦弱、体弱多病的女人，是爱情给了她抗悖父亲的力量，现在爱情消失了，她的力量也就随之消失了，长期的心情郁郁也加重了她的孱弱，她几年后就死去了。
　　拓跋武直到最后也不明白自己对继母多么苛刻，拓跋家的人都不是感情细腻的人。他身材高大，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英武面孔，酷似乃父。他比我大很多，我上大学时他已经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了几年。
　　拓跋先生从一个北方的过客，成长为上海少数拥有巨大财富与权力的人之一，堪称是个奇迹，但伟大的冒险家总是创造伟大的奇迹，毫无疑问，杨家是上海第一巨富，而拓跋先生似乎已经可以坐第二把交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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