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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出租二楼
她摇了摇头，回到了教室。
找了班长，借了笔记，开始用功起来。
接下去，半个月，顾家人忙的脚不粘地。
顾曼璐觉得自己的腿也跑细了，天天在放学之后，楼上楼下的搬东西。
顾家人先是把一楼两个房间，需要睡觉的床搬好，目前决定俩兄弟跟着顾老太太一个房间（为了奶奶能够有个精神支柱），俩姐妹跟着顾太太一个房间。
顾曼璐看着这样与顾家人挤在一起，想着大学里应该有住宿的吧，还是住学校里，精神比较放松些。
然后搬了衣柜，书柜之类的。
再慢慢的整理着衣服与书等等。
书桌就没有搬了，之后大家都在客厅里学习，这样能省着电，也能有个学习氛围。
就这样前前后后，整理了近半个月。
完事之后，大家齐齐松了一口气。
有个好消息，就是在这期间，二楼的三个房间租出去了。租金加起来，一个月有四十圆，顾曼璐让顾太太，用三十圆，留十圆，万一有个病痛之类的事发生，为了防个万一。还有九月份的四个孩子的学费、学杂费之类的，她也一下子也说不清楚这些，只是得留着。
顾曼璐还悄悄地跟顾太太耳语了一番，说东北好像要打战了，以后来上海的逃难的人，会很多，到时厨房阳台也会有人租。
现在留着钱。下半年，到时再去父亲同事们和邻居们家里，“厚脸皮”的借点钱来。她去同学们那里借点，到时她把那一百多的私房钱拿出来就行了。合起来去买个旧房子，到时候出租也是一份额外地收入。
还细细的叮咛着，这个事情不能跟别人说。
不然到时候就没有人乐意借钱给她了。
顾曼璐心想，妇女最大的特别就是八卦，说是非，吓吓她，别让她到处说。
还有，顾曼璐不记得“九•一八”事变，具体是在哪一年了？
反正不是31年就是32年，到时会有大批东北三省的流民难民逃进上海。
他们觉得上海遍地是黄金。
二楼住着三个看起来“家室清白”的外地单身男女，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子。
顾曼璐让顾太太上楼去客气地问问，是不是要在家里吃？如果在家里吃，就提前一天打招呼，告诉一下要吃什么菜？几点钟要开饭之类的问题？这样子顾太太提前去菜场买了，在家里烧好，到时间就送到别人房间去，价格就与外面的“小滩小贩”都一样吧，这样又干净又方便。
顾太太低声嘀咕几句，大概是说怕那些房客不一定乐意之类。
顾曼璐笑了，安慰顾太太说：“母亲，这样子会有生意的，量给足些，常年出门在外的人，总是想吃家常饭，就是您太辛苦，只要坚持三年多，等我毕业上班了，到时就让您享享福。等伟民结婚了，您就在家抱大胖孙子”。
她特“不要脸”的给顾太太“画了一个大饼”。
还让问是不是要顾太太帮忙整理房子、洗衣服之类的。
等这样一切上了轨道之后，就慢慢地向外围发展。
看看隔壁家的房客有没有需要？唉，让她出出主意，想想法子还行，干活嘛，还不知曼桢动作快呢。
不管如何，是全家总动员。顾曼璐不想让俩个弟弟娇养的像个少爷，顾家是没有这个条件，但也不能有这个心。
看顾老太太与顾太太那宝贝顾伟民与顾杰民的样子。她若有所思。
得给他们找个事做做，以后的周末，让他们去租界的公园去卖花吧，还是去卖报纸呢。
之前看过这样的电视情节。好像挺可行的。
等二楼房客住下了，顾曼璐就带着几个小的，在房前找空地，想要圈起来养母鸡，不过好像不成，大部分是大家公用的地方。看样子只能放在笼里养了，有空的时候放它们出来“放放风”。
不过可以弄些泥土来，种着“韭菜”、葱、辣椒等。还是种在盘里面，别人家种花，顾家人种“菜”，经济又实惠！
顾曼璐在周末时，带着两个弟弟，穿上旧衣服，全身武装。
手里还拿着棒子，准备去翻垃圾。
那里一定有旧的“花盘”这些东西，以后走远些，去租界那边找，那些一定有些好东西，不过得打听打听，说一定那里是某某什么人的地盘，去了会挨揍之类的祸事。
周末时，顾曼璐会让顾太太去菜场买些骨头，用温火炖半天，这样又营养又实惠，汤里加块豆腐，加把青菜，捞起来加点盐，就是一份菜。
后来因二楼的房客也喜欢，顾太太就天天一大早就去菜场。
还让顾太太少买米，买些番薯、芋头、马铃薯这类便宜的粮食。
大家图个饱。
看她风风火火的样子，顾曼璐若有所思。本来想给顾太太找份工作，也接触一些人，最好能让她再嫁。看她现在也挺好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觉得顾家人，包括她本人，一定不想考虑再嫁了。
这样子过了半个月后，一切上了轨道，顾家人，各自忙碌各自的事情。
顾曼璐不忘捉紧功课，更是带着弟妹们一起用功。
顾曼璐还灌输“知识改变命运！知道改变贫穷！”这样子的观念给他们。
特别的伟杰，他是长子，她教育他得“撑起门户”，继承父亲的遗志。
而顾曼桢总是抽出在家大部分时间帮顾太太干家务，顾曼璐看到了，也说什么，她只是中考，还不在高考。
而且顾曼桢是书中的女主角，她有自己的命运，还是不然让自己给“蝴蝶”掉，还是让她走上命运的轨道吧，不然遇不上“男主角”沈世均，就遗憾了。
在她看来，“男主角”沈世均是个家居好男人。
不过，在南京不好，到时候一定让他们留在上海，不然不小心遇到百年难遇的“南京大屠杀”，就倒霉了。她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是在上海沦陷之前还是之后？！
唉，反正书上也没有说“男主角”沈世均家里遭遇了“南京大屠杀”，那说明他们已经离开了南京。
那是多年之后的事情，顾曼璐把那么“乱七八糟”的思绪挤出了脑子，抛到脑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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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民国时期的上海房租是多少
民国的名记者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银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著名作家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左右，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低，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每月收入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是不菲的。
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不错，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格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二十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10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的电车，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从大世界到南市，车价就要1元以上，而当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
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白银时代生活史》的作者、上海名中医陈存仁透露，大概在2000到3000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存仁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1元6角，当时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会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而其中最厉害的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在高人的指点下，陈存仁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3亩7分的地，不到3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然，适当的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一千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五千倍的价格。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及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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