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常春藤

　　无论多大的事情，终究会象石头沉入湖底，在水面不留痕迹。

　　化疗后, 我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别人不提我不说，我不说他们不问。

　　蛋白质提纯就是生化实验室的面包和奶油，几乎每天都有大规模提纯的实验在进行。正为了这个，一大早我和盖伦就进了冷冻室，象母鸡孵蛋一样地按照实验方案操作繁琐的步骤。

　　五分钟后，我的手指已经冻僵，浑身开始发抖。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在实验室里放一件厚外套，还有羊毛帽子。”盖伦侧眼看着我，头上羊毛帽子的绒球随之晃了晃，样子有点傻，也有点可爱。“你这次只能靠多穿几件白大褂来应急了，我的就搭在我的椅子上。”

　　步骤之间我们站在冷冻室外面等。

　　盖伦问：“你的paper 进展得怎么样了？”

　　“嗯。。。” 我含糊其词，只好反问，“那个你的 paper 呢？”

　　“还不是老夹在试管派 （in vitro) 和活体派 （in vivo) 中间。”

　　我们实验室是试管派，认为在活体 （比如：细胞和动物）里的测量不够精确，只有在试管里才能把生物过程一步一步地观察清楚。

　　活体派则认为在试管观测到的现象不能直接或者准确地反映生物现象, 所以只有他们才是正道。

　　听起来盖伦的 paper 是被活体派的人扣住了。

　　我叹气： “是啊，活体派的东西一般比较容易发表。”

　　“宏观来说，差别不大，反正大家都是在积累信息而已，但没什么人能把东西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系统生物学是在做了，只是。。。”他轻轻地冷笑。

　　我们进冷冻室做下一步骤。我的眼镜在冷热转换中蒙上水雾，我于是叹道：“不知前景怎样——”

　　盖伦耸耸肩：“搞科研的人都梦想自己搞到下一个大突破，但《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早就总结过，在科学史上只有过两次的模式的突破（paradigm shift；一次是牛顿的力学理论，另一次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余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填补模式架构里的空隙。这就象是个知识的工厂，我们是生产线上的小齿轮，只有在描好的轮廓里填颜色的份儿了。”

　　“那——”

　　我还没来得及消化他的话，他已经更换话题：“不如我们去搞一点儿真正好玩的！去打桥牌怎么样？”

　　他总是这么善变，让我无法预测他的下一步。

　　“我不会。你怎么突然想打这个？”

　　“我，穆拉，沙度，都想打桥牌，但是三缺一。” 他对我挤挤眼，“所以我们很需要你啊，你来嘛，桥牌很好玩的，比枯守在冷冻室外面有意思多了。”

　　不论前提是什么，听到他说他很需要我，我的心猛跳了一下。

　　“快来啦，反正自从xx系里的那个博士后用实验室电脑向色情网站上载照片被逮住后，学校看得很紧，你要下载音乐也不大容易吧。”

　　他大棒后又来颗蜜糖：“桥牌很好上手的，再加上我亲自教你，保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扬扬眉毛对我笑，期待地望着我。

　　现在，每一个对我的微笑都是那么的宝贵，尤其是盖伦的，我说好。

　　桥牌其实很难，叫牌是一套，打牌的次序一点都不能马虎。 几盘下来，打对角的盖伦对我越来越不满：

　　“我叫了草花，你怎么可以不回应？！”

　　“记牌，你的脑袋都到哪里去了？ 记牌！”

　　他越急我就越慌，打得一塌糊涂。

　　桥牌很能展示出每个人另一面，比如盖伦的好胜和执着以及难以琢磨的沟通方式，穆拉骨子里的赌徒倾向，和沙度对规则的崇拜。

　　盖伦又要张口训我, 沙度说：“桥牌太用脑，作实验时把这个当业余爱好挺累的。到此为止吧。”

　　后来大家都回到自己原来的爱好里，再没有打过桥牌。

　　按照研究生健康保险里的规定，我们每年只有两次免费看心理医生的机会，所以大家都得生产自救，找方法减压。

　　实验室的同事里，有人拼命抽烟，盖伦有他的网球冰球和垒球，穆拉有她的健身操和猫咪，沙度一有机会就自己动手组装电脑。

　　实验室外我在 CD 上砸钱。老游志在吃遍新英格兰所有的餐馆。佳妮和世英偏好跑步。还有一个师妹酷爱购物和节食，逛遍了新英格兰地区大小的mall 和试遍了最新最刁钻的减肥方法。

　　最受欢迎的活动还是喝酒和赌博。

　　我们什么都赌，从世界杯足球赛的冠亚季军和小组出线名单，到怀孕的同事什么时候生都可以下注。

　　一个新来的博士后看到我们这样，理想幻灭：“H 大的人不是很有水平的吗？怎么从来都不看见你们看专业外的任何书，怎么老是聚赌？”

　　工作了一年后，她也成了狂热的赌徒。

　　毫无疑问，大家的最爱是星期五的啤酒时光 (Friday beer hour).

　　我喜欢去那里是因为会碰到四大洋五大洲的人民，正好学习各种粗言。

　　试问有什么比粗话更能有效的表达感情和想法呢？ 粗话不仅是文明的精华，更是速食文化的代表作。

　　这天碰到了隔壁实验室的中国博士后大山和新来的印度博士后阿尼。

　　阿尼马上切入正题：“请问， shit 在中文怎么说？”

　　大山手覆着额头：“噢，天，又来了。”

　　还是同道中人呢，我乐了：“大山不是和你一个实验台吗？他没有教你？”

　　阿尼很委屈：“大山礼貌地拒绝教我。”

　　我搓搓手：“没问题，我来好了。我们不说shit，我们语言里的精粹是MD，或者TMD。请注意我的腔调。”

　　阿尼找来一纸巾，请我写下注音。

　　我问：“那你知道怎么用德语骂人吗？是是，谁不会啊。 匈牙利语里呢， beeswax 是 x 你 y 的意思，是一位匈牙利人充满自豪地传授给我的。”

　　阿尼说：“冬冬，你太够意思了。 我也给你写下来啊，印度语你说这个，彭加普语你说这个。。。”

　　大山急了：“冬冬，你不要火上加油啦！”

　　我说：“阿尼，我的朋友，你知道日本人怎么骂人吗？”

　　他眼睛发亮，摇摇头。

　　“这是我国人的常识，不和你分享就不够意思了。”

　　大山顿足：“这成什么世界了。”

　　阿尼学习完毕，道别走了。

　　我和大山继续喝酒。

　　两瓶啤酒过后，另外实验室的一中年博士后向我们走来：“小山啊，那个印度人，叫阿尼的什么的，是不是你们实验室的？”

　　“是和我一个实验台的。”

　　“小山啊，做人要厚道啊，教老外讲中文时就不要教国骂了吧。 还有这个，怎么连日语的也教了呢？”

　　我第一时间跑开。身后大山在叫: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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