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

　　零七年六月一日八点多，广州火车站。

　　“广州火车站”这五个字，至少对于我而言，是忍不住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面对的。一边晚点着急，一边也担心着梅梅，很怕她傻乎乎的被人家拐走，一再叮嘱，不要在站台逗留，买张地铁票去里面坐着等。

　　期间接到爸爸短信，说孕妇不能拿重物的，我拎的一袋方便面鸭脖子，无论如何不能让老大拿。

　　当时是认真回短信哦了一句。倒是现在打字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个短信叮嘱的多么常规，而我们家老大难道是常规的人么？四个八婆的见面会上如果面对一件行李，会动手去拿的人，依次应该是梅梅，芬贱，我，然后才或者有可能是老大，或者她继续袖手到前面三个人再循环一次选择吧。而如此理直气壮懒着的老大，绝非是因了孕妇的身份，单纯出自懒惰的天性而已，完全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

　　冲到地铁站看到梅梅，睡我上铺的丫头。梅梅的脸上，我看得到时光的流水，想我亦然。

　　有一次在网上，老大说，bibi，我觉得我们老了。

　　我大笑，不老那是妖怪。胡胡的儿子转眼两岁，我们不该老么？人生不过如此。

　　可能是错过了上班高峰期吧，地铁上人不多，次序井然。我老觉得我能听得懂粤语报站，事实是不能，不晓得哪来的自信。架不住人品好，跟梅梅一起转地铁，愣是没迷路。

　　到花地湾车站，看到热晕了的老大和芬贱。老大说回小区的车刚走，下一班还要等一个小时，我们找个树荫下互相看。

　　521出来的从来就是彪悍人，那么多年前已经喝酒和互骂贱人。这次说着什么呢，梅梅突然靠了一句，我听的眼前一亮。

　　三年前我们是不说靠的。我们天南地北生活形态也不同。只是德性不变，就都暗自修炼升级，靠字出口，根本是一场快意江湖嘛。

　　到了老大家，我洗手，梅梅洗从北京背来的樱桃，勤劳度不一样。

　　冰箱里已经塞满了，老婆饼，蛋塔，双皮奶，荔枝，桃子，青李子，红李子，西瓜。

　　我不得不感叹一句，老大家的盘子是不锈钢的，看起来象食堂多过住家呢。忘了老大对此怎么解释，反正不是合理性的解释就对了。

　　零二年我来顺德看老大的时候，她还租房子住呢。转眼新家也住了三年多，芬贱去阳台，老大追在后面喊，别拉那边那道门，坏的。

　　老大家阳台很大，摆一个茶几，两把藤椅，很舒服的感觉。

　　茶几拖到中间，再抓两个凳子过来，拆鸭脖子，翅尖，各色水果摆出来，边吃边聊。除了樱桃，梅梅还受命从北京给老大背瓜子，老大说顺德的瓜子味道不对。梅梅也是一个千里送。

　　老大给我们倒水喝，梅梅举手，“我自己带了杯子”，我也举手，“我也有”，芬贱懒懒接口，“我没有”。

　　老大拿一个杯子给芬贱的时候，不忘说，“看吧，人家常出门的，都知道要带杯子。”

　　虽然还不知道这个逻辑正确与否，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当老大在夸奖我了。

　　我没吃早饭，到老大家也快中午了，嚷嚷着饿。她们二话不说，拆老大的热干面来泡着吃，味道那叫一个正。

　　吃饱喝足开牌局，我自然跟老大一伙。梅梅经常操练，芬贱更是打牌成了精，老大被我拖累着，却一忍再忍，不骂我。

　　某局牌不错，我想我要好好表现，报效老大啊。老大帅牌丢完，随便捅咕了一张K，我看手里一张K，一张A，暗自窃喜，我是大牌呢。梅梅管不上，轮到我出牌，就很开心的把K丢下去，芬贱看我一眼，慢慢放下一张A。二十分呀，二十分呀，一把就是二十分。老大当场就怒了，问我为什么放K。梅梅一旁劝，“哎呀，这也不能怪bibi，她没有A嘛。”虽然想谢梅梅护着我，还是忍不住十分十分贱的把A抽出来给大家轮番看一眼。

　　众人无语凝咽，“那你为啥呀？”

　　我沉着冷静的答，“不知道。”

　　一时无话，老大收拾心情，继续跟我打。

　　想想真不容易，这么多年，只要打牌，总是我跟老大一伙，而她居然没被我活活气死。

　　下午下了一场暴雨，天气凉爽起来。年纪大了吧，开始感触这些细节。夏天，坐在自己家里的阳台上看暴雨。选择的的路不同，就和这样的境遇错开身去。

　　该做饭了，我们一窝蜂的图表现冲进厨房，洗菜的洗菜，刷锅的刷锅。老大在一旁负责答疑，什么东西在哪里。

　　芬贱结婚后把爸妈接来同住，看这家伙三年来的长势，也大概猜得出日子有多滋润，不见得下厨房比我多。

　　我是自学成才胡乱做，自己不嫌弃，当然也上不得台面。

　　只有梅梅，从来的爱劳动。大学也只惊叹她爱洗衣服扫地打开水。不想当了人家几年老婆，看看这做饭的麻利劲儿。

　　芬贱被从厨房赶出来的时候，我还赖着不走，反复强调，我能打下手的。梅梅空隙间给我几颗蒜，让我切蒜碎。

　　有没搞错？蒜片不能吃么？蒜丝不能吃么？干嘛非要碎？无奈我夸下海口，看看案板上的蒜，跟梅梅说，“你别着急，我慢慢切。”

　　梅梅好脾气，说不急，又去忙别的，我切呀切。

　　过一会儿，梅梅过来看我，把刀接过去，表演了一个麻利切蒜碎，说，“你洗洗手，出去吧。”我就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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