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

　　天空阴沉沉的，空旷的行刑场被一片灰色的雾气包裹，地面上细碎的尘土在阵阵湿热的风中浮躁地乱飞。群众们一边在口中嘟囔着对这鬼天气的抱怨，一边忙不迭地擦着汗。有几个抱着冰盒的人把盒盖大敞，正恨不得一头扎进盒子里。行刑队的队员们在一个地势相对高的土山上立正成一排，不过由于地面不平，远处看上去他们的站姿还是七扭八歪。
　　开阔的场地向来不拢音，但是当死刑犯被押往行刑场的时候，不知是谁的一句“来了来了”依旧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双手被绑缚在身后的死刑犯表情还算平静，正自己一步一步地向着行刑场中央走去。
　　“啊……我这是要回到天上了么。”“不，是下地狱。”
　　死刑犯跪在行刑场中央，眼中终究还是出现了一丝恐惧。他抬起头，对押送他的兵士说道：“帮我擦一下额头上的汗好吗？” 兵士利索地用戴着手套的手在他额头上一抹，然后便走到一旁。死刑犯忐忑地闭上了眼。
　　行刑队员准备就绪，列队，开枪。死刑犯应声倒地。耳膜的震动还未停止，之前抱着冰盒的人们却突然蜂拥上前，围成一团，像是这阴沉天气中的一场倾盆大雨。等人群散去，地面上的血迹已被脚印践踏得不成样子，死刑犯全身上下顿时没有了一个完整的器官，部分被破坏的器官像橘子瓣一般散落一地，而他的那副皮囊则是满是创口，像一个个能把人吸入其中的坑洞。
　　我被这一场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是第一次见到行刑，这也难怪。以后你就见怪不怪了。”眼前的男人轻描淡写地说着，然后把手肘支在膝盖上，透过铁窗看向我。
　　男人曾是这座监狱的狱医。他正当不惑之年，虽然脸上的胡子已经许久没刮，但他的眼睛里依然透着几分英气。而我，则是这个月才刚刚上任的狱警。到监狱里任职没多久，我就听说了狱医这个人的事。正巧狱医所在的分区是我的辖区，得知我是新来的，他对我似乎有些许兴趣，偶尔我们会一起聊聊天。
　　只可惜，到了后天，他也将变成一具尸体。医生应是仁心仁术的，可他却轻易地触犯了法律——监狱中的同事们每每说到这件事，脸上都或多或少带着点厌恶的表情。
　　“没想到居然会这样，人体器官的交易真是……该怎么说呢，太可怕了。”
　　面对我的感慨，狱医像在哄小孩似的对我笑了笑。“我还在做狱医的时候，也因为帮器官贩子筛选优秀的供体赚了些钱。其实就收集无人认领尸体的器官这件事而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合法之处。”
　　我不知道怎么反驳他——其实我最想反驳的一点是，为何他明知法律的界限，却还是知法犯法。事实上，通过这一段时间对他的了解，我并不认为他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了，为什么你从来不问我关于我被判死刑的事？”狱医的语气中带着几分轻佻，像是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眼神中的好奇已经足以让他继续说下去。
　　“其实就是因为器官啊。怎么样，是不是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狱医的妻子早在10年前便因意外身亡，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今年16岁。
　　在他女儿13岁那年，这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姑娘不幸罹患严重的肾病，肾功能很快衰竭，不得不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狱医作为一名医生，明白长期透析虽然比较麻烦，但也并非不能作为长久之计，再加上他薪资不算少，又有额外的灰色收入，于是他并没有把器官移植作为最优先的选择。
　　在一次狱中的定期体检中，狱医筛查出了一名疑似患有抑郁症的犯人。这名犯人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容貌清秀，此前待人一向彬彬有礼，全然不像一名罪犯的样子。再次见她的时候，她没有穿统一的狱服外套，而是一身黑色装束，衬得她的脸格外惨白。狱医对精神病范畴的知识并不是十分精通，好在女犯的症状并不重，狱医便把抗抑郁药作为辅助手段，以心理治疗为主，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与她交流。
　　这种半是尝试的治疗方法却并不顺利。女犯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心情好些的时候，她会问些关于狱医的事，狱医便给她讲讲自己在监狱里的工作见闻，偶尔也会向她提起关于自己患病的女儿。而病情加重的时候，她的自杀倾向十分严重，狱医只得不断调整用药。
　　“拜她所赐，我又把许久没有接触过的这点知识重新复习了一遍。”狱医说着，微微眯起眼睛，面部的肌肉摆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后又逐渐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不知道该说是好景不长还是运气不好，狱医的女儿接受透析治疗没多久，透析管路便被血栓堵塞，溶栓治疗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不得不重新进行动静脉瘘手术。
　　手术那天，狱医第一次对自己坚持血液透析治疗这个想法产生动摇。不巧那一日，女犯的病情也不太乐观，狱医和她谈话时，她的言语中都是对死的渴求。他被这些负面言论烦得难以忍受，沉默地再次给她调整用药，当即中断了谈话。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第二天女犯竟然来向他道歉。“对不起，我才听说你女儿又手术了，昨天还给您添麻烦，真的对不起。”她依旧是一袭黑衣，脸色的惨白程度比起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突如其来的道歉却让狱医十分惊讶，看来昨日新的用药方案对她似乎很有效。
　　狱医大方地摇摇头，表示无妨。女犯露出了一个像是放心的表情，然后说：“不过您的女儿真的好可怜，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帮帮她吗？”狱医在心中做出了回答，但是并未说出口。这一提问，让他再次回想起了那些冰盒中的器官。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是让狱医对这个落井下石的世界萌生了满心恨意。
　　狱医的女儿手术之后不久，透析管路再次堵塞，医院建议更换人工血管。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透析下去了，终于决定让女儿接受肾移植。最理想的肾源当然是作为父亲的自己。狱医到医院做了体检，想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到女儿身上，却发现自己是先天孤立肾。当询问医院有没有其他肾源的时候，又被告知肾源极为紧张，建议放弃。
　　他随即把目标锁定在了自己工作的监狱。狱医查阅了狱中犯人的资料，却发现近期都没有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而如果等待新的死刑犯，从他们接受判刑，到上诉期，再到执行死刑，又是一段漫漫的时日。况且，这些死刑犯的肾脏是否健康到可以移植给自己的女儿，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狱医开始主动联系那些曾经让他帮忙筛选供体的器官贩子。器官贩子们听说他要买器官，一改以往的和颜悦色，变得盛气凌人。而这时，狱医才发现这些器官贩子对他的财力几何基本了如指掌，自己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这种种令人生厌的巧合就像是挖给他的一个大坑。

　　狱医为了给女儿找合适的肾源，请了不少假。再次见到女犯时，和上次见面已经相隔一个月了。
　　也许是对这久别之后的重逢有点期待，狱医特意把女犯叫到了谈话室，准备面对面交谈一番。女犯和之前相比脸色似乎是红润了一些，他心想着药物维持剂量的效果还不错，然后与她相对坐下。
　　女犯的表情似乎很平静，狱医却满面愁容。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狱医有一瞬间似乎瞥到了女犯狡黠的一笑，她开口道：“您的女儿最近怎么样？”
　　狱医眉头一蹙。这些许的表情变化被女犯敏锐地捕捉到手，接下来她的问话一针见血：“您打算让她接受肾移植了吗？”狱医心中有些愠怒，蓦地抬起头，迎上的却是女犯满脸的好奇。“是的。”他轻舒一口气，坦然承认道，“这个姑且先不说，你最近倒是精神了不少。”
　　女犯点点头，然后自行找起了话题。他们的共同话题无非就是监狱的生活、狱医的女儿，以及生命的意义。狱医听着她滔滔不绝地发言，竟有些被她的话语吸引了。以往狱医只把她当作一个患者，这次他突然觉得，这名女犯竟是一名聪慧的演讲者，一位强有力的说服者。
　　女犯主动与狱医约定了下次的谈话时间。“明天可否去治疗室一叙呢，”她呵气如兰，“那里才是您的主场不是吗。”

　　“我已经不记得那次的谈话内容了，其实那天之前的谈话内容我也已经记不清了。总而言之，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决定杀掉她，硬要说的话，就好像是被她蛊惑了一样。”
　　治疗室里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本应是这样，但女犯的血把整个房间涂抹得像一幅抽象画。狱医剪开女犯的皮肤，小心翼翼地逐层分离，取出她的左肾，放入冰盒。他看着她，她的脸已被血染花，但两只无神的眼睛依旧直勾勾地盯着他，脸上像是挂着嘲讽的笑容。他被这具尸体的表情莫名地激怒，愤而再次迈过地上的血泊，对着她右侧腰部一刀刺了下去。
　　他在这片殷红的血肉中寻找着女犯的右肾，皮肤的切口早已不像左侧那般完整而优雅。他一刀一刀地挖掘着，几乎像一个挖坑的矿工。她的右侧腰部已被他挖出一个坑洞，他粗暴地从中取出了她的右肾放入冰盒，然后擦掉身上的血迹，换了件衣服，匆忙盖上冰盒的盖子，离开了监狱。
　　我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咳……那……你的女儿怎么样了？”
　　“她做完了肾移植，现在正在医院后期治疗。对了，她不知道我杀人的事，好像还把我当成帮她找到器官的大英雄呢。”说到这里，狱医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但这笑容，着实让我很不舒服。

　　治疗室的摄像头无声地记录了狱医杀掉女犯的全过程。狱医对此也是供认不讳。没有过多的辩护，没有上诉，无可置疑的死刑。
　　后来，我翻看了被杀的女犯的卷宗。女犯原是一名心理学者，因教唆杀人而被判刑。我又查询了一些关于抑郁症的资料，据说，抑郁症的患者虽然平时行动力明显下降，但当他们想要自杀的时候却干劲十足。
　　也许正如狱医所说，他是被女犯“蛊惑”，所以才对她痛下杀手，只是他提起女犯的时候，甚至没有一点怨恨，俨然看破生死。也罢，他大概是因为女儿的手术很成功，所以才能平静地对我讲他的犯罪过程吧。
　　但他在女犯身上挖的，却无疑是罪恶的坑洞。

　　狱医被处刑那天，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
　　押送他的人也算是他昔日的同事。走到行刑场中央时，那位强壮的兵士对着狱医的膝关节用力一踢，狱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回头看向兵士，那人眼中满是鄙夷。
　　没有人准备认领狱医的尸体。大概在他的亲人眼里，他是这家族的一大耻辱吧。狱医抬起头望着天空迎面落下的细线，嘴唇微张，像是要说些什么。
　　枪声不由分说地响成一片。倒地之前，最后映入他眼帘的是器官贩子们饿狼一般的双眼。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