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地狱的复仇

　　10月17日，达尼在地中海岸边的小镇拉迪纳城的安全屋里和克里尔会了面。
　　克里尔显然已经知道昨日夜晚罗马发生的枪杀事件，而且也知道达尼和他的朋友于此事有联系，然而，克里尔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意大利人在收下5万美元的现金后，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他在离开时提醒达尼在方便时把那一万美元的租车费送到巴黎的让尔德手中。

　　达尼思考再三，决定还是和柯曼一起去巴黎，虽然他和伙伴们都认为与让尔会面不可能是一个圈套 ，但先让柯曼与让尔接头会更加保险。就柯曼本人说，他和他的组织倒是挺愿意帮这个忙的，因为达尼付给柯曼的“红色旅”法兰克福组织的佣金总是很慷慨的。事实上，正如阿伦抱怨所说的：“欧洲恐怖分子中有一半的奢侈生活靠我们维持，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来投靠我们。”
　　达尼当然明白阿伦的意思。这话可真讽刺：以色列为“红色旅”提供大部分活动经费，而“红色旅”又常常帮助阿拉伯人以恐怖主义手段反对以色列，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恶性循环。但是，他们又能干什么呢？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干掉那些恐怖分子，打进恐怖分子的网络，这就是完成任务的最好途径，而达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用金钱，而且是大量的金钱去收买恐怖分子。
　　“朋友，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讲清这些大道理，”罗森说，“让那些大人物去讨论吧，我们只干我们该干的事就行了。”

　　10月19日，达尼和柯曼到了巴黎。柯曼用克里尔提供的电话号码给让尔打了电话。
　　“你好，让尔，我的一个朋友克里尔带给你的一些东西。”
　　“他在哪里？”
　　“眼下他就在巴黎。”
　　“好，我正在等科里尔的东西，”让尔说，“告诉他今晚9点到‘夜都旅馆’来见我。”
　　柯曼看了达尼一眼，“我想9点没问题。”他按事先和达尼商定的说：“但是，，我的朋友想在‘路易饭店’和你会面。”
　　“行，没问题。”让尔简单的说。

　　晚上9点，从一辆黑色轿车上走出一个穿着随便，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他径直走到咖啡厅靠里的一张方桌旁，达尼正独自坐在那里等他。
　　寒暄之后，达尼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让尔笑着接过信封，他往信封里看了一眼，也没费神去数那一叠一百美元的钞票，就把信封塞进提包。
　　“谢谢，”让尔显得很高兴，“巴黎的夜晚最迷人了，让人心醉，你不想去喝两杯？”
　　“真是好主意。”达尼说。

　　他们一起用了晚饭，然后一同散步到凯旋门，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康科尔广场，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让尔在讲话。
　　达尼很快就对这个有着一张饱经沧桑，多少有点厌世的面孔的法国人产生了好感，他感到让尔会成为他的人，比克里尔有用，甚至比柯曼更有用。
　　让尔似乎也对达尼产生了好感，尽管第一次交谈双方都没有谈及实质性的问题，但让尔的谈兴仍很浓，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凌晨一点，两人才在凯旋门下分了手。
　　“见到你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让尔说，“克里尔告诉我同你做生意很愉快。请记住，如果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不论是什么，我不敢说你要什么我就有什么，但我总有办法办到的。请记住这一点。”
　　“我会记住的。”达尼答道。
　　他们握了握手，当让尔转身准备走开时，达尼忽然记起名单上的3号目标哈姆沙里就住在巴黎。
　　“噢，让尔，还有一件事。”
　　让尔停住脚步，转过身。
　　“你是否知道一个叫哈姆沙里的人？”
　　“我知道哈姆沙里，”让尔说，“他就住在巴黎，但我知道他现在不在。”
　　“隔几天，我打电话给你，你能告诉我哈姆沙里的去向吗？”
　　让尔点了点头。

　　迈哈默德·哈姆沙里是阿尔及尔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是巴解驻巴黎代表，是巴解的高级官员，在摩萨德看来，他是欧洲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参与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活动，其中当然也有“莫尼黑血案”。
　　据达尼他们了解，哈姆沙里和名单上的其它两个目标一道，正在组织一个完善的恐怖主义网络，将许多法国人和阿拉伯无政府主义者拉拢入伙。哈姆沙里是一个高级的恐怖分子，在社交界他是学者，是外交官。在恐怖组织中，他是智囊，是幕后策划者。他住在巴黎漂亮生活区内的一幢豪华公寓里，他的妻子是一名漂亮的法国人，他们有个小女儿，叫安娜。这一切，给他那血腥的生活罩上了一层稳妥地保护层，谁能想象一个生活富足，有家有室的高级官员会去干那些血腥的恐怖活动呢？
　　哈姆沙里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恐怖分子，照摩萨德的看法，一个优秀的恐怖分子就是该死的恐怖分子。
　　达尼和伙伴一致认为，哈姆沙里不同于茨瓦伊特，应当用一种公开而恐怖的方法处死他，决不能让人们误认为这是一次偶然的杀人事件，杀死他不仅是一次复仇行为，而应当成为对其它恐怖分子的警告，告诉他们犹太人无所不能，不论他们怎样隐藏，怎样乔装打扮，都无法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我们就是要让这些混蛋一有想干坏事的想法就发抖。”达尼告诉伙伴们。
　　然而，杨夫林告诉他们的行动原则要求不能伤害目标以外的人，也就是不能伤害哈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而不可以伤害在他家里、汽车内或办公室内的其他任何人。
　　他们商量了很久，一直没有制定出一个完整可行的暗杀计划，到了11月20日，达尼接到了让尔的报告，哈姆沙里回到了巴黎。

　　11月25日，当达尼和让尔会面时，让尔象克里尔提供茨瓦伊特的情况一样报告了哈姆沙里的日常生活规律。
　　达尼他们甚至感到有些束手无策了，哈姆沙里不象茨瓦伊特是孤身一人，他出入的事社交场所，在办公室和家里都频繁地接受记者采访，身边总是有人相伴，这些人虽不一定是他的保镖，但对行动队来说，他们比哈姆沙里的保镖更难处理，因为这些人是真正的无辜者，原则不允许达尼他们杀害无辜。
　　“无论如何，我们得尽快想出办法来，”在碰头会上，达尼说，“这事确实很棘手，但总会有办法。”
　　“我们投毒，”巴尔卡说，“我们可以送鲜花，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要这东西能到哈姆沙里手中就行。”
　　“行不通，”达罗姆摇头，“谁能确保带毒物能到哈姆沙里手中呢？又有谁能保证带毒物不会伤害哈姆沙里周围的人呢？太冒险了，这样做太冒险了！”
　　“有道理，即使哈姆沙里中毒死了，‘黑九月’也可以掩盖真情，这样一来，我们所期望达到的影响也就达不到了。”阿伦也反对巴尔卡的方案。
　　“朋友们，别慌，想一想，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声势，只有炸弹能做到。”罗森说。
　　“对，我们可以在他的汽车里放炸弹，只要汽车一开动，轰一声，就万事大吉了。”阿伦挥着收兴奋地说。
　　“可我们无法确定炸弹爆炸时，车里只由哈姆沙里，根据情报，哈姆沙里有三辆车，他总是轮流使用，不能预测他使用那辆车。”达尼说。
　　“让尔提供的情报显示哈姆沙里的生活很有规律，特别是上午，他的妻子和女儿8点整离家，摇到傍晚才回来，而哈姆沙里要一直到上午9点才离家去办公室，这期间只有他一人在家，准确地说，在公寓的二楼只有他一人，他的保镖和守门人都在一楼客厅和园门处。”达罗姆一边搅着杯里的咖啡一边说。
　　“你的意思是袭击时间放在早上8点到9点之间？”
　　“正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这段时间发起袭击。”
　　“他常在这段时间做些什么事呢？”阿伦问。
　　“听听音乐，打打电话，通常是和新闻界通电话。”达尼答道。
　　“对，电话！我们可以在电话上做些手脚！”爆破专家罗森猛地掐断了手中的烟，站起来说，“哈姆沙里的工作离不开电话，他的房间就像一个电话转换机，电话可以打到欧洲各地和中东各地。对，就让他在电话旁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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