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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新铸五铢
刘彻极力压制着胸中翻腾的怒火，最终爆发。他“哗”地一声将案几上的笔墨砚台推落在地，起身在宣室殿满地乱走，却仍难纾解气恼之意。
算缗之法推行的极为顺利。所谓顺利，其一指的是敛财有道、手段高效。可算缗的关键，在于其二。
一贯暴利、甚至在政府财政亏空时能把控资本的豪绅商贾，怎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囊中利益？若这算缗之钱从一开始便不曾进入口袋也罢，可进去过又要白白交出，则绝大部分商人无法接受。被政权克扣之利从何处贴补？这就回到算缗刚颁布之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克扣工钱、资本垄断、物价飞涨，最终油水出自百姓最基本的需求之中。故而，最终民怨四起实属意料之中。
另一件事——也是当初设置算缗之法极为关键之处——算缗的基数。此基数为工商业者的资本、财产、收入，可财产、收入以何为据？既非掌管财政谷货的九卿司农署，亦非当地官府，而是工商业者自己。故此，谎报财产、收入之偷漏税行为泛滥亦在意料之中。
民怨与偷漏税相撞，若此时加入一点催化剂，便可激起剧烈反应。
这个催化剂，便是张汤与桑弘羊计划之内、但从未对外公布的“告缗”之法，以丰厚奖励，鼓励民间揭发偷税漏税之行为。此行既可将民怨的矛头由政策本身转移至偷税漏税的工商业者，又可达成缗法之真正目的——两缗一算也好、四缗一算也罢，对于暴利收入、偷税漏税的商人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张汤的目的岂是这一毛，分明是全部。若商人老老实实按实际数据缴税便也罢了，若心存侥幸瞒报漏报，等待他的，将是对国家不诚不忠所付出的代价。
其实算缗之法，早在秦时便可追溯，汉初亦尝试颁布。在这个以农为本、政权皆建立在土地所有权的时代，工商业的发展必然挤压剥削农民、影响地主利益，威胁政权，更别提那些空手套白狼的子钱家了，故抑商重农是那个时代一直延续的思想。然秦最终敌不过暴政造成的动荡，汉初则因战乱内耗严重、资本虚空，过度抑商只会带来负面作用，故秦末汉初的算缗之法皆不同程度地告败。
但是，在本次算缗之法孵化的矛盾被激发到最佳、正适于推出“告缗”之法时，却被人借以秦末汉初的教训、带领一干老卿阻止。刘彻迫于这一队人中不乏元勋老臣、压力较大，而不得不承诺再慎重考虑。
这带头之人，便是耿直的汲黯。
按说守旧之人的思想应不偏离祖制，汲黯本身自然是支持“重农抑商”的，但他看不上张汤凡事顺应圣意、丝毫不考量民间疾苦的行为，认定张汤谄媚奸诈、苛刻狭隘，营造了算缗敛财成功的假象、蒙骗迎合陛下以换取权势荣耀，便直接动员了颜异等同一派系的臣子、又说服朝中郑当时、赵周、石庆等老臣，轮番劝谏刘彻考量民情、缓行告缗、勿加剧民间矛盾。
若只汲黯一人，刘彻听听便过。可汲黯此番动员的皆是威望之人，尽管许多老者已不在朝中为官，可仍有一定舆论根基，甚至那现任太子太傅赵周、石庆也出面劝谏，石庆可是名门之后，庄青翟提任丞相、离任太子太傅之后，刘彻百般考量才择此至孝至礼至义的家族后人来教诲刘据。
刘彻即便再乾纲独断，亦是不敢触动朝廷权势的平衡秤杆。
他本欲通过内朝议定的形式直接将告缗之法颁发，没想到走漏了风声，被汲黯先发了难。这是他与张汤、桑弘羊花费几个废寝忘食的日夜商定的结果，就这么被中途搁浅，岂能不气。
“蠢！”刘彻气哼哼地吼了句，接着一脚踢翻了地上的香鼎，啐道，“愚直！”说罢走了两步，恨恨道，“简直是胡言乱语！”接着又乱转了两圈，抬头便喊，“韩焉！韩焉！”
一直跟随在刘彻附近拾掇的杨得意闻言，试探地回复：“陛下，上大夫出征了……”
刘彻一愣，这才想起来韩焉都走了个把月了。他不由得气极。
这些日每每遇到纠结烦心之事，失神之下他总是急唤韩焉的名字。过去韩焉常在身侧，便也察觉不到呼叫频率如此之高。此番是数十年来韩焉第二次离开他身侧如此之久，且与河西之战那次不同：此次分别之际，他二人之间的关系，已不似河西之战前那般亲密无间。河西之战韩焉离去时，将鹰隼之事全盘布置，刘彻于长安依然应用得当、游刃有余。但此番，韩焉走得干脆彻底，以至于刘彻根本无法顺手处置阴晦杂症。
至于良平义那百余人，便更无法指望。既能易主，便不能再称之为鹰隼。何况她带走了一多半随军出征，剩下那寥寥无几能成什么事。
刘彻因着发觉自己当真离不开韩焉而郁结情绪更重。若有需求，必受其挟制。刘彻不喜欢被挟制，他陷入了矛盾挣扎之中。
满心愤懑无处发泄，刘彻的焦点又回到汲黯身上。想到在接见汲黯之时连贵为九五之尊的自己都要穿靴戴帽庄重端正，更加气不打一处来，越发不想再见到这个老匹夫。
“陛下，”杨得意略微阴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打破了刘彻满头乱绪。“陛下，”杨得意提示道，“御史大夫张汤、御史尹齐、大农丞桑弘羊、太仓丞杨可到了。”
刘彻回过神来，闻及此四人姓名先是一愣，接着一个主意窜入脑海，催促道：“快宣！”
于是，之后这一个半时辰的商谈，便定了汲黯余生的命运。
汉初沿袭了秦朝币制，以金为上币，多用为权贵赏金；铜为下币，多用于市面流通。刘彻登基时流通的是半两钱，因着高祖吕后起的陆续改革，秦时重十二铢的半两面值的钱币，到了刘彻登基时已变成重四铢。又因民间铸钱偷工生料，已轻至四铢的半两钱越来越轻、价值更加名不副实。随着市面上钱币越来越多，人们发现，以前值半两钱的物件，如今要花费两个甚至三四个半两钱才能买到。大家隐隐察觉，尽管这钱币面值仍为“半两”，可随着质量减轻，价值好似也减少了。故而，刘彻登基之后便尝试主持了第一次钱币改制，想法也很简单：遵循“重如其文”的祖制，既然市面上的钱多重为三铢，那就干脆将面值改为三铢好了，什么半两一两通通不要，直接以币重为面值。
原以为此币简单明了、公平公正，能顺应民众所需，但后来发现民间的半两钱非但没有绝迹，反而顶着一张“半两”或“四铢”的脸和三铢钱一并流通，不时出现混乱；且民间半两四铢钱币量大，民众习惯非一时能扭转，这三铢钱竟然屡屡被半两四铢碾压，根本无法打入市场。
刘彻方察觉，钱币的流通不可只想表意、更非他随意下个旨意便能解决。尽管景帝已下旨收回文帝时颁发的民间铸钱许可，但天高皇帝远，民间依然在私自铸钱，三铢钱的质量也无法保证。此时发出动作插一杠子，只会令民间集市更加混乱，后期整改难度增加。刘彻无奈，干脆撤销了三铢钱的推行令，全当他没出过这主意，先稳定下集市再说。
然而其一，市面钱币种类混乱，价值每况愈下，经济矛盾隐现；其二，国家财政亏空，适逢要战在外。再推币改，一石二鸟，适逢其时。
原本刘彻的思维仍陷在早年他的失败点上——三株钱上。他深刻反思，认定自己疏漏如下：其一未严格执行罢用半两，其二未严格查处市面盗铸，其三在于钱币本身式样设计不精、标准不一，除易于磨损、偷取铸料外，钱币出品时质量便参差不齐了。故而，他想此番哪跌倒哪爬起，其一重新设计、明确标准，细化至厚度、径长等，以确保币值与面值相差无多，同时外缘加郭，以严防剪除磨损偷取物料；其二严化法纪：合法铸币偷工减料者罚、民间盗铸者死；其三，强罢半两、旧三株，各地设置机构、派驻人员监督。
此新三株钱早就下了铸币令，大军未出征前就已投入生产。然而就在适才由张汤携样币入殿之时，桑弘羊却忽然开口问了句：“陛下既下决心推新币，何不彻底推翻过去？”
一时在场人全都静默。刘彻楞了一下，才催促道：“卿直言。”
桑弘羊自坐席起身上前俯身行礼后道：“币改非小事，推陈出新势必需要百姓的全力配合，若以利民之意为由，设计、铸造出一种更为便利、适于买卖的钱币推行，岂不是比推行那已经为民众带来混乱的三铢钱更为容易？”桑弘羊边思考边尝试道，“秦钱罢用原因之一是过重，至高祖、吕后之后几代更改，才有了而今的四铢半两，半两钱变轻致使钱币泛滥、价值贬损，但就算不被偷工减料，四铢的面值，也并非最适于当前集市上大部分物资的买卖。”
“何解？”尹齐追问。
“假设，”桑弘羊转身，“市面绝大多数货物价格以五计价，那一个五铢钱可直接买走此物，三株、四铢、乃至吕后八铢、秦十二铢，要如何计算？”
“这——”张汤心存疑虑，“你又怎能判定集市绝大部分货物如何定价？”
“可是即便以九为尊，人们计数之时，仍计至十后从头再计。”桑弘羊说着，转向刘彻，“臣以为，五铢利于三株，臣请陛下考量改发五铢。”
“你说的容易，那三株都已铸了四批了。”尹齐略微不悦。他的币改法案都写的差不多了，此时若改行五铢，他岂不是又要返工。
张汤伸手打断尹齐，道：“铸完，融了再铸就是了。”他说着，再看了下刘彻放光的眼睛，低头暗自思忖了一番，便明了其中关键。正在此时，刘彻刚好问到他见解，他便赶紧起身答道，“臣以为此法可行。”
“这、……”尹齐大惑不解，却也只吐了一个字，便不再言声。
“如何可行？”刘彻问。
“五铢从未推行于市面，是全新钱币，趁此可将旧币尽数回收。”张汤说着，瞥了桑弘羊一眼，见其眼神无波澜，似对自己所言无反对意见，便接续道，“若指望旧币自行流回朝廷不知何年何月，何不直接制定换币策略，令民众持旧币换新币。但旧币质素参差不齐、多有掺杂磨损，所以，即便朝廷调整下换币倍数、不以等值交换，也无可厚非吧？”
“赚差利？”尹齐这才听懂，也不由得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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