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药途

　　平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部大楼比门诊楼旧一些，十二层，米黄色的外墙经过多年风雨有些暗淡，但依然透着一种沉稳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林薇站在大楼侧面的员工入口，手里那张盖着劳务派遣公司红章的录用通知，已经被她捏得微微发潮。空气里弥漫着医院特有的、更深层的消毒水与陈旧建筑混合的气味。她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喉咙口那点熟悉的紧涩感。

　　这是她在北京确诊重度焦虑和抑郁、返回平州老家休养的第三个月。药物像一层柔软的隔膜，将她与那些尖锐的恐慌和持续的下坠感隔开，心跳过速和彻夜难眠的情况少了，但精神的疲惫和对任何不确定性的畏惧，仍如影随形。心理咨询师给她的阶段性建议是：“尝试恢复规律的社会活动，但尽量选择环境边界清晰、人际压力小、能提供即时正向反馈的事情。重点不是薪酬或前景，而是重建‘我能做到’的基本信心。”

　　母亲从在医院后勤工作的远房亲戚那里听说，住院部药房最近在招人，劳务派遣性质，主要做药品分装和内部发放，不直接对患者，但“听说要求不低，还要考试”。林薇查了“劳务派遣”，明白这意味着低薪、边缘和不稳定。但“不直接对患者”和“边界清晰”吸引了她。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网上提交了申请。

　　没想到，过程出乎意料的正式。第一轮是劳务派遣公司组织的线上笔试，题目涵盖基础的药理学知识、药品管理法规、以及大量的情景处理和细心度测试。接着是医院的药剂科初面，两位主管药师提问，问题专业且细致，从药品储存条件到处方审核要点，甚至还有一题是关于自动摆药机常见故障的简单处理。林薇凭着残存的药学专业记忆和面试前疯狂的突击准备，勉强应付了过去。最后一轮是药剂科李副主任的面试，问题更偏向工作态度和稳定性。

　　“住院药房工作很单调，每天就是摆药、发药、核对，面对的是各病区的护士和护工，不需要也不应该与患者家属多接触。你能接受这种机械重复、且社交圈非常局限的工作吗？”李主任看着她的简历，目光停留在“南京”、“大型企业”这些字眼上。

　　“我能接受。”林薇回答得很肯定，声音不大，但清晰，“我需要一份规律、清晰、能把具体事情做好的工作。”她没有提及自己的病情，但那份历经挫折后沉淀下来的、对简单秩序的渴望，似乎被对方捕捉到了。

　　李主任点了点头：“我们这里，即便是派遣岗位，也需要严谨和可靠。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话。”

　　于是，她站在了这里。月薪两千二，比传言中稍高一点，或许是因为那场不算简单的考试。合同一年一签，劳务派遣。这就是她在身心俱疲时，能够抓住的、最符合治疗期望的浮木。

　　从员工通道进入住院部大楼，喧闹被隔绝在身后。走廊宽敞安静，光线明亮，空气里的药味更纯粹。她按照通知来到位于三楼的药剂科住院药房办公区报到。

　　接待她的是药剂科的孙老师，一位语气温和但眼神透着利落的中年女性。“林薇是吧？李主任交代了。笔试面试成绩都不错，特别是细心度测试。”孙老师一边说，一边递给她两套淡蓝色的短款工作服（住院药房与门诊的白色有所区别）和一个崭新的工牌，“住院药房和门诊不同，主要保障住院病人的用药。你被分在住院口服药摆药中心，跟陈师傅。工作核心就是操作自动摆药机，以及向各病区来的护士发放口服药。记住，你的直接服务对象是院内医护人员，原则上不与患者及家属发生接触。这是纪律，也是为你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林薇接过工牌，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药剂科（派遣）”字样。套上淡蓝色的工作服，冰凉的化纤布料贴着手臂，一种明确的角色感包裹了她。她不再是那个在复杂人际关系和业绩压力中崩溃的失败者，而是一个有明确操作规程、只需与机器和内部同事打交道的技术操作员。这让她感到一种近乎安心的剥离。

　　孙老师带她穿过一道门禁，进入摆药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银灰色、体型庞大、结构复杂的自动摆药机，机器正面是透明的观察窗，里面无数个小药盒排列整齐，机械臂正在无声而精准地移动，将不同药片分拣到对应的透明一次性药袋中。机器发出低沉规律的运行声，像是某种巨大而精密的生命体在呼吸。几个穿着同样淡蓝工作服的人或在机器前操作触摸屏，或推着小车补充药盒，或拿着打印出的清单进行核对。空气中漂浮着微弱的塑料和药品粉末的气味。

　　“陈师傅，新来的小林，交给你了。”孙老师对角落里一个正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的老同志说道。

　　陈师傅抬起头，看起来五十多岁，身材干瘦，脸上皱纹深刻，眼神有些混浊，仿佛总笼罩着一层疲惫的薄雾。他打量了林薇一眼，没什么表情，只是“嗯”了一声，用笔尖指了一下旁边一台暂时空闲的摆药机：“先看看，熟悉一下机器和流程。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它。”

　　林薇站到机器旁。陈师傅的指导简短至极，近乎吝啬：“这是触摸屏，住院病人的长期医嘱每天定时生成摆药任务，系统分配过来，你核对床号、姓名、药品清单，确认无误后启动机器。机器分装好，药袋会从这里出来，按病区打包，贴上标签。护士会定时来取。发药时，核对护士工牌和取药单，双方签字。记住，只认单子和工牌，别的不管。药机缺药了，看这边报警提示，按编码去后面大药库找对应的药盒补进去。补药前、发药前，双人核对，这是铁律。”

　　工作内容果然高度机械且边界清晰。林薇花了几天时间熟悉摆药机的操作界面，记忆常见药品在机器药盒阵列中的位置编码，背诵那些冗长的通用名和对应的商品名。最大的挑战是速度和准确性。高峰时段，摆药任务接连不断，机器吞吐着药片，她也必须像机器一样高效流转，核对、启动、打包、签字，不能积压。但比起需要应对各色人等的门诊窗口，这里简直称得上“清净”。来来去去的是各个病区推着治疗车来取药的护士，交接流程固定，对话简短专业，最多因为等待时间稍长抱怨两句，也很快被机器的运转声吞没。

　　她很快发现，这份工作的“好”，正在于它的“隔绝”。厚厚的门禁和明确的规定，将她与住院部走廊里那些愁苦的面容、压抑的哭泣、焦灼的等待隔绝开来。她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无声的药片、流程化的单据。焦虑似乎在这种单调重复的节奏中被一点点熨平。她不需要思考病情，不需要共情痛苦，只需要确保每一个药袋里的药片种类、数量与医嘱毫厘不差。

　　下午三四点后，任务量减少。林薇可以稍微停下来，学习补充药盒，或者整理单据。陈师傅大多时候沉默地待在他的小桌子后面，对着电脑或账本，偶尔接听内部电话，安排一些特殊药品的调配。他对林薇的态度始终是那种保持距离的平淡，不热情，也不刁难，仿佛她只是另一台需要偶尔看一下是否正常运行的设备。

　　赵小慧，一个比林薇早来半年的派遣同事，在休息间隙低声对她说：“陈师傅就那样，听说在药房干了快三十年，编制内的，资格老，但也没什么上升空间了。人不算坏，但别指望他教你多少东西，不出错就是对他最好的配合。” 小慧分在针剂调配室，工作性质类似，也是与内部人员打交道为主。“咱们这儿，就是图个清净。钱少得可怜，但至少不用赔笑脸，不用跟病人扯皮。就是……”她撇撇嘴，“一眼望到头，也没啥意思。”

　　林薇默默点头。这份工作确实像一口深井，井壁光滑（规则清晰），井水微澜（工作平静），将她与井外那个复杂痛苦的世界暂时隔开。虽然井口狭窄（收入低、无发展），但对她这只受伤的、只想蜷缩起来的鸟来说，已是难得的庇护所。

　　每天下班，脱下淡蓝色的工作服，走出那栋弥漫着药味和隐秘痛苦的大楼，融入平州黄昏嘈杂的街道，两种现实的割裂感便会浮现。但至少，在医院的八小时里，她是平稳的。那份微薄的薪水，是她凭借一次有些难度的考试和面试挣来的，这本身就给摇摇欲坠的自尊心注入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支撑。她按时服药，定期咨询，在摆药机规律的咔哒声中，感觉那根一直紧绷的神经，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松弛下来。

　　白色的港湾，不，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这个淡蓝色的、充满机械韵律的封闭空间，正以一种近乎物理隔离的方式，参与着她的疗愈。她像一株濒死的植物，被移入了一个温湿度恒定、无需应对外界风雨的培养箱，得以苟延残喘，并开始孕育一点点几乎看不见的、复苏的绿意。

　　住院口服药摆药中心的日子，宛如嵌入巨大医疗机器中的一颗微小齿轮，沿着既定的轨道匀速转动。林薇逐渐适应了自动摆药机低沉而恒定的嗡鸣，适应了与陈师傅之间那种仅限于必要工作交流的淡漠，也适应了与各病区护士程式化的、高效的药品交接。

　　每月两千二的工资，扣除劳务派遣公司代缴的最低档社保后，到手刚过两千。在平州，这仅够维持她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通勤、工作餐、分担一点家用，以及支付必须持续的心理咨询费用。母亲有时看着她的工资条叹气，偷偷塞钱给她，被她固执地推回去。这份微薄却确凿的收入，是她目前与这个世界保持的、最直接也最脆弱的联系，是她证明自己“还能工作”的唯一凭证，她需要这份象征意义，甚至多于需要钱本身。

　　摆药中心，这座由不锈钢机器、塑料药袋和严格流程构筑的“淡蓝色围城”，提供了她亟需的情绪避风港。

　　首先是人际环境的极度简化。
　　这里的人际关系维度被压缩到了最低。最高层是几乎不露面的药剂科主任和分管住院药房的副主任。中间层是陈师傅这样有编制、负责具体区域管理和特殊药品调配的资深药师。底层就是林薇、赵小慧等劳务派遣员工，是实际操作机器和完成大量重复性劳动的主力。

　　由于工作被机器和流程高度界定，责任链条清晰（医嘱由医生下达，系统传输，药师审核，机器分装，人员核对发放），不同层级之间少有交叉地带，也就避免了多数摩擦。领导对派遣员工的要求明确而单一：准确、高效、守规矩。派遣员工们也清楚自己的定位：做好手头事，不逾矩，不幻想。没有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因为无“政”可“治”；没有激烈的竞争，因为无“利”可“争”。最大的“风险”是操作失误导致发错药，而这通过严格的核对流程和个人细心很大程度上可以规避。最大的“奖励”不过是合同到期后获得续签。

　　与赵小慧这样的同龄派遣工之间，更容易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简单情谊。休息时凑在一起，抱怨食堂越来越敷衍的饭菜，八卦一下哪个病区的护士最难打交道，或者一起羡慕地看着编制内药师们谈论年终奖和工会福利。这种基于相似处境的共鸣，直白而粗糙，却让林薇感到放松。在这里，艰难是透明的，无需掩饰，也无需为此背负额外的羞耻感。

　　其次是工作内容对心神的“放空”效应。
　　操作摆药机、核对药袋、补充药盒、签字发放……这些动作在熟练之后，几乎可以进入一种“自动化”状态。林薇的大脑，那部曾因过度思虑和焦虑而过载死机的精密仪器，在这种无需深度思考、只需按部就班的重复劳动中，得到了彻底的休息。她不再需要强迫它处理多维信息、进行复杂判断、应对突发状况或揣摩人心。她只需要识别、确认、执行。机器的节奏成了她的节奏，冰冷，但稳定可靠。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大夜班，整个摆药中心往往只有她和一个在隔壁值班的药师。巨大的机器在灯光下默默吞吐药片，打印机的声响规律清晰，窗外是沉睡的城市和医院零星灯火。世界收缩到这个充满药味的小小空间里，时间仿佛也变得黏稠而缓慢。这种近乎冥想状态的“无思无想”，对正常人而言或许枯燥到难以忍受，但对正在艰难修复精神创伤的林薇来说，却是千金难买的疗愈时刻。焦虑的余烬，在这种空洞的平静中，一点点冷却、消散。

　　当然，“围城”的平静是相对的，其代价是可见的停滞与固化的不平等。
　　派遣员工与编制员工之间，那道无形的鸿沟无处不在，且被视为天经地义。

　　科室组织业务学习、邀请专家讲座？通知末尾总会附带一句：“请各岗位药师安排好工作参加。” “岗位药师”特指有审核权限的编制内人员。林薇她们需要留下来，保证摆药机不停转。

　　有任何外出培训、学术交流的机会？哪怕只是市内一天的基础课程，名额也绝不会落到派遣员工头上。那是编制内人员的“福利”和“权利”。

　　年终总结、评优评先？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派遣员工的“考核”，取决于劳务派遣公司根据医院反馈所做的评估，标准模糊，结果无非是续约或解约。

　　福利待遇的差异更是直观。节假日，医院发放的慰问品、购物卡，编制内人员人人有份，且标准不低。派遣员工收到的是劳务派遣公司统一采购的、廉价而敷衍的礼物——或许是一箱快过期的饮料，或许是一盒包装粗糙的糕点。年终奖的对比更是悬殊，一边是数月工资的奖励，另一边可能只是一个两百元的红包，还被宣传为“公司的关怀”。

　　赵小慧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能带着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调侃：“咱们啊，就是这医院里的‘工具人’，还是租来的那种。用的时候要爱惜（别出错），不用的时候也没人在意。想那么多干嘛，给钱（虽然少）干活呗。”

　　林薇沉默地听着。她想起在南京的职场，虽然压力巨大，但至少在明面上，大家还在同一套绩效体系下竞争，存在理论上（哪怕渺茫）的上升通道。而在这里，通道从她签下劳务派遣合同的那一刻起，就根本不存在。这不是个人能力或努力的问题，而是制度性的身份烙印。这座“围城”保护她免受外界风雨，却也明确告诉她：你的天地，就在这城墙之内，且永远只在底层。

　　对于现阶段只求心神安稳、积累最基本生存信心的林薇来说，这矮小的、天花板触手可及的天地，暂时足够了。她像一只羽翼残损、惊魂未定的鸟，暂时栖身于一个简陋但风向单一的巢穴，先让伤口结痂，再谈飞翔。

　　每天下班，走出住院部大楼，将淡蓝色工作服和萦绕不散的药味留在身后，重新汇入平州灰扑扑的市井生活，林薇会感到一种清晰的切换。医院的她是“小林”，一个沉默而可靠的摆药员；家中的她是父母眼中仍需担忧、前途晦暗的女儿。但医院里的八小时，给了她一个坚固的支点。心理咨询师肯定了这种变化：“稳定的、低压力的工作环境，对重建内在秩序感非常有效。你正在慢慢找回对生活的掌控力，这很好。”

　　是的，很好。林薇对自己说。先站稳，再走路。在这套庞大、精密、既给予庇护又隐含冷酷区隔的“吃人”制度里，她先要借助它提供的这一隅平静，让自己重新“活”过来。至于那制度森严的高墙之外，或是城墙内更上一层的位置藏着什么，她无力窥探，也暂不愿去想。

　　淡蓝色的围城里，时间在摆药机周而复始的咔哒声中流逝。平静之下，是系统对个体差异的漠视与驯化，也是一个破碎灵魂在机械韵律中，进行的缓慢而顽强的自我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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