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药途

　　一、归巢与铁幕

　　高铁穿过华北平原，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楼宇逐渐变成疏落的村庄和冬日光秃秃的田野。林薇靠在椅背上，怀里抱着那个从南京带回来的纸箱，里面装着她两段短暂职业生涯的全部“遗产”。箱子上还贴着恒祥的资产标签，她还没来得及撕掉。

　　五个小时后，列车缓缓停靠在“平州市”站。站台很小，建筑是上世纪末的风格，灰扑扑的。空气里有一股熟悉的、混合了煤烟和尘土的味道。这就是她的老家，一座在最新城市分级榜单上被列为“五线”的小城。

　　父母早就在出站口等着了。父亲林鹰穿着那件穿了好几年的藏蓝色棉服，背着手，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目光在出站的人流中搜寻。母亲张爱华眼尖，先看到了她，立刻踮起脚挥手：“薇薇！这儿！”

　　林薇走过去。母亲一把接过她手里的箱子，上下打量她，眼眶瞬间就红了：“瘦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在南京没吃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问题像连珠炮一样。

　　父亲也走过来，没接箱子，只是看着林薇，眼神复杂：“回来了就好。先回家。”

　　家的样子和三年前她去上大学时几乎没变。两室一厅的老单元房，家具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漆面已经斑驳。她的房间还保持原样，书架上塞满了高中教辅和大学教材，床单是洗得发白的小碎花。

　　晚饭很丰盛，母亲做了她爱吃的红烧鱼和糖醋排骨，一个劲儿往她碗里夹菜。父亲开了瓶本地产的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林薇面前的杯子象征性地倒了一点点。

　　“说说吧，”父亲抿了一口酒，语气尽量放得平和，“在南京，到底怎么回事？天晴那公司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后来又去了恒祥？恒祥那可是大公司，怎么干了不到两个月又不干了？”

　　该来的总会来。林薇放下筷子，喉咙发紧。她不能说出酒局失态、被开除、看到优化名单这些具体的、让她难堪的细节。她用了在简历和面试中打磨过的说辞，但更简化，更模糊。

　　“爸，妈，就是……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医药行业那种节奏。压力太大，我身体有点吃不消。而且，我也想了想，在南京一个人，租房吃饭什么都贵，也攒不下钱，总觉得……飘着。”

　　母亲立刻接话：“对对对，回来好！回来安稳！一个女孩子家，在南京拼什么呀，多累啊。回家好，回家有爸妈照应。”

　　父亲却皱起了眉头：“压力大？哪个工作没压力？你就是没吃苦耐劳的精神！当初让你考公务员你不考，非要去学什么工商管理，现在好了，外面混不下去了知道回来了。”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规划，“既然回来了，就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正好，今年省考马上开始报名，你抓紧时间复习，在家全职备考，这次一定要考上！”

　　公务员。这个曾经被林薇抗拒、如今却像救命稻草一样被父母紧紧抓住的词语，再次重重地压了下来。

　　“爸，我……”林薇想说什么，却无从说起。她感到深深的疲惫，不仅是身体的，更是那种对人生方向彻底失去掌控的无力感。或许，父亲是对的？或许安稳的、有保障的体制内，才是她这种“性格弱”“扛不住压力”的人唯一的归宿？

　　“就这么定了。”父亲一锤定音，“你妈明天就去给你买最新的复习资料。你哪也别去，就在家安心看书。”

　　回归故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安宁，反而像踏入了一个早已为她设定好的、更加窒息的剧本。

　　二、140分的铁壁

　　林薇的“全职备考”生活开始了。

　　每天早上七点，母亲准时叫她起床吃早饭。饭后，她就回到自己房间，坐在那张陪伴她度过整个中学时代的老旧书桌前。桌上堆满了母亲买回来的各种“省考宝典”“行测秒杀技巧”“申论范文精选”。空气里弥漫着旧书页和灰尘的味道。

　　她翻开《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逻辑推理、数量关系、资料分析、言语理解……那些似曾相识又无比陌生的题型，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字，像一堵厚重而无形的墙，向她缓缓压来。她尝试集中注意力，但大脑却像生锈的齿轮，转动得异常艰涩。看着一道图形推理题，明明答案似乎就在眼前，思维却怎么也抓不住那个关键的变化规律。资料分析里简单的百分比计算，她都要反复验算好几遍，生怕出错。

　　这还不是最难的。当她翻开《申论》，看到那些关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宏大材料和要求“站位高远、思路清晰、对策可行”的题目时，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攫住了她。她感觉自己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被要求去点评国际局势。她在企业里写报告、做PPT的那些“逻辑”和“文笔”，在申论这种高度程式化、政治性极强的文体面前，显得苍白又幼稚。

　　更让她心惊的是母亲打听来的消息。

　　“哎呀，薇薇，你可要加油啊！”母亲一边给她削苹果，一边忧心忡忡地说，“我昨天碰见你王姨，她闺女去年考上的街道办。她说现在分数可吓人了！稍微好点的岗位，进面试分数线都要140分以上！140分啊！满分才多少？”

　　行测100分，申论100分，总分200分。140分的进面线，意味着两科平均都要达到70分。对于荒废学业多年、且状态极差的林薇来说，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她上网查了查近几年的省考公告和入围名单。冰冷的数字印证了母亲的话。热门岗位的竞争比动辄几百比一，甚至上千比一。那些入围者的分数，一个个刺眼地高悬着，像一道她无法逾越的天堑。她甚至看到有几个岗位，第一名考了惊人的150多分。

　　她想起了恒祥HR陈姐的话：“这是恒祥，多少人挤破头想进来。” 原来，公务员这座“围城”外，想挤进去的人，更多，更拼命。这里的竞争，不是业绩指标，不是人际关系，而是更加直接、更加残酷的分数厮杀。

　　第一次参加省考，是在回家后的第三个月。考场设在平州市第一中学，她的母校。坐在熟悉的教室里，看着周围那些明显更年轻、眼神里充满背水一战光芒的考生，林薇感到一阵恍惚。时光好像倒流了，又好像错位了。她不再是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高中生，而是一个从大城市败退下来、试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失意者。

　　成绩在一个月后公布。行测58分，申论52分，总分110分。距离她报考的那个乡镇岗位的进面分数线138分，差了整整28分。连平均分都远远没达到。

　　父亲看到成绩时，沉默了很久，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成绩单拍在茶几上，起身回了卧室，一晚上没再出来。那声叹息，比任何责备都更让林薇难受。

　　母亲红着眼眶，却还是努力安慰她：“没事，薇薇，第一次考，没经验。下次，下次一定行。”

　　下次？林薇看着刺眼的数字，心里一片冰凉。她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没经验”的问题。她是根本看不进去书，集中不了精神，做题速度慢，申论无从下笔。那种在恒祥时就出现的、大脑无法思考的凝滞感，在备考过程中变本加厉。

　　她又接连报名参加了两次事业单位考试和一次国考。结果一次比一次差。最好的一次，总分也没超过120分。看着那些稳居140分以上的“大神”分数，她感觉自己像个在巨人脚下徒劳挣扎的蝼蚁。

　　父母的叹息声，渐渐不再掩饰。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默。父亲开始频繁地抽烟，母亲背着她偷偷抹眼泪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亲戚朋友偶尔问起“薇薇工作找得怎么样了？”，父母总是含糊其辞，脸上掩不住的尴尬和失望。

　　林薇开始害怕出门，害怕见到熟人，害怕任何关于工作和未来的话题。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书却越来越看不进去。白天，她对着书本发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却翻不了几页。晚上，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在南京的失败，考试的低分，父母的叹息，以及一片迷茫的未来。

　　她开始出现明显的躯体症状：持续的、隐隐的头痛，像是脑袋里塞满了湿棉花；注意力无法集中，看一会儿书就觉得眼前发黑、头晕；心悸，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心跳加速；食欲很差，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她也只能勉强吃几口；睡眠更是糟糕，要么整夜失眠，要么被混乱焦虑的噩梦惊醒。

　　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缓慢锈蚀、停摆的机器。最让她恐惧的是，她怀疑自己的“硬件”出了问题——是不是在南京压力太大，把脑子搞坏了？

　　三、300元的救赎？

　　这个念头一旦滋生，就疯狂蔓延。越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越是记不住东西，越是思维滞涩，她就越坚信：一定是大脑器质性出了毛病。也许是长了什么东西？也许是神经递质紊乱？也许是在恒祥熬夜太多损伤了？

　　她不敢告诉父母这个猜测，怕他们担心，更怕他们觉得她“事儿多”“矫情”。她只是更沉默，更封闭。

　　一天下午，母亲硬拉着她出去散步，说晒晒太阳对身体好。路过平州市人民医院时，林薇突然停下脚步。

　　“妈，我想进去做个检查。”

　　“检查？你哪里不舒服？”母亲立刻紧张起来。

　　“就……头疼，老是晕。想做个脑部的检查，图个安心。”林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母亲看了看她苍白的脸色，点了点头。

　　平州市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门诊人不多。接诊的是一位中年男医生，态度还算和气。听了林薇描述的“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失眠”等症状，医生开了单子：“先做个头部核磁共振看看吧，排除一下器质性病变。”

　　躺在核磁共振那个幽闭的舱体里，机器发出巨大而有规律的轰鸣声，林薇紧闭着眼睛，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一丝微弱的希望。恐惧是怕真的查出什么不好的东西；希望则是，如果真的查出了问题，至少她的所有“不正常”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生理上的解释，她就不用再背负“不努力”“性格弱”“心理素质差”这些指责了。

　　几天后，她独自去取报告。胶片拿在手里，冰凉凉的。报告单上印着几行结论：

　　“头颅MRI平扫未见明确异常信号。脑实质形态、信号未见异常。脑室系统大小、形态正常。中线结构居中。所示颅骨未见明确异常。”

　　简而言之：脑子没长东西，结构上一切正常。

　　医生看着片子，语气轻松：“没问题啊，挺好的。你这症状，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神经衰弱，多休息休息，放松心情就好了。给你开点谷维素和安神补脑液吧。”

　　“可是医生，我真的很难受，脑子完全转不动……”林薇急切地说。

　　“检查没事就放心吧。别老自己吓自己。回去调整调整作息。”医生已经开始叫下一个病人了。

　　拿着“正常”的片子和一袋中成药走出医院，林薇没有感到丝毫轻松，反而坠入了更深的困惑和恐惧。脑子没事？那她这些症状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精神出了问题？疯了？

　　这个想法比“脑子坏了”更让她难以接受。她想起了在天晴酒局后崩溃的自己，在恒祥时无法控制的焦虑，以及现在这种行尸走肉般的感觉。

　　不行。她需要一个答案。一个最权威的答案。

　　她回到家，打开电脑，开始搜索。最终，目标锁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国顶尖的神经内科。她要挂最好的专家号。

　　过程比她想象得更艰难。专家号秒光，号贩子开价离谱。她不敢告诉父母，偷偷用自己从北京带回来的最后一点积蓄，通过一个相对靠谱的医疗预约平台，加价抢到了一个一周后的特需专家号。挂号费：300元。

　　对她和她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她顾不上了。这像是一场豪赌，赌一个能解释她所有痛苦的权威诊断。

　　出发去北京的前一晚，她才吞吞吐吐地告诉父母，要去北京“再看看头晕的毛病”。父母虽然疑惑为何要去那么远，但看她态度坚决，也没多阻拦，母亲塞给她两千块钱，叮嘱她一定小心。

　　四、权威的裁决

　　天坛医院的门诊大厅像个巨大的蜂巢，人流汹涌，各种口音交织，空气里是消毒水和焦虑混合的味道。林薇按照指引，找到神经内科特需门诊区域。这里人少了许多，环境安静，座椅舒适，但那种无形的、关乎疾病的沉重压力，却更加清晰。

　　叫到她的号时，她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诊室。

　　专家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士，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眼镜，面容严肃，眼神锐利而平静。她面前除了电脑，没有多余的东西。

　　“坐。”专家的声音不高，但有种让人不由自主服从的权威感。

　　林薇坐下，双手紧紧攥着装有平州医院核磁片子的袋子。

　　“哪里不舒服？”专家一边问，一边已经在电脑上开始记录。

　　林薇努力组织语言，尽量清晰但不可避免地带着颤抖，描述了她持续的头晕、头痛、注意力无法集中、记忆力下降、心慌、失眠、食欲不振，以及从北京工作压力开始，到回老家备考屡屡受挫的整体情况。她没有隐瞒自己两次短暂的工作经历和辞职原因。

　　专家听得很专注，偶尔打断她，问一两个细节问题：“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是看所有东西都这样，还是特定的？比如看电视能看进去吗？”“心慌的时候，有没有伴随呼吸困难或者濒死感？”“最近情绪怎么样？会不会想哭？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问题精准，直指核心。林薇一一回答，心里那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让她稍稍安定了一些。

　　然后，专家接过她递上的核磁片子，起身走到墙边的灯箱前，熟练地插上胶片。她看得很仔细，看了足足两三分钟，时不时调整一下胶片的角度。

　　诊室里很安静，只有电脑主机轻微的嗡鸣。林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专家走回座位，坐下，目光再次投向林薇。这次，她的目光不再仅仅停留在症状描述上，而是更仔细地观察着林薇的整体状态：苍白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微微佝偻的肩膀，紧紧攥着衣角的手。

　　“片子我看过了，”专家缓缓开口，语气依然平静，“从结构上看，确实没有发现问题。脑组织很健康。”

　　林薇的心猛地一沉。

　　但专家接着说了下去：“不过，根据你的描述，以及我刚才对你的观察，你的问题，可能并不主要在大脑的‘硬件’上。”

　　她顿了顿，看着林薇困惑又紧张的眼睛，清晰地说：“我建议你，先去做一套心理量表评估。我们医院心理科有相关的测评。”

　　心理量表？林薇愣住了。真的是……心理问题？

　　“医……医生，您的意思是，我可能是……心理疾病？” 这个词说出口，她都感到一阵难堪。

　　“先别急着下结论，也别有负担。”专家的语气难得地缓和了一丝，“很多身体的不适，根源可能在情绪和心理状态。压力、焦虑、长期的紧张，会导致神经功能紊乱，表现出你所说的这些症状。去测一下，我们以科学的评估为准。”

　　专家在电脑上操作了几下，打印机吐出一张检查申请单。“去三楼心理评估室，做完把结果拿回来给我看。”

　　林薇拿着申请单，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出诊室。心理评估室门口有几个人在等待，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大家都沉默着，气氛有些压抑。

　　轮到她了。评估室里很简洁，一位年轻的医生指引她坐在电脑前，简单说明了一下注意事项。屏幕上开始出现题目。

　　“在过去的两周里，您是否经常感到紧张、焦虑或急切？”
　　“是否常常觉得无法停止或控制担忧？”
　　“是否对很多事情都兴趣减退？”
　　“是否感到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
　　“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或让家人失望？”
　　“是否难以集中注意力，例如阅读或看电视时？”
　　“是否容易疲劳或精力不足？”
　　……

　　题目很多，涉及情绪、思维、身体感受、社会功能等方方面面。林薇凭着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一作答。有些题目让她触目惊心，仿佛直接窥探到了她内心最隐秘的角落。答题过程中，好几次她眼眶发热，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

　　做完所有量表，系统自动生成了报告。年轻医生打印出来，递给她。报告上有很多分数和百分比，最下方是加粗的结论：

　　评估结果提示：
　　重度焦虑症状
　　重度抑郁症状
　　伴随明显疑病倾向

　　白纸黑字，像最终的判决。

　　林薇拿着报告，回到特需门诊。专家接过报告，仔细看了看，然后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再次看向林薇。

　　“林薇，你看，”专家的声音比刚才更温和了一些，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通透，“你的大脑结构是好的，没有坏。但是你的‘心’，被太多东西压住了。”

　　她指着报告上的结论：“重度焦虑，重度抑郁。这不是矫情，也不是意志力薄弱，这是确实存在的心理疾病。你之前工作上的挫折，备考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过度担忧——疑病症也是焦虑的一种表现——所有这些‘顾虑’，像一块块石头，压在你的神经上，让它不堪重负，所以才表现出各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和思维上的‘锈住’。”

　　顾虑太多了。是的，顾虑太多了。工作的，考试的，父母的，未来的，身体的……层层叠叠，密不透风。

　　“那我……该怎么办？”林薇的声音带着哽咽。

　　“第一，你要接受这个诊断。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脑子坏了’，这是心理状态出了问题。接受，是好转的第一步。”专家的语气很坚定，“第二，我建议你进行系统的心理治疗，可以考虑结合药物治疗，效果会更好。我们医院有很好的心理科，或者你也可以回当地找正规的心理咨询机构。”

　　专家在病历上写着什么，同时说：“我会给你开一些缓解焦虑和抑郁、帮助改善睡眠和情绪的药物。它们就像拐杖，能帮你暂时撑过最难的阶段，给心理治疗创造空间。但记住，药是辅助，根本还是要靠心理调整，把心里的那些‘石头’，一块一块搬开。”

　　林薇听着，眼泪终于无声地滑落。但这一次，眼泪里不只是痛苦，还有一种奇异的、如释重负的轻松。

　　原来，她不是“弱”，不是“笨”，不是“脑子坏了”。她只是病了，心理生了病。这个病有名字，有原因，也有治疗的方法。权威的专家给了她一个明确的解释，这解释本身，就像拨开了浓雾的第一缕阳光。

　　她拿着专家开的药方和病历，走出天坛医院。冬日的阳光依旧清冷，但照在身上，似乎有了一点微弱的暖意。她抬头看了看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北京干燥冰冷的空气。

　　心里那块关于“绝症”的最大的石头，被搬开了。虽然前路依然布满其他石头，但至少，她知道了它们是什么，知道了该从哪里开始清理。

　　“让自己忙起来。”专家在最后随口说了一句，“不是忙着焦虑，而是找点具体的事情做，简单的，能带来一点点成就感的小事。对恢复有帮助。”

　　忙起来。林薇在心里重复着这三个字。

　　她坐上了返回平州的高铁。窗外风景飞逝，她看着玻璃上自己依旧憔悴但眼神稍微清亮了一点的倒影，一个模糊的念头开始萌芽。

　　是的，得让自己忙起来。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重建。一点一点，把那个被压力和焦虑摧毁的生活，重新搭建起来。从哪里开始呢？

　　她不知道。但至少，她知道了自己不是在与一个无形的、可怕的“脑子坏了”的怪物搏斗，而是在打一场名为“焦虑和抑郁”的，艰难但至少可以理解的仗。

　　这场仗，她要开始学着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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