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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绝对危机
我们生产部的上级就是后勤部，我们宣传科“对口”的上级自然是后勤政治部宣传处。宣传处的处长贾达海，老家是苏北沭阳的，沭阳离连云港（新浦）不远，因此我就成了他的“老乡”。我只要去政治部见到他，他就非让我去他那办公室“坐坐”。
别看政治部的楼不错，但老贾的办公室可弄得不怎么样，里面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去了经常要帮他整理桌子上、沙发上乱扔的东西，然后才能倒出个地方坐下。
其实他叫我去也没事，就是跟我聊天。老贾笔杆子不错，文学修养也有点，所以很喜欢聊些诗词歌赋之类的话题。不过老贾才是个初中生，凭那点墨水跟我“摆活”自然是班门弄斧，但我从不去更正他那些常识性的错误，有时候他念错字了，我就跟着将错就错。聊的多了，互相熟悉了，那一天他就跟我说：“小陈我觉得你挺不简单，在生产部屈才了，你应该到咱们政治部来。”
我以为他是随口一说，我就说：“俺可不敢，俺是小地方出来的，你这政治部大楼，俺一进门就害怕。”
他却是认真的：“叫我看啊，咱们这部里，水平能超过你的还不多呢。文主任说了多少次，要提高机关干部的基本素质，怎么提，最简单的办法，选拔的时候你就得把好关，不能什么二百五都往机关里塞。塞的话，也该塞你小陈这样的。”
我心里话，我是个人，什么叫“塞”进来啊。
贾处长看来还真是动了心思，过了不长时间的一天，我刚上班，他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那去一趟。
政治部的楼和我们生产部的楼离得不远，走路的话算上上下楼，也就是五分钟。我过去的时候，他自己在忙着写什么东西，见了我说，你没事吧，在我这坐坐。你看报纸，喝水自己倒。说完他埋头又忙了起来。
我心里纳闷，干嘛啊这是，你把我叫来，就为的让我喝水看报纸啊。不过我也没问，他这里报纸很多，我就拿过一份《光明日报》浏览着。
大约过了有十几分钟，忽然有人推门进来了。我一看，原来是文主任。
别看是在一个院子里，可我来了之后，除了开会听报告，还真是很少能见到他。不过老头一直记着我，进来先问老贾：“材料准备好了吗？”然后看到我又问：“小陈你在这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嘛，我随口说：“处长找我有事。”
老贾把一份材料递给他，然后就说：“跟你汇报好几次了，我们人手不够。像这个玩意儿还得我自己写。陈子华那里事情不多，你看能不能调来帮帮忙啊？”
老头一边翻看那材料一边问：“小陈在哪个部？”
我说：“生产部宣传科。”
老头就说贾处长：“当初下令调她进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要人？”
贾处长说：“哎呀俺的大主任，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小陈啊，早知道这么优秀，又长这么好看，我就是跟姜新友拼命我也得抢过来。”
老头拿着材料就走，边走边说：“我没意见，姜新友同意放就行。你跟他说去吧。”
文主任走后贾处长说：“有他这句话就行了。姜新友那儿，你一句话别露。到时候政治部下令，他不放也得放。”
我有些喜出望外。后勤政治部（后勤也有“司、政、后”三大部门，生产部是其下属的二级部），那可是机关（后勤大院）的机关。我平时都没敢想过能有这样的好事。
我有点担心：“其实姜部长待我挺不错，这样偷着跑了好吗？”
贾处长说：“所以你别吭声啊。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上级的安排，老姜他能理解。”
我高高兴兴回到科里，正在憧憬那更高级的机关之时，忽然管理科通知，让所有在北院要宿舍的人，都去潘科长的屋子里开会，议题就是分房子。
后勤部在河东明山街盖的宿舍楼，五一前交付使用。原住北院旧楼房的干部，大部分都搬去了那里。倒出来的房子重新分配，主要分给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分给我的是4号楼的三楼6号，跟计划科的女助理员小祁做邻居。拿到钥匙之后，我俩就一起去看房子。
北院的地方比南院小，但是树木很多，遍地绿荫，平时显得很幽静。挨排的四幢宿舍楼，就在院子的西南角。这些宿舍真的是很旧很旧了，还是那种单向的、朝南开放式走廊的模式。里面格局大同小异，我家那间是进门一个厅，北面那里隔一堵墙，后面是小厕所和厨房。西面是一大间。就面积来讲，跟农机局那两间差不多，坏处是没院子，但有个最大最大的好处，是厕所在屋子里。
房子在分配之前，后勤营房部已经统一给粉刷了。配了桌椅床柜等营具，加上我家原来自己买的家具，应该是足够用的了。
我晚上回家吃着饭的时候跟周启明一讲，周启明就亟不可待地要搬家。自从出了魏淑玉那事之后，他算是在市革委大院住够了。听我说那房子刚刷完，还没大干，他就说：你经常去看看，只要房子一干能住人了，咱们马上搬。到时候我从下面厂子里找个车，再从机关叫几个人。咱就这点东西，半天功夫就搬完了。
说完这个好事，我又说起了上午贾处长跟我说的调动的事。周启明一听也很高兴，他说：“你上后勤政治部才是正路子。那生产部算什么呀，还‘生产’部，闹不好就跟我们市革委的‘生产指挥部’弄混了。调政治部以后，将来再往嘉安调，也就容易多了。”
我摇头晃脑：“我才不上嘉安呢。我好容易在这边打下点基础了，‘高级领导’对我也有印象，将来往上爬省了好多事儿。上了嘉安我什么人都不认识，谁提拔我啊。”
周启明笑话我：“你一个女的，你还想当到什么大官不成？我看你这当这个干事就算当到头了。”
我把眼一瞪：“胡说。这个破干事当着有什么劲！哎周启明，要是我以后当上了部长副部长什么的，你是不是还得管我叫首长啊？”
“我叫你脚掌！行了吧你快别做梦了，刷碗去！”
我说你才是脚掌呢，我伸手就打他，他绕着桌子躲避。正在闹腾，门外有人说：“干嘛呢这是，唱戏啊？”
我俩抬头一看，来的是陶双飞。不过不是他一个，他还带了一个穿着“布拉吉”的姑娘，那就是他的“对象”小牛，在建筑医院药房的当药剂士。前几天陶双飞给周启明打电话的时候说，他们准备在近期结婚。
我俩赶紧将他们让进屋来。我就收拾桌子，周启明就端茶递烟。
坐下之后周启明问他们的婚期定了没有，陶双飞说是七月三十号。婚后赶上八一放假，再加上婚假，他们俩准备去北京玩玩。因为那小牛还没去过北京呢。
我问陶双飞，你们的婚房在哪啊？陶双飞说：在小牛她们医院里。那的宿舍比咱们后勤的好。你们有空了过去玩啊。对了，我给你们留个号码，是值班室的传呼电话。
陶双飞说着从衣袋里抽出笔来，我就拿了一张信纸给他。
正在这时，门外有人喊周启明，那是他们科里的老林，叫他出去说什么会务材料。周启明走后，小牛起身看墙上挂的照片。陶双飞就一边写字，一边问我：“最近，你没去环山吧？”
我摇头，尽力用平静的语调说：“启明他爸到昆明去了，要在那疗养一段时间。”
陶双飞说：“我调了工作，管物资计划，就不管物资储运了。不过我们原来那科的人都不错，你有什么事用车，我跟他们说说，也是一样的。”
我点头说：“谢谢你。”
这时小牛问我：“陈姐，跟你照相的这个，是不是你妹妹啊？”
我说：“不是，那是我战友。我家就我和我姐两个女孩，我要有个妹妹还好了。”
小牛就笑着说：“我倒是有妹妹，老和我打仗，我要有个姐姐才好呢。”
这时周启明进来了，说：“那就让陈子华给你当干姐姐吧，她可愿意当姐姐了。”
小牛说：“真的呀陈姐，那我以后真叫你姐姐了。”
我说：“那好啊，我求之不得呢。”
说了一会话，陶双飞他们就告辞了。我和周启明送他俩出去。出了大门陶双飞不让我们再送，周启明说反正我俩吃完饭也要遛弯的。我们四人就沿着外面的大街信步朝公交车站走。陶双飞指着南面路边高耸的半片楼问：“那盖得什么呀，怎么盖一半不盖了？”
周启明说：“一轻局经营公司盖的仓库，那原来是个水湾，盖着盖着质监站说地基下沉，墙体都裂了，让他们停工检查。一停下来就没人管了。”
送走陶双飞回到院子里，总务科长老王又喊周启明下棋，我便一个人回了家。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那张信纸，上面是陶双飞留下的电话号码。写的是：建筑医院东家属院4号楼201号。陶双飞。牛小铃。电话4139传呼。
陶双飞的字写得不错，下笔很有功力。我收起那张纸，却在纸的下面发现了一支粉色的圆珠笔。
我一下想了起来，这是我的那支笔，陶双飞借用后说要还给我的，可是他食言了。他一直用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过去这笔还有笔油，说明陶双飞并没有用它。陶双飞应该是一直在珍藏着它。
现在他还给我了。也许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以后再留着这支笔没有了任何意义。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我刚才有足够的时间观察陶双飞的眼神，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确定：即将结婚并不是陶双飞还我圆珠笔的原因。那应该是另有原因，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使劲想，总也想不出来，只是感觉到有一丝莫名其妙的寒意袭上了心头。.
这天下班回来，周启明跟我说，他月底要出差到唐山和天津，陪赵局长参加“华北片农机推广协作会”，可能赶不上陶双飞的婚礼。“到时候你代表我去好了。”他跟我说。
我说：行啊，反正我们机关有很多人去。戴若思肯定也要去，我和她一起。买礼物的话，我们一起买了。周启明说：“你们买你们的，我已经给陶双飞说了，我去唐山的时候，给他捎一个陶瓷的台灯。”
我问：“出差需要带什么东西？我提前给你收拾好。”
周启明说：“光带两件内衣就行了。这样的会，人家招待都很好的。”
我想反正是月底，还有好几天，到时候再收拾也不迟。
不料，第二天下午，周启明又打电话告诉我说，出差提前了。原因是赵局长让他带几个厂长先去那边参观考察。是今晚八点十五的火车。他准备跟那几个厂长出去吃饭，吃完饭就直接去火车站了。”
我问：“那你到底去几天啊？”
周启明说：“去了唐山，还要去丰南农机厂，然后再去天津。怎么也要五六天。”
我嘱咐他两句，正要放电话，周启明又说：“差点忘了个事儿，陶双飞跟车去了肥城，捎回来好多的桃子，非要给咱们两篓子。说七点半以后给咱们送家来。你在家等等他啊。”
“哦。”我应着，心里不禁有些发虚。也不知怎么回事，我现在有点怕见陶双飞，见了他老觉得尴尬，不自然。
既然周启明不回家吃饭，大热的天，我也就不想费事做饭。下班后我去了机关食堂，准备吃完饭再回家。
在食堂吃着饭，碰见了政工科的曹干事。他跟我说，上个礼拜发的那个“干部现实思想摸底调查表”，就剩你们宣传科没交了。你明天给老蓝说说，叫他抓紧。
我说：“你急什么，不是月底要嘛，今天才27号。”
说完这话之后，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以至于曹干事又说了什么话，我全然没有听清，我急问：“今天是27号对吗，7月27号？”
曹干事不解：“对呀，你过糊涂了？”
“哦，没有没有，我，我想起个事来。”我匆匆几口吃完饭，立即回到我屋子里，拿起电话就让市革委总机给我接农机局6522，也就是周启明办公室。好一阵，总机说没人接。我又让她给要农机局值班室。值班室的人说，周科长跟赵局长，还有几个下面来的厂长，一起去外面吃饭了，去的是路口的“东风饭店”。
那个饭店我知道，我立即冲出后勤大院，跑步到5路公交车站，坐车往家赶。这个时候车次比较多，现在才六点十八分，不用七点我就可以赶到那里，这样什么事情都耽误不了。
5路车到这个时候乘客就不太多了。我坐在车上，眼见得东方红商店、一棉宿舍、朝阳路口等几个站依次过去，再过河东区革委一站，下站就是我要下车的前录口站。就在汽车从河东区革委站起步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错误就是，我光顾着急急惶惶往回赶了，我竟然没有考虑到一个最简单却又是最复杂的问题，那就是，我见了周启明该怎么说！
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天大的难题：我没法跟他讲明真相。我说周启明你不能去唐山，因为就在明天——或者说就在今天晚上，在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丰南地区将发生7.8级大地震，数百万生灵涂炭，24万人丧身天灾。你坐的是火车，在那个时间前后，你应该是已经抵达（正点）或者将要抵达（晚点）唐山！不管是已经抵达还是将要抵达，你都会是九死一生！我能说吗？会有人相信吗？周启明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这梦呓般的预言而终止那个重要的行程！
可我必须得阻止周启明，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他。否则，我就等于眼睁睁地看着他堕入绝世天灾的“虎口” ！要知道，那可是本世纪最惨烈一场天灾！
就在这时，5路车已经到了前录口站，我晕晕忽忽地下了车，我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前录口位于四新街与山阳北路的交汇处。向南走，再向西一拐，就是东风饭店；向北走一百来米，经过那个一轻局经营公司仓库，路北就是市革委的大院院墙。
事情再明显不过，我不能去饭店直接找周启明。赵局长也在那里，当着那几个厂长，我编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来。我得另外想办法。
我马上就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我不能拖得太久，他们去了火车站就不好办了。我还是得去饭店找周启明，我可以制造个意外事件。比方我跟周启明讲：你妈或者你爸得了急病，危在旦夕。这样的话，周启明肯定就不能去了。等那些人上了火车，我再把真情告诉他……。
我往饭店的方向跑了几步，一下子又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且不说周启明肯定会马上打电话跟他妈或者他爸核实，还因为我差点忘记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这事就是，我绝对不能跟周启明说出“真相” ！真相，或者说是即将发生的那件惨祸，就是一个可怕的“雷池”，我决不能越过那雷池一步。这不是我的意志能够左右的事情，
我不能真正的“预知未来”，就如同那“祖父悖论”在实践中不能成立是一个道理。如果我非要把这种”荒谬“化为现实，那么大自然的“铁律”，必将采取残酷无情的手段来阻止我。
三年前，我仅仅是想探望一下我（张思静）那十一岁的亲妈李温玉，我还没来得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辆来无影去无踪的大货车就差点将我置于死地。
不过那一次我可以选择“放弃”，顶多我不再去寻找张思静的任何亲人。但是这次不行，这次我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走向毁灭的深渊！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管什么悖论也好，阴影也好，雷池也好，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决心，我一定要救我的周启明。如果能救他而我无所作为，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而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天热，心急，我出了一身的大汗。时间还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必须得赶紧想出对策，营救我的启明，我不能没有启明，无论什么代价，我都要留住我的启明。
“代价”两个字让我心中一震。有了！我完全可以远离悖论而救出我的启明，办法极简单也极有效，那就是自伤！比方说我被开水烫了，被刀子扎了，得了急病什么的，周启明都会放弃行程。只不过我得受点罪。为了启明的安全，再大的罪我也得受。
我正在想怎么自伤比较容易，也不留造假的痕迹，忽然间有个声音提醒我说：陈子华你真是蠢猪，这个办法绝对不行！不行的原因，还在于我企图“人为”地改变历史进程，我根本就不可能借此愚蠢的行为来达到目的。
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又一次大彻大悟：要挽救我的启明，我面前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我从现在这个时空中消失掉！
换个通俗点的说法：我必须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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