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去，才能活下去

　　中巴车在尘土里颠簸了三个钟头，终于在县城汽车站的铁栅栏前停下。我攥着口袋里皱巴巴的五十块钱，看着穿夹克衫的男人背着皮包钻进出租车，轮胎碾过积水溅起的泥点落在我洗得发白的帆布鞋上——这是我第一次离“城市”这么近。转乘的城际大巴开上高架时，我死死扒着车窗，玻璃上的指纹印里，高楼像雨后的竹笋一截截冒出来，车水马龙在眼底织成晃眼的网，心脏擂鼓似的跳，一半是慌，一半是烫。

　　城中村的巷子窄得能撞见对面人家晾晒的内衣。房东领着我拐进第三个岔口，推开一扇掉漆的木门，霉味混着隔壁饭馆飘来的油烟味扑了满脸。“一百五，押一付三，”他用指甲敲了敲墙，墙皮簌簌往下掉灰，“漏雨？正常，下雨时挪个盆就行。”我看着墙角窜过的老鼠尾巴，却突然松了口气——这巴掌大的小破屋，没有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没有亲戚探究的眼神，空气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第一份工在街口的家常菜馆。后厨的水龙头永远滴滴答答，不锈钢池里堆着小山似的碗碟，洗洁精泡沫裹着油污漫过手腕。第一天收工，我在昏黄的灯泡下搓手，掌心的皮肤发白发胀，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星，像长了层铠甲。一千八的工资藏在信封里，我数了三遍，把钱分成三份：房租、饭钱，剩下的塞进床板下的布包——那是攒着的“底气”。后来去超市理货，凌晨五点就得搬整箱的牛奶，冻得指尖发麻；在服装店叠衣服，老板娘总嫌我弯腰的姿势不够快，客人试穿的裙子蹭到地面，我得蹲下去用袖口偷偷擦干净。每走一步都像踩着碎玻璃，可每过一天，都觉得自己离这片钢筋水泥又近了一分。

　　小屋里的台灯是旧货市场淘来的，十五块，开关得拍三下才亮。每天收工回来，我就把折叠桌支在床边，摊开会计网课的打印讲义。窗外的夜市正热闹，烤串的滋滋声、醉酒的笑骂声、摩托车突突的引擎声，像潮水似的涌进来，我却听得格外清楚——这是城市在给我伴奏呢。有次做题到后半夜，笔尖突然断了，我咬着笔杆发呆，看台灯的光晕里浮着细小的灰尘，突然想起母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眼泪啪嗒掉在习题册上，晕开了“资产负债表”几个字。

　　两年后的春天，我攥着初级会计证站在小公司门口，白衬衫是新买的，领口烫得笔挺。老板说“试用期三千五”的时候，我走出写字楼，看阳光透过玻璃幕墙落在身上，暖融融的。路过菜市场时，我买了块五花肉，又挑了颗圆滚滚的白菜——今晚要给自己做顿像样的饭。出租屋的墙还在渗水，但我换了块亮堂的新窗帘，窗台上摆着从路边掐的野菊，在晚风里轻轻晃。生活好像终于不再是皱巴巴的纸，被我一点点熨烫得平整起来，有了些像样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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