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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斌生于明末清初（1627年――1687），官至二品。礼甲天下，道德清纯；自奉克苦，为时人戏称：“清汤豆腐”。汤斌才兼三长，史论尤著；他一生三入史局修撰《明史》、两次总裁史事，亲手写下数十万字的明史稿。《明史》是史学界公认修撰得比较好的一部史书，后世史家如赵翼、潘永季等都赞誉不绝，其中自然有汤斌的不少功劳和心血。他一生刚正不阿，仁厚爱民，政绩斐然；却遭权奸陷害，抑郁而死。直到四十五年后，即雍正十年（1732年）方得昭雪，下诏以汤斌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追封谥号“文正公”。道光三年（1823年）从祀孔子文庙。其人格政风学养皆垂范后世，为汤氏家承代代相传。

　　明武臣家世

　　汤斌是明朝武官的家世，原籍滁州，在英宗正统年间方始迁到河南睢州。汤庠的祖父，单名一个宽字。明太祖起兵，在滁州的汤宽投入帐下，做个小小的弁目，名为“总旗”。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汤宽升为管一百兵丁的“百户”，是最低级的武官，驻地在广东电白一带。明朝的武官是世袭的，汤宽的儿子汤铭袭职仍旧当百户，但驻地不同，被调到中都都城金川门。汤庠是汤铭的儿子，以战功升为“千户”；驻地由凤阳调到河南归德府的“睢阳前卫”，从此汤家在睢州落籍。一传汤英，再传汤讳卿，后为汤家最煊赫的一位武官，因为平巨寇王堂，定汝南之乱，又调到宣化府抵御鞑靼入侵，积功升到“指挥佥事”，世袭骠骑将军，最后的官职是“中都正留守”；那是他的曾祖父汤铭服官之地，但职位已大不相同，“正留守”是守卫凤阳的指挥官。汤讳卿有两个儿子，长子袭职，次子名叫希范，另外在仕途上发展，当过山西赵城的县丞，那就是汤斌的曾祖。汤家在那时，已成睢州的巨富，但家内宽厚，乐善好施，而且不废诗书；汤氏的武臣家世，到了汤斌的父亲，几乎完全改观了。汤斌的父亲行之，名叫祖契，字孝先，号命式。从小是个神童，对于诗经的造诣甚高；中过秀才。为人慷慨热情而有侠气。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第二位太太姓赵，在天启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汤斌。汤斌生于明末乱世，幼年承家父严教，苦读名儒圣卷，择众名儒之所长，集大成于一身。终成前清盛世一代博学鸿儒。

　　清名臣大儒

　　清朝初叶的名臣大儒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年取号潜庵。生于明天启七年丁卯（公元1627年十月二十曰）。 1652年顺治九年进士，陪顺治读过书，给康熙讲过课，教过康熙的太子。终因皇亲国奸党权臣明珠陷害中伤，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丁卯（公元1687年十月十一日）含恨九泉，享年六十一岁。不幸的是，皇帝始终误解了汤斌，说“我待汤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讪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就为了这样的误解，终康熙六十一年，汤斌生前的德业，不能受到表彰。直到四十五年后，即雍正十年（1732年）方得昭雪，下诏以汤斌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追封谥号“文正公”。道光三年（1823年）从祀孔子文庙。后人诵扬他为“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

　　他一生主要活动于顺治、康熙两代，历任陕西布政使司副使、江西布政使司参政、翰林院侍讲、《明史》总裁、《大清会典》副总裁、礼部侍郎、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詹事府正詹等职。他政绩突出，道德清纯，文章清雅，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去世后，颇得后人称誉。方苞称赞他：“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汤司空逸事》）。他是清代重臣之首，中原名儒。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

　　勤政恤民为官清正

　　汤斌曾先后在陕西、江西、江苏、北京四地做过官，临政共12年，却公正明断，勤政清廉。他说：“公则明，廉则威。”又说：“人心公则一，私则殊。”（《语录》）中怀坦荡，不计个人得失；处理政事，总是反复量法度理，力求公正恰当。他还以勤政著名，总是不舍昼夜，处理公务，做到案无留牍，日无积事。又说：君子心正则天下治，行以方正，任人唯贤，“取其能而不取其财”、“无所取于下，亦无所应于上。交际止常物四事，上官戏谓吾礼有班数，亦不怪也。”故能自总督以下相戒不受属吏一钱，譬如吴江令郭琇在汤斌的教导下，无奉不贪，洗心革面，终为国家栋梁。京朝官经过苏州的，也不敢有所搜索，政通人和，上下清廉。

　　他仁政爱民，深得黎民百姓的爱戴，当世和后人把他与周公、召公、范仲淹、韩琦、海瑞等名臣贤相相提并论。他告诫自己：“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并将“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作为座佑铭，以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己臣节之守，时时省察。（见《语录》）他为官不阿权贵，对世俗贪官奸臣疾恶如仇，对天子尚能侃侃直言。皇帝南巡，有人建议拓宽驰道，汤斌坚辞：“如此则无数户口将安息？非圣主以勤民意也。”江苏有灾，汤斌奏报施赈蠲赋得准，奸臣明珠、余国柱之流竟向他索贿四十万，汤斌说“民有财不以输正供而以媚权贵乎？”坚拒不应，而且也不许在籍绅士与贪官妥协。

　　正己率属，垂范群僚。正己要在洁己。己不洁则下必贪，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之风不扬自起。他每到一地，上任之初，都召集所属员役，谆谆告谕：我无求于彼，而你们也不准有求于下属。如一意孤行，定题参革拿。他还发文禁止下属到衙门参谒、拜访，更不准送礼请托。到各地视察，也都撤去仪仗，轻装简从。一再严申所属各地不准为他设下程小饭一类的招待。对过往的京官，他仅按礼迎送，从不动用公款宴请或馈赠。如需招待，则自己拿出费用。他和家人日用所需的米面菜蔬布帛，都是仆役在市场上按市价采办。官至三品，年俸千银，竟一贫如洗，孰能不为之感动！想那前清虽名为盛世，但明末之贪官污吏，投机钻营，摇身一变，投靠者何止千百，统治者唯我是用，不择忠奸，这便是文正公为官的历史背景。为官的索贿行贿之风盛行，举世滔滔、众浊独清可谓难上加难。然文正公出污泥而不染，出任一地，造福一方，真可谓天下清官。台湾著名史学家高阳先生所著《清官册》，首推文正公为康熙盛世“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天下清官第一”，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人格政绩有史为证：

　　他初任潼关道兵备副使时，由于明末以来长时间兵连衬祸结，人民流离失所。号称三秦门户、天下雄关的潼关城内，仅余三百户人家。时西南地区战事不已，往来的清军都要经过这里。派车拉夫，占户宿营，征收粮秣，骚扰严重，剩下的百姓也无法安居，仍作背井离乡之念。道属各州县荒田连陌结阡，百姓鹑衣鹄面，不仅难完征赋，连生计都无法维持。加之盗贼蜂起，灾害频仍，着实苦不堪言。汤斌到任后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三年免征租课；实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建立义仓，以备荒欠；创办社学，教民以德。亲自到境上接待过往清军，不使他们扰乱地方，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流民争归，市廛繁荣，潼关人户一年多时间增至数千户。荒徕被垦，盗贼敛迹，民风淳厚，家有余粮，关中很快治愈了战争创伤，使民不满三百家的败落城，在不足三年内变成数千户的繁华城池。

　　江西岭北道辖赣州、安南二府。东接福建，北控南京，一支抗清武装在此地凭险设守，与清军对抗。虽然其民族精神大可称道，但对天下混一，人心思定的大清人民实在骚扰尤甚。盗贼也趁机窃发，弄得人民一夕数惊。赣南曾是心学大师王阳明临政的地方，汤斌追步前贤，效法懿行；就任江西道，奖励耕织，舒缓民困；加强治安，保护民生；整顿衙门，清除刁顽胥吏。伏匪首，安民众，对抗清武装和山林盗贼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用的方略。不数月，就擒获了降而复叛的抗清首领李玉庭，解散了他的部队；平息了许多股出没不定的草莽英雄，使得强人卖刀卖犊，洗心向化。

　　江苏巡抚任上，是他一生从政生涯的顶峰。江苏辖七府一州五十二县，人口繁盛，田原肥沃，商旅兴旺，号称天下富饶。但民风奢华，赋税繁重，再加地势低卑，水患频仍，百姓号泣长天；更有甚者，前任巡抚余国柱疏于政事，使得江苏上下吏治败坏，政以贿成。这里被称作难治之省。汤斌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尤其在任江苏巡抚二年多，拒上司索贿、治衙役弊端。免民赋税，及时救赈，重农事以兴本业。易民陋习、广修学校。整修泰伯祠、范公祠等先贤祠宇，宏扬周公、范仲淹、海瑞等前代先哲正大光明的精神。汤斌离任赴京时，苏州人民把守巡抚衙门，堵塞苏州城门，舍不得让这位好官离去。姑苏绅士百姓为难得清官文正公建生祠以示敬仰，家家户户挂文正公肖像以驅鬼邪……！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得人心之深。

　　克已俭朴生活清苦

　　明末伤心惨目的生活，把汤斌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觉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功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帖，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挟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

　　汤斌初任潼关道时，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一个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递相以滚单通知，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而是像穷书生赶考似地，一路风尘仆仆到了潼关，还差点被守城的把总轰下城头，理由是“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可见其克己之至！

　　汤斌自己的生活，苦得象黄连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发红。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感触极深，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园的野菜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菜，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做“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于人的感受，编成一句口号，叫做“黄连、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连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道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最后才感觉到，这一点点苦味，是“人参汤”的味道，入口为大补之剂。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鸡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汤斌大怒，把他的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你以为苏州的鸡，象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鸡，回河南去！世上那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礼甲天下　道德清纯

　　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汤斌接受了儒学。他早年读书做官时，对理学已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因病休致后，几次涉过黄河，到五百里外的苏门夏峰，向隐居在那里的理学宗师孙奇逢求教。追随杏坛，春风化雨，大有增益。同时，他还与顾炎武、黄宗羲、陆陇其、耿介等人共同研讨性理，互相补充，砥砺所学。

　　汤斌在宇宙本体论上，接受了程朱和陆象山的成说，认为无形的“乾”是由“气”生成，有形的“坤”是由“气”聚集资生而成。他认为运动发展是宇宙间永恒而又普遍的现象。不仅天道如此，人事也是这样，“人能及时而动，进退随时，则无咎矣。”（《乾坤两封解》）
　　他还进一步指出： “夫道无所谓高远也。”（《嵩山书院记》）汤斌求理悟道的重要方法是儒家传统的内省，说：“天理二字不可不时时体察。”如何内省？他认为：关键是慎独居敬，身体力行。

　　才兼三长文章清雅

　　汤斌一生三入史局修撰《明史》、两次总裁史事，亲手写下数十万字的明史稿。《明史》修撰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前后共分三期。第一期始于顺治2年，清政府为配合武功又施行文治，选汉族降满官员冯铨、洪承畴、范文程主持其事。第二期始于康熙17年，时当天下大定，人心思安，年轻有为的玄烨重开史局。第三期在康熙中叶之后，直至乾隆4年，经王鸿绪、张玉书等人修改纂易，最后成书。《明史》是史学界公认修撰得比较好的一部史书，后世史家如赵翼、潘永季等都赞誉不绝，其中自然有汤斌的不少功劳和心血。汤斌为《明史》修撰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由于他抱病驱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发奋写作，康熙18年至25年，写出并改削天文志、历志12卷，列传35卷。（见《题＜明史＞疏》）25年以后所撰史稿书札不载，难以记数。今天保留下来的尚有太祖本纪4卷、后妃传1卷、历志3卷、列传12卷，共约二十卷，40余万字。

　　评价者大都认为《明史》体例详备，繁简得当，其得力于汤斌颇多。《明史》《忠义传》较前史内容丰富。《明史》专设《阉党传》，而且分辨邪正，无疑受汤斌《＜明史＞凡例议》的影响。

　　汤斌应师尊孙奇逢之托撰写《洛学编》，汤斌谨承师命，潜心究探，理清了儒学自汉至明在河洛间发展的脉序，写成《洛学编》一书，使中州洛学发展有源流可寻。他还直接修撰《睢州志》五卷。

　　汤斌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著有《潜庵诗文集》二百余篇。

　　汤斌之后代有贤能

　　汤斌的人格政风学养，皆垂范后世，为汤氏家承代代相传。

　　长子汤溥，次子汤浚在儒林中颇负盛名。三子汤沆，字淑源，自幼颖悟，以廪贡生任襄城县训导五年。修黉宫，补祭器，勤训迪。每月初一、十五，在明伦堂授课，最优者予以嘉奖。之后，他被升为国子监监丞，襄城人立“去思碑”，又绘图纪其八项善政，赠送给他。致仕回去后，以纂修先祖的功业为当务之急，刻文政公遗集。与尹元符修订《洛学编》，与方灵皋、杨农先同修《文正公年谱》及《汤氏家乘》各一卷。肆力于遗书，沈潜研说，启佑后人。九十岁时，仍神明不衰，五世一堂，极享天伦之乐。还在雎州州城外，开辟“蘧园”、“芷园”，每天早晚，畅游其中，悠闲自乐。

　　汤准，汤斌的四子，字稚平，号介亭，工部尚书。年少时就表现得与众不同，胸怀大志，十三岁时写下“圣贤自可师（期？）”五字抒发自己的志向。文正公见后，就拿《理学宗传》一书传授给他，汤准潜心学习该书中的知识。他对于濂洛授受，朱陆异同，及宋明诸儒讲论，无不悉心研究，洞彻精奥。而对人则不把学问挂在嘴上。他曾说：“为学而徒上口说，何与身心性命也？” “为学不在多言”，应本于心务实践；这正与文正公躬行实践，不喜标谤的学风相符。或许是受汤斌家学濡染，汤准为人器宇轩昂，闲静宽和，不希荣达，雍正初年，州牧想举荐汤准为孝廉方正，被他严辞拒绝。当时，汤准说：人贵知道，知道不止势利,富厚不足羡，即功名事业亦浮云也。善长制艺，晚年开辟“临漪园”，池塘假山掩映，翠竹、茂树扶疏，朝夕吟啸其中，读书为文，悠然自得，不觉忘却自身和尘世；曾有诗这么写道：一物挂怀皆事累，万绿绝虑觉身轻，正是他当时身心的真实写照。为文唯独抒胸意，不饰虚词，文似欧阳修，诗似陆游。他十分的孝敬父母和关爱兄弟，服侍父母任劳任怨，毕恭毕敬，照顾生病的兄弟，日夜守候，诚惶诚恐，好像自己得了病一样，一定等兄弟的病好了，才能放松、高兴起来。四十岁时鳏居，身边也没有侍妾，别人劝他纳一房妾，他笑着拒绝了。曾仿陶潜《五柳先生传》作《临漪先生传》而自传曰：世竞巧而先生惟拙是守，世崇华而先生以淡为可久，其天怀之浩落而皎然不滓者，不必同沂水之点，庶几哉，柴桑之五柳，可以测其性之所存。著有《临漪园文集》八卷，《诗集》二十卷，《赘言》十卷，《读经偶录》一卷，《文正公年谱》二卷，享年六十五岁。

　　汤之旭，字孟升，文正公的孙子。康熙丙戌年进士，改庶吉士，以母亲生病告假回家，母亲去世以后又被授为编修。甲午年间，典试江南，鉴衡精核。庚子年间又典试浙江，甄拔多博洽士。想当年，其祖父文正公，在康熙辛酉年间主浙江试，遇病发作，极力校高下，定去取，铢两不爽，深得浙江人叹服。之旭乃克绳其武，壬寅年间被任命为陕西道监察御史，因廉政闻名。雍正癸卯，皇上选列各道御史，之旭居第一等。天子召见他，既予以表扬，又勉励他效法祖上，由御史出为直隶霸昌道，累迁吏科给事中，擢太仆少卿，内迁晋左通政司，都能勤勉敬业。之旭为人言笑不苟，不专事威猛，而人不敢犯，讲学以求成为本，曰：“吾祖吾父之教也”，甚著风采，有其祖廉正之风，生平无一事欺罔。出入台垣，所书奏议出手不凡，只是退朝以后，就把它们烧掉了，所以也没在世上流传什么。

　　汤之暄，汤准之子，字亮宇，号涤斋，天资颖悟，生长于文献之家，以家学自励，性嗜学，年未四十，绝意科弟。影息东山，栽花种竹为娱；博览群书，尤好读史，博闻广识，谙熟当代掌故，只要有一点可借鉴吸取之处，他都记载一点下来。著有：史论《国朝闻见录》，其主要内容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节操、高旷、义侠、经济、友谊、赏誉、快事、寻乐、奇幻、解颐、讽刺、惑溺，最后附有女行四则：贤孝、节烈、才智、词翰。阐幽发微，补前贤之未到，矜慎宝重，不妄入一人，而记事、论人周详公充，备一代逸史之材；有《贻安堂咏古诗》一卷、《南游草》一卷与史论相得益彰，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先祖的史学文才。

　　汤之昱，字南溪，号实斋，汤斌第三子汤沆之三子，能诗，好画山水，笔极秀颖，师事秀水张庚、校刊其画，征录有《芋栗园东冈独啸》等集。

　　汤珂，字云章，之暄子，汤准之孙，文正公曾孙。拔萃科出身，做直隶州州判，补易州，调冀州，每到一处，都有好的政声。离任时，父老乡亲扶车相送，出境几十里还络绎不绝。两次代理枣强县事，后被提升密云县知县。密云土地瘠薄，人民贫困，而且正当滦阳大道，汤珂省察人民疾苦，兴利除弊，虑事周到，壬辰年夏天，皇上将要巡幸滦阳，在顺义暂住下来。河水暴涨，桥梁倒塌，随从大吏等三百余员全都聚集河边岸上，施工用料，监督得甚急。汤珂告诉知府说：“大灾之年，黎民百姓再也受不了骚扰，我代表地方请求上面赶快予以赈济，给百姓一条活路。至于桥梁道路，官吏当自觉承担起责任，倘若有误，下官甘心承受责罚。”大吏认为他的话说得没错。

　　艮泰，字秀山，之昱子，汤沆孙，文正公曾孙，初为松江府管粮通判，因为汤文正公曾经督抚吴地，他又来到此地，油然想起要继承先祖的功业。整顿漕务，革除陋规，奉檄督运，不迟误，无损耗。漕督杨锡绂赞赏他敏慎的办事能力，把他推荐给朝廷，很快被提升为湖北渔阳关分防同知。渔阳獐民杂处，攘斗习以为常，艮泰以仁让之术教导百姓，一年多时间就使得民心淳朴，行为规范。嗣权宜昌府篆，益尽心民事。很快被调到繁武黄驻在武穴镇，地多积匪，艮泰访查通贼的猾吏，严格整治他们，招募干勇沿江缉访，从此，那些盗贼再不敢闯入其辖区。之后，艮泰奉命监黄梅县赈务，因为户口和帑饷不符，就当面诘责县令。县令十分难堪，夜里拿着金子想贿赂艮泰，被艮泰严辞拒绝。县令知道不能打动艮泰，就只好广泛收取户口均给百姓，百姓才赖以活命。政绩显著。卸任以后，携带家属乘舟回到故乡，走到汉口时，前县令派遣其儿子又拿着金子想送给艮泰，艮泰借口有病不接见。晚年住在城东别墅，种植花木吟诗作文以为乐趣。

　　文正公玄孙，汤然最为有出息，字屺南，汤准曾孙，乾隆六年举人，选桐柏教谕尚未赴任而去世，天才奇敏，文笔开朗，书法秀逸，画风淡远，颇承家学，有诗文集传世，其中《落梅诗》五首，最为著名。

　　汤熏，字茂公，号松坪，工诗画，学云林，有《南游草》一卷。

　　汤懋学，字儒臣，好学，善作文章，深得汉魏遗音。嘉庆五年举人，六年成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告老还乡后，开别墅修南皋八景，眺望游弋于松门竹坞间。著《南皋诗文集》。
　　今天，汤氏家族仍是望门大户；坐落在睢州城内的“汤文正公贤良祠”，是河南省一级保护文物，也是汤氏子孙一年一度聚会祭典之处，汤氏子孙既缅怀祖先为人为政的清廉，又把前辈“体用为本，知行合一”的精神发扬光大。就说其十二代孙——本茂，在中州大地，也声名显赫，他发明的汤氏神壶——鸳鸯转香壶，一壶出多酒，斟酒自奏乐，确是稀世珍宝、享誉神州、驰名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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