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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志豪的作业本，已经连续两周像秋收后的稻田一样干净空旷了。这孩子仿佛开启了“隐形模式”——不来上课，不去托管，连他手腕上那个曾经全天在线的电话手表，也拒绝任何来自外界的呼叫信号。
　　班主任林老师急得打转，一番焦灼的联系后，从他远在浙江打工的父母那里拼凑出了真相：爷爷奶奶在更远的山村里守着几亩土地，读中学的姐姐住校，托管老师联系不上他。所以，结论是，这个九岁半的男孩，大概率正独自“占领”着那栋父母用血汗钱盖起的三层小楼。
　　“必须去一趟！”林老师一拍桌子，定下了这次“特别行动”。英语刘老师，加上我这个语文老师，组成了临时的“家访三人组”。出发前，我们设想了各种场景：孩子倔强地闭门不开，或者沉迷游戏对我们不理不睬，甚至可能因为害怕而躲起来。
　　然而，现实永远比想象更具冲击力。
　　姚志豪家那栋贴着白色瓷砖的三层楼房，在周边略显老旧的房屋中颇为显眼，远看甚至有点“气派”。可当那扇厚重的防盗门被姚志豪自己从里面迟疑地拉开一条缝时，一股混杂着霉味、灰尘和某种食物变质的气味，一拳闷在了我们三个老师的鼻子上。
　　门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玄关处散落一地的鞋子，运动鞋、拖鞋、看不清颜色的袜子，纠缠在一起，像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地盘争夺战。客厅里，景象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一床灰扑扑的被子，直接铺在了电视机前面的地板上，构成一个“地铺区”。垫底的被子颜色已经老旧地泛黄，盖的那床也蒙着一层肉眼可见的灰尘。地板上的积灰，让我们的脚印清晰得像侦查现场的痕检图。
　　姚志豪就站在这个“地铺”中央，戴着副滑到鼻尖的近视眼镜，身上那件卫衣领口已经黑了一圈。他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班主任林老师，脑袋立刻耷拉下去，手指不安地抠着裤缝。
　　“姚志豪，”林老师尽量让声音平和，“为什么不去上学？”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们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才用蚊子哼似的声音说：“晚上看电视……看到很晚。早上起不来……就不想去了。”理由简单直白，甚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坦诚。
　　林老师叹了口气，转头看我，眉头紧锁：“张老师，你看这……怎么办？”
　　我和刘老师交换了一个眼神，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震惊和一种揪心的难受。九岁的孩子，有床不睡，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打滚？这要是落下风湿，可是一辈子的事。
　　“先看看其他地方。”我提议道，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或许只是客厅被他弄乱了。
　　侥幸心理在推开厨房门的那一刻彻底粉碎。洗碗池里堆着小山般的碗碟，上面覆盖着一层毛茸茸的、黑乎乎的霉斑，浑浊的洗碗水散发着酸腐气。灶台上没有一口干净的锅，唯一一个炒锅里凝固着黑褐色的、无法分辨原材料是啥的残留物。我下意识地拉开旧冰箱的门，一股更浓郁的霉味扑面而来——里面没有食物，只有几个同样长满霉斑的碗，以及霉斑发酵的复杂气味......
　　我和刘老师快速地把所有臭水倒掉，碗筷放在一个大盆里，准备清洗一遍去除霉味，洗洁精却找不到了，我们只好作罢。
　　我们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厨房，转向他的卧室。景象……颇具“随意”。所有衣服裤子，无论冬夏，不分内外，全部堆在一张靠墙的长条木凳上，形成一座色彩混沌的“衣山”。刘老师把脏衣服放在一边，不太脏的放在另一边。床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层薄薄的床单，没有铺盖，我把不太脏的放到床上，毕竟不知道他明天要穿不穿。而床边地面上那个巨大的、插得满满当当的插线板，成了整个房间最“繁华”的角落。
　　我们蹲下身，像研究考古现场一样辨认那些插头：一个强光手电筒的充电器，一个电话手表的充电器，一个老式诺基亚手机的充电器（可能是爷爷奶奶留下的），还有一个明显是学生宿舍禁用的大功率电炒锅的插头。刘老师小心翼翼地提起那个小电炒锅，里面是半锅已经干涸、黏在锅底发硬的汤圆，看来这是他近期的主要“炊具”和“餐具”。
　　“你就吃这个？”刘老师声音都变了。
　　姚志豪点了点头，又把头埋低了些。
　　那一刻，什么作业，什么旷课，都被更基本的担忧淹没了。这哪是一个家，这简直是一个少年荒野求生的现场，而且求生者明显缺乏基本生存技能。
　　“这个不危险吗？这么多插头就在脚下，万一你煮的汤圆洒出来了，触电了怎么办？”刘老师后怕地扯开所有插头，我看了一眼插板，线是从墙角拉过来的，我顺势一用力，把整个插板撤下来。“你真是命大了！鬼娃娃！”刘老师用她最大的嗓音叫了一句，然后叹了一口气，望向我。我和刘老师当即默契地做出了决定：必须立刻、马上把这家伙弄到托管班去！至少那里有热饭吃，有人看着写作业，晚上能睡在正经床上。
　　“姚志豪，”我蹲下来，看着他眼镜片后躲闪的眼睛，“跟老师去托管班住，好不好？有小伙伴一起玩，有老师辅导作业，吃饭也不用自己煮汤圆了。”
　　他沉默着，没答应，也没拒绝。
　　班主任老师则当机立断，开始打电话联系他爸爸，要了电话号码又联系老家的爷爷奶奶，语气严肃地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请求他们务必尽快过来一趟，至少先把这“生化危机”般的家给清理了。
　　“你们大人忙赚钱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赚的钱是给娃娃用的，假如他今天出问题了，被电到了，食物中毒了，你们赚的钱是不是还要拿来治病？土里的活放一天还可以干，娃娃的生命只有一条......”在三个老师轮番上阵后，他的爷爷终于答应从老家赶过来，并且当晚送他回托管。
　　就在我们为姚志豪的情况焦头烂额时，另一个“作业老大难困难户”韦尚红同学，也以他稳定的“不及格”表现，成功吸引了我们的“家访雷达”。有了姚志豪家的“震撼教育”，我们这次做足了心理准备。
　　韦尚红家租住在镇子边缘的一间平房里。同样是父母外出务工，不同的是，他身边有一位奶奶，一个读一年级的妹妹，还有一个嗷嗷待哺、不会走路的弟弟。一间房，四个人，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奶奶是布依族，几乎不会说汉语，见到我们，只是焦急地比划着，嘴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韦尚红红着脸，磕磕巴巴地充当翻译：“奶奶说……说我……不写作业……贪玩……”
　　沟通陷入了僵局。奶奶的词汇（通过韦尚红翻译）有限，我们的问题稍复杂些，韦尚红就翻译不过来了，急得直挠头。最后，还是林老师有办法，直接拨通了韦尚红在广东打工的爸爸的电话，开了免提。
　　电话那头是轰鸣的机器声和父亲疲惫而歉疚的声音。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和家里的窘境后，父亲在电话里长长地叹了口气：“老师，实在没办法……他妈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只能我在外面撑。老人带孩子，能吃饱穿暖就不容易了，学习上……真顾不过来。麻烦老师多费心……”
　　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再次提出了托管建议。
　　“托管问过了，人家半学期要3600，我现在外面打工，一个月也赚不到这么多。现在疫情严重，虽然放开了，但是老板没有货，我们只能发点基本工资，计件的很少......”韦爸爸长吁短叹。“我们都理解生活的不容易，可是娃娃成绩不好不能强求，至少要他学会认字，将来出去不吃亏吧！”我想半天只能说这么一句。“至少，在托管班那几个小时，他能有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把作业写完，能认识完字，将来不用你们操心他长大了去哪里。”班主任老师也说着。刘老师察觉到家长的关注点是缺钱，经验老道的她，马上脱口而出“不送全托（指一整个学期都住托管），也不用周托（每周周末送去托管，周五下午接回家），就找日托（指只托管白天，晚上接走）的，一个月就400块钱，人家还管一顿饭，收费少，奶奶也能稍微喘口气，专心照顾更小的两个孩子。”奶奶虽然听不太懂，但听到“有人管作业”、“收费少（指只托管白天，即日托）”，再看看我们诚恳焦急的脸，终于迟疑着点了点头
　　走出韦尚红家低矮的房门，我们都觉得有些气闷。阳光很好，却照不进某些角落。
　　就在我们以为留守儿童的世界都是姚志豪式的“荒野求生”和韦尚红式的“拥挤无奈”时，奚云这个小姑娘，给我们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另一种样貌。
　　奚云最近成了“小哭包”，动不动就在课堂上眼圈一红，金豆子吧嗒吧嗒往下掉，问她原因，只是摇头。父母留的联系方式打不通，我们只好在一个放学后的傍晚，让她带我们去她家看看。
　　她家在热闹的街面上，一楼是租给别人开杂货店的铺面。沿着侧面的楼梯上去，二楼也整层租给了隔壁的托管中心。奚云和爷爷、奶奶、姐姐、弟弟住在三楼。家里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有序，空气中甚至有一点淡淡的檀香味。爷爷奶奶虽然年纪大了，但精神矍铄，衣着干净。姐姐在中学住校，弟弟在看图画书。奚云回到家，放下书包，略微羞涩地坐在一旁。
　　这和我们前两家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交谈中得知，奚云父母离异，父亲在外打工，爷爷奶奶靠着楼下两层的租金，生活还算宽裕，对三个孩子的吃穿用度也舍得，甚至有点“富养”的意思。爷爷奶奶基本每天送，放学孩子自己回家，他们负责督促作业，前期奚云的学习生活确实没什么问题。
　　“那她最近为什么总在学校哭呢？”林老师问出了我们的疑惑。
　　奶奶拉着奚云的手，用本地口音温和地问：“云云，跟老师说说，到底为啥不高兴？是不是哪个欺负你了？”
　　奚云咬着嘴唇，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忍了很久，才用很小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妈妈……妈妈回来了……到外公家了……没来看我……就又走了……”说完，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积攒了许久的委屈倾泻而出，“她是不是……不要我了……别的同学都有妈妈接……”
　　原来症结在这里。母亲短暂的归来与“过家门而不入”，像一根刺，扎进了小姑娘敏感的心里。她不敢在家里哭，怕爷爷奶奶担心，只好在学校，在那些她感到脆弱的时刻（比如题目不会做，和同学有点小摩擦），让情绪决堤。
　　奶奶心疼地搂住她，爷爷则叹了口气，向我们解释了更复杂的情况：孩子妈妈确实回来过一次，是参加亲戚的婚礼，来回路程就占去将近两天，回来的车票是第三天一早。如果绕道来看孩子，肯定赶不上车。“她妈也难……过年，说过年一定来看他们。”爷爷搓着手说。
　　我们当即决定，这个电话必须打。林老师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奚云妈妈好不容易才从爷爷那里问来的新号码。电话接通了，我们说明了情况，特意强调了奚云近期的情绪异常和对母亲的思念。
　　电话那头的母亲，声音一下子哽咽了。她反复解释着时间的仓促和车票的难改，语气里充满了愧疚和无奈：“老师，我真不是不想她……我天天想……就是时间太赶了，怕来了见一面就走，孩子更难受……我跟她说好了，过年，过年我一定好好陪她几天……”
　　我们把电话递给奚云。小姑娘听着妈妈的声音，眼泪流得更凶了，但不再是那种绝望的哭泣，而是混合着委屈、思念和一丝释然的宣泄。她对着电话，不停地点头，小声地说着“嗯”、“晓得了”、“妈妈我想你”。
　　放下电话，奚云的眼睛虽然还红肿着，但脸上那种沉重的阴郁似乎散开了一些。奶奶搂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
　　走出奚云家，街灯已经亮了。一次家访，三个孩子，三种截然不同的留守困境：一个在物质丰裕中经历精神的“荒野”，一个在生存挤压下濒临教育的“边缘”，一个则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承受着情感的“暗伤”。
　　回去的路上，我们三个老师都没怎么说话。刘老师忽然感慨了一句：“我以前觉得，当老师就是把课讲明白，把学生管住。现在觉得……咱们好像还得兼职侦探、保姆、调解员，偶尔还得客串一下环卫工（想起姚志豪家的碗）和心理医生。”
　　林老师苦笑了一下：“是啊，而且这些‘兼职’还都没人发工资，纯属义务劳动。”
　　我也笑了，但心里沉甸甸的。幽默吗？或许这些遭遇本身带着一种荒诞的、让人哭笑不得的质感。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房子，看到那些孩子眼睛里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一点也不好笑。
　　教育，有时候真的不只是发生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它发生在布满灰尘的地铺旁，发生在拥挤的出租屋里，也发生在一次未能成行的探望所引发的眼泪中。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带着一点有限的智慧和满腔“多管闲事”的热情，一次次地敲门，一次次地尝试，去连接，去修补，去在那片名为“童年”的田野上，做一个不那么合格、却始终不愿离开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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