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

　　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对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俊爽刚健风格的概括。建安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主要成就在诗歌。建安诗人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后人把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其内涵主要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注：这四点也是建安时期诗歌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浮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末建安时期作家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徐幹、应玚、刘桢七人的合称。七子之中除孔融外，均依附曹氏政治集团，是邺下文人集团中的杰出人物。建安七子的得名源于曹丕《典论·论文》,“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王粲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代表作有《登楼赋》《七哀诗》。

　　三曹
　　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他们是建安文学的核心领袖和杰出代表，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政治地位，共同开创并鼎盛了“建安风骨”这一文学时代。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其诗风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极具现实主义精神。四言诗成就尤高，代表作有《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抒发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对社会现实的感慨。鲁迅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诗语言婉约，风格清丽娟秀，善于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之情，代表作《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诗，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重要观点，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
　　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是三曹中文学成就最高者。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其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工于五言，善用比兴。代表作有《白马篇》、《洛神赋》、《七步诗》等。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被称为“建安之杰”。

　　《悲愤诗》
　　东汉末著名才女蔡琰的诗作。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归，再嫁董祀。其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较可信。
　　五言体的《悲愤诗》重点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惨绝人寰的遭遇。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悲愤诗》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可以和《孔雀东南飞》媲美，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受到它的影响。

　　正始之音
　　正始之音是指正始时期诗人的风尚言论。正始诗人的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感，诗歌表现出与建安诗坛迥异的风貌，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后世将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也称为“正始之音”。

　　竹林七贤
　　指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文士“相与友善，游于竹林”，故号“竹林七贤”。
　　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有别于建安七子，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文学创作上，以阮籍、嵇康最为著名。代表作品有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酒德赋》等。

　　太康文学
　　太康文学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文学。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为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这一时期诗坛出现了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但除左思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成就较高外，大都有形式主义倾向，内容稍显贫乏，追求词藻的华美，注重艺术形式技巧。

　　左思风力
　　“左思风力”是锺嵘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昂，辞采壮丽，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因而在内容与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
　　[注]左思曾以《三都赋》(“洛阳纸贵”典故)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锺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

　　玄言诗
　　西晋末至东晋时期所出现的一种诗体，在东晋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它在内容上宣扬老庄哲学，在艺术上缺乏形象，钟嵘《诗品》称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兰亭诗
　　东晋时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做兰亭之会，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郭璞的游仙诗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可上溯到战国时期。郭璞的《游仙诗》以文采富丽闻名。不以枯燥的说理切入，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神仙境界和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钟嵘评为“中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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