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灰，看这边

　　我第一次喝到葡萄酒，就是在陈老师的婚礼上。
　　按照某种风俗习惯，新娘和新郎要逐桌敬酒。
　　我和小姨被安排在了女方的桌上，这一桌人都是小姨认识的同学。
　　小姨还没入座，就已经跟相熟的同学们一起眉飞色舞地聊起了天。
　　我坐在小姨身边，默默吃着桌上的菜。
　　一阵欢呼传来，两只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我转过头，看到左肩上一双修长洁白的，无名指上戴着闪亮戒指的手。我抬起头，对上了陈老师的笑脸。
　　陈老师抬起手，摸了摸我的头。
　　“菜还好吗？”陈老师问。
　　“好吃！”有人高声回答。
　　“这一桌不便宜吧。”
　　“姐夫！咱们来一个！”
　　“这么快就叫上姐夫了？”
　　一阵哄堂大笑传来。
　　陈老师笑着，拉着李亮，依次介绍了桌上的人。
　　转了一圈，到我这里，李亮也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盛男。”他眯起眼睛，叫着我的名字。
　　下一个环节是一桌人举杯共饮。
　　每个人都给自己杯子里添上了酒。
　　白酒的味道，果汁的味道，还有热腾腾的菜散发出的味道，所有的味道混合起来，闻起来像是大年初三的时候，陈老师带我去吃的那间餐厅的味道。
　　“盛男也来点儿酒吧。”陈老师笑着，抬起酒瓶，深红紫色的酒潺潺地倒进了我的水杯里，酒精和葡萄特有的味道弥漫开来。
　　“干杯！”
　　众人从椅子上起身，欢呼着把酒杯碰撞在一起。
　　我抬起杯子，喝了一小口酒。
　　深红紫色的酒划过舌尖，我的舌尖感到仿佛吃下辣椒一般的灼热，酒划过喉咙，我的喉咙感到吞下一根针一般刺痛。
　　我不喜欢葡萄酒，我立刻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从医学院毕业，又去澳洲进修两年之后，再次回到沪城，在学校下属的医院入职，很快就有了申请定点医疗支援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申请回到沪城。
　　审批结果一下来，我就立刻向陈老师分享了喜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陈灼已经去了英国读书快要一年。
　　陈老师把她自己名下的一间空置的公寓打扫了出来，这房子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小公寓，离医院很近，这间小公寓成了我在鹿川的住所。
　　陈老师经常会造访这间小公寓，我们经常一起共进晚餐。
　　有一天晚上，陈老师带了一瓶葡萄酒来，我们一起喝着那瓶酒。
　　我突然就想起了在陈老师的婚礼上，我喝到的葡萄酒。
　　我向陈老师问起了她婚宴的用酒。
　　陈老师说是国内一间酒庄的明星产品，现在这款酒仍在售卖。
　　我立刻在网上下单了这支酒，陈老师再来家里的时候，看到这瓶酒摆在餐桌上，眼含笑意地拿起瓶子仔细地看了又看。
　　开了瓶，我记忆中的深紫色酒液缓缓流淌进两只高脚杯里。
　　陈老师晃了晃杯子，抬起杯底，喝了一小口。她眼睛里闪着亮光，咽下酒之后，喉咙里发出了有趣的声音。
　　“怎么了？”我笑着问。
　　陈老师看着酒杯，若有所思，过了很久，缓缓地说：“不算是难喝。”
　　我拿起杯子，也晃了晃，放在鼻下闻了闻味道，那种辛辣的，会刺痛舌尖跟喉咙的预感扑面而来。
　　我抬起杯子，也喝了一小口。
　　随着年龄的成长，我的味觉变得没有那样敏锐，可单宁的涩感仍旧刺痛了我的味蕾。
　　我笑着放下杯子，看着陈老师明亮的眼睛，点了点头。
　　这瓶酒不算是难喝，只是我不喜欢喝红葡萄酒。
　　我对葡萄酒的了解一直都浮于表面，无法从品鉴葡萄酒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什么快乐。
　　可陈老师不一样，她喜欢喝酒，并且能够品鉴出它们之间的不同。
　　说起来，陈灼跟陈老师一样，不仅对单宁的酸涩耐受度很高，而且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葡萄酒的知识，哪怕是那些年长她不知道多少岁的葡萄酒，她谈论起来，也是如数家珍一般。
　　我第一次知道陈灼的存在，是在陈老师婚后的第一个元旦联欢会上。
　　元旦联欢会以班级为单位举行，在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天。
　　宁宽在两个星期前就筹措了班费，跟班里的其他“委员”们一起计划着元旦联欢会。
　　那些会拉二胡的，弹电子琴的，或者总归是有什么才艺的同学，早早就在节目单上报了名。
　　其他同学则是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必须出一个节目。
　　我没什么才艺，更不擅长在人前表现。于是就早早地跟在宁宽身后，以她打下手为名，躲开了必须要出节目上台表演的苦役。
　　元旦前的某个晚自习前，我跟宁宽一起去采买装饰品。
　　学校门口的文具店像是早早就听到了学校要举行联欢会的风声一般，已经在门口开辟出了一个元旦联欢会用品专区，闪着亮光的拉花、彩带、气球、双面胶、剪刀、贴纸等等，一应俱全。
　　我们站在这个被设计过的“专区”面前，不费吹灰之力地在预算范围里买到了全部所需。
　　亮闪闪的装饰品被装进袋子里，我们拎着回到了教室，按照陈老师允许我们收集班费之前的约定，向同学们公开了采买的价格单。
　　没有人反对什么，大家在学校里，最先习得的东西好像就是顺从和接受权威的摆布，而后才是学会书本上的内容。
　　元旦联欢会的日子到来，被分配了装饰和打扫教室任务的同学，早早来了教室，把桌椅推到了靠墙的角落，空出教室的中心位置。
　　我的任务是把闪着亮光的彩带装饰起来。
　　陈老师来得很早，走到了正踩着椅子往黑板上装饰彩带的我的身旁，为我递上了我正好需要的剪刀。
　　“谢谢陈老师。”我笑着说。
　　她也眯起眼睛笑了。
　　装饰好了彩带，我跳下椅子，开始吹气球。
　　宁宽为了节省预算，拒绝购入打气筒。我们只好围在一起，举着青紫的脸颊，鼓动着腮帮子，往满是塑料味的气球里吹气。
　　宁宽肺活量惊人，甩开那些面色青紫的男孩子好几条街，呼呼地吹出了一个又一个气球。
　　“要使劲吹才行。”宁宽向我们传授着自己的吹气球经验。
　　“我当然知道要使劲。”有男生不耐烦地说。
　　陈老师拿起气球，像是拽面团一样拉扯了一下气球的两边，“吹之前这样拉一下会不会更好吹？”
　　陈老师说着，当即开始往气球里吹气，很轻易便吹好了一个气球。
　　我也学着陈老师的样子，给气球拉扯了一番，然后往里吹气。
　　陈老师看着我，满脸期待。
　　我没觉得有多省力，但总归是吹好了一个气球，我不知道怎么打结，紧紧攥着气球的尾巴，生怕好不容易吹进去的气跑出来。
　　陈老师接过我的气球，像变魔术一样，在尾端打了个结。
　　“这样就好了。”
　　虽然聚集了四五个人，但要想吹完一整袋气球，着实需要费些力气。
　　陈老师站在一旁跟我们一起吹了一个又一个。
　　突然，她停下了吹气球的动作，捂住了嘴，涨红了脸。手掌下的嘴巴干呕了几下，眼睛里溢出眼泪。
　　“怎么了陈老师？”我问。
　　她摇摇头，示意我们继续，然后就走出了教室。
　　我跟宁宽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跟在陈老师身后走出了教室。
　　陈老师站在走廊的角落里，扶着栏杆，手捂着嘴巴，看上去不太舒服。
　　“陈老师。”我走到她身边。
　　陈老师看向我，笑着摇了摇头，“我没事。”
　　她扶着墙，脸埋在胳膊里，干呕了几下。
　　我抬起手，犹豫了一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陈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总是会突然露出想要呕吐的表情，严重的时候，还会面色通红地快步走出教室。
　　“没事，盛男，”陈老师说，“我应该是……”
　　陈老师欲言又止，低头干呕着。
　　“怎么了？”我继续拍着她的后背。
　　“我应该是怀孕了，”陈老师抬起头，看着我。
　　“有好一些吗？”我问。
　　陈老师点点头，“先不要告诉别人哦，我还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定，这只是我的推测。”
　　“好。”
　　我在电视剧里看到过，女人在怀孕的时候，会有呕吐的反应。一开始呕吐的反应通常会被误认为是身体不舒服，总会有一个“过来人”一眼看出端倪，然后说这不是身体抱恙，而是有喜了。
　　陈老师确实是有喜了。
　　陈老师的喜，就是陈灼。
　　初二下半学期，我每天都看着陈老师的肚子渐渐隆起，她不再穿高跟鞋，走路的速度也原来越慢，上下讲台的步伐也越发谨慎。
　　学校不再安排陈老师看住校生的夜自习，仍旧担任着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所有的一切，都在提示着一个生命，正在她的身体里逐渐长大，成形。
　　我第一次“物理地”感受到陈灼，是在刚放暑假以后。
　　我去陈老师的“新家”里看望她。
　　她的“新家”是她和李亮共同的家，是一间两室一厅的崭新公寓，位于陈老师工作的学校和李亮工作的医院之间，几乎是鹿川最早的商品房住宅之一。
　　陈老师的位于父母家的那个放着电脑的卧室，似乎已经成为了她生命永久的历史记忆。
　　走进陈老师的新家，我才惊觉为什么大家都说婚姻是人生大事。
　　因为婚姻，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从物理上和心理上都改变了。婚姻决定了你要同谁一起面对每天的柴米油盐，要同谁度过漫长的一生。
　　当然，我说的这一切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陈老师生活的在那个年代里，人们通过婚姻来挑选终身伴侣。
　　在当代，婚姻变得更为露骨，只是一种以财产重组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义务关系。
　　或许也附着了一些罗曼蒂克的东西，但在清醒的女人里，这样的罗曼蒂克并不多见。
　　而那些真正的罗曼蒂克，真正的死去活来的爱情，似乎都发生在婚姻之外。
　　陈老师坐在她新家的皮沙发上，抚摸着隆起的肚子。
　　她让我也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我顺从地照做了。
　　然后陈灼一脚踢在了我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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