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岚而生

　　她们三个的小团体日渐牢固，像是三株原本各自生长在角落里的植物，根系悄悄地在看不见的泥土下交织在了一起。她们谈论功课，也谈论那些不敢对大人言说的心事。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家里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不幸：苏昭岚父亲彻夜不归的赌博酗酒，叶带娣父母永无休止的争吵与偶尔爆发的暴力，余瑜父亲空荡的裤管和母亲一去不返的决绝。这些沉重的心事，在三个小女孩之间形成了一种沉默的默契与支撑，让各自肩上的重量，似乎因为分担而轻了一些。
　　在她们共同的世界里，还有一个被远远仰望的身影——班上的陈念。她是那种连名字都透着不一样光彩的女孩。皮肤白皙，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扎着城里才有的那种亮晶晶的发圈。她说话声音轻轻的，带着一种她们模仿不来的、好听的语调。大家都知道，她是那个看起来跟她爸爸一样年纪的校长的外孙女，周末要去县里上外语班，能说一口让老师都点头称赞的英语。在苏昭岚眼里，陈念漂亮、干净、聪明，身上的一切都与她们灰扑扑的日常截然不同，像是活在另一个图层里的人。即使同班三年，座位不过隔了几排，她们也从未与她说过话。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距离，仿佛中间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流，她们在这头，陈念在那头。
　　三年级那年的春天，空气里总有一股散不去的潮湿和沉闷。苏昭岚先是发现校长好些天没在升旗台上出现了，然后是陈念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假。教室里属于她的那个靠窗的座位空着，阳光照在上面，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孩子们窃窃私语，但谁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苏昭岚才从大人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校长去世了”这个模糊的消息，但她那时还不完全理解这对陈念意味着什么。
　　陈念回来上学后，似乎有些不一样了。她依然安静，但那种安静的质地变了，从前是透着优越的宁静，现在则染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孤寂。有一天放学，苏昭岚、叶带娣和余瑜照例结伴走出校门，陈念却从后面追了上来，轻轻拉了一下苏昭岚的书包带子。
　　“苏昭岚，”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但带着一丝不确定的迟疑，“去镇上……是不是要经过你们村子？该怎么走？”
　　三个女孩都愣住了。苏昭岚点点头，指了指村道的方向：“就走这条路，一直走，走到看见一座桥，再往右拐……”
　　“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到你们村子吗？”陈念问，眼睛看着她们三个，里面有种小心翼翼的恳求。
　　就这样，那天回家的队伍变成了四个人。起初是沉默而略带尴尬的同行，陈念走在她们旁边，保持着半步的距离。后来是叶带娣先开了口，问她怎么突然要去镇上。陈念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说起：外公去世后，他们不能再住在学校旁边的教师宿舍了。外婆在镇上租了个小店面，卖些早点面条，一家三口就挤在店铺狭窄的阁楼上。因为户口还在村里，她想转到镇上的小学念书，需要交一笔家里拿不出的“借读费”。于是，她只能每天奔波——早上，由外婆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把她从镇上送到苏昭岚她们村口；下午放学后，她先跟着苏昭岚她们走到村里，再等她上初三的舅舅骑车从镇上的中学赶过来接她。
　　“我舅舅放学晚，所以我得在村里等一会儿。”陈念解释着，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苏昭岚听着，忽然明白了陈念眼中那层孤寂从何而来。她失去了那个总是挺直腰板站在升旗台上的外公，也失去了那个曾经仿佛被玻璃罩子保护起来的世界。现在的陈念，和她们一样，也需要在尘土飞扬的村道上走很长的路，也需要等待，也需要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颠簸。
　　从那天起，清晨的村口老槐树下，等待的队伍里多了一个纤细的身影；黄昏放学的路上，四个女孩并肩而行的画面成了村道上一道固定的风景。陈念起初不太习惯走在土路上的坑洼，后来也能像她们一样灵活地跳过积水；她开始听她们讲田里的蚂蚱、祠堂后的狗、还有各自家里那些烦心又无奈的事，偶尔也会小声说起阁楼的闷热、外婆的操劳，还有对再也回不去的教师宿舍的想念。
　　那条曾经漫长而孤独的上学路，因为有了彼此的脚步声、交谈声、甚至只是沉默时安稳的陪伴，而变得不再难熬。四个女孩，带着各自家庭的烙印与伤痛，在这条连接着村庄与学校、过去与未来的路上，结成了一个微小而坚固的同盟。她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至少在此刻，在晨光与暮色中，她们是同行者。
　　对于苏昭岚而言，念书考试从来不是一件难事。从她第一次翻开课本起，那些在别的孩子眼中如同天书的方块字与算式，在她脑海里便自动排列成清晰有序的图案。考第一对她来说，就像清晨从井里打上一桶水那样自然——只需要握住绳索，用力，水桶便满当当地升上来。门门功课的榜首位置，她坐得稳稳当当，以至于老师们早已习以为常，偶尔她若是跌到第二，反倒会成为全年级议论的新闻。
　　她并非痴迷学问，更无不是智商超群。在她看来，坐在教室里听课、做题、考试，远比生活中任何一件事都要轻松。这“轻松”是相较而言的：比起在灶台前被烟火熏得流泪，比起在田埂上被日头晒得发昏，比起背着哭闹的弟弟一圈圈走到双腿发麻，比起在父母争吵摔打的间隙里屏住呼吸……摊开一张试卷，握住一支铅笔，在静谧中只与自己的头脑对话，这简直是种奢侈的安宁。学习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片可以暂时喘息的、干净平整的净土。
　　中考那一年，风向变了。市里下了文件，要推进教育规范化，连他们这样的偏远乡村中学，也要统一组织到城里的考点去考试。消息传来，班里一阵躁动。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踏进真正的“城里”。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每人需交十块钱车费。十块钱，对苏昭岚家而言，意味着二十斤大米，或者父亲小半个月的酒钱。
　　那天晚上，母亲在昏暗的灯下缝补衣裳，苏昭岚刚提起考试和车费，苏母手里的针线便停了。她没有抬头，声音压得很低，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招男啊，别考了。”
　　苏昭岚愣了一下。
　　苏母继续说着，语气里是听天由命的疲惫：“家里供不起你上初中了。初中学费贵，还要叫住宿费，吃饭还要钱，而且你弟弟再过俩月得上学了。两个人念书，哪里担得起？你大了，懂事了，村里好些姑娘不都是这个年纪出去做事，帮衬家里么？隔壁阿芳姐在厂里，一个月能寄回来好几百呢……”
　　苏昭岚听着，心里意外地平静，甚至没有泛起多少波澜。她本就没有非读书不可的执念。读书对她，就像走路吃饭一样，是一件能做、且做得不错的事，但若这条路断了，似乎也没什么可惜。她早就习惯了生活给予什么，便接受什么。
　　只是，当“不考了”这三个字尘埃落定，她心里某个角落，却升起一丝极细微的不甘心。那感觉不像汹涌的波涛，更像夜雨过后，瓦檐上迟迟不肯滴落的最后一颗水珠，悬在那里，坠得人心头微微发沉。她想起自己整齐摞在破木箱里的奖状，想起每次发榜时老师赞许的目光，想起那本刚读完的作文选里的话：“好的文章，须得有始有终。”她的学生生涯，难道就要这样，连一场正式的告别仪式都没有，便悄然无声地落幕吗？她还想和叶带娣、余瑜、陈念一起，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在同一个考场里，为这三年的晨昏相伴画上一个句点。
　　这念头一旦生出，便像石缝里的草芽，倔强地探出头来。
　　十块钱。她开始默默计算自己那点可怜的“积蓄”：卖废品攒下的几个钢镚，过年时爷爷偷偷塞给她、一直没舍得用的两块钱，周末，她跟着余瑜去泥泞的马蹄田里，弓着腰在土中翻捡遗漏的马蹄，按斤两换取零钱分到的两块钱……东拼西凑，竟然也有七八块。还差一点。那几天，她格外留意，终于在放学路上跟着余瑜捡到了一些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又在祠堂角落发现了一小捆不知谁遗落的废铁丝。卖给村口的废品站，换回了缺额。
　　钱攥在手心里，被汗浸得有些潮。她找到班主任，趁办公室没旁人时，迅速将那一卷零钱塞进老师手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老师，我的车费。”
　　老师看着她，眼神复杂，有讶异，有惋惜，最终化为一抹沉重的了然，轻轻点了点头。
　　考试那天，她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烧火做饭，然后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蓝布书包，走出祠堂。晨光中，她与三个小姐妹在村口老槐树下汇合，彼此眼底都有闪亮的期待与紧张。她们一起坐上了驶向城里的班车，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熟悉的田野村庄渐渐被陌生的楼房街道取代。在窗明几净的陌生考场里，她展开试卷，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从容而稳定，一如过去无数个日子。
　　考试结束后，同一辆略显颠簸的班车将她们载回了学校，看到那熟悉的生锈铁门，四个女孩下了车，谁也没有急着回家，而是默契地、最后一次并肩走完了那条贯穿她们七年时光的上学路。脚步比平日慢了许多，目光扫过路边每一棵熟悉的树、每一处积过水的坑洼，仿佛要将这条路的每一个细节刻进记忆里。在每日相聚又分别的老槐树下，她们停住脚步，互相说着“暑假有空再见”这样轻飘飘的约定。
　　苏昭岚微笑着点头，心里却比谁都清楚，这个“再见”，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兑现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天色还未全亮，她跟着邻家阿芳姐，踏上了那辆开往遥远城市的汽车。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将一个小小的、半旧的编织袋递到她手里。袋子很轻，里面只装着两套洗得发白的换洗衣服，和一双她常穿的、底子已磨得很薄的旧布鞋。引擎轰鸣，尘土扬起，故乡在车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终缩成一个模糊的点。
　　她并不知道，在她离开后不久，中考成绩放榜。一辆自行车叮铃铃地驶入寂静的村落，停在了苏家祠堂门口。她的班主任老师脸上带着罕见的激动红晕，手里挥舞着一张纸，向闻声出来的苏母报喜：“全县第一名！苏昭岚考了全县第一名！孩子呢？快叫她出来！”
　　苏母怔在门口，手里还拿着喂猪的瓢，浑浊的眼睛看着那张成绩单，脸上却没有预料中的狂喜。那纸上的数字和排名，此刻显得如此虚幻而刺眼。她嘴唇嚅动了几下，最终只是局促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垂下眼帘，低声说：“老师辛苦了……招男她……她不在家，出门去了。”
　　风穿过祠堂破败的廊柱，发出呜呜的声响，卷走了那些本该响彻此间的欢呼与祝贺。喜讯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只漾开几圈微不可察的涟漪，便沉入无声的黑暗，再无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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