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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开学第一天的点名，成了我最不愿面对的时刻。
　　手指顺着花名册往下滑，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个，两个……六个熟悉的名字，最终没能念出声。红色的圈划在纸上，却像划在我心上。姚瞬、王弦欢、莫云涛……六个孩子，整整六个，其中包括我们班毫无争议的“定海神针”——那个五科全优、回答问题永远能让你感到教有所得的姚瞬。
　　四十九人的班级，瞬间空出了六个座位，只剩下四十三张仰着的、同样有些茫然的脸。
　　那几天，我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主心骨。备课、上课都提不起劲，目光总是不受控制地飘向那几个空荡荡的位子。脑海里全是他们——姚瞬沉稳清晰的解题思路，王弦欢工整得像是印刷体的笔记，莫云涛在道法课上闪着光的眼睛……剩下的孩子里，罗嘉算数很快，王倩作文写得细腻，可像他们六个那样，聪明又踏实沉静、毫不张扬的孩子，真的像沙里的金子一样难寻。那种超越年龄的稳重和专注，在这个年纪是多么罕见的美德。
　　巨大的失落感和隐隐的恐慌罩住了我：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够好？是学校留不住人了？还是家长们听到了什么风声集体投票？
　　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抢救”的心态，开始一个一个拨打家长的电话。然而，听筒那头传来的现实，比任何猜测都更沉重，更让人无言以对。
　　姚瞬妈妈的声音穿过遥远的电波，疲惫得像浸了水的棉絮：“老师，实在对不住……家里出了点事，孩子爸爸……我们离了。他走了，两个孩子都不管。我一个人，在老家实在撑不起这个家，只能带着俩孩子去浙江投奔亲戚，边打工边看着他们。学习……只能先放一放了。”她顿了顿，声音里有了湿意，“姚瞬舍不得您，收拾书包的时候，把他得的奖状摸了又摸……”
　　王弦欢妈妈的电话背景音是嘈杂的街道和吆喝声：“林老师，实话跟您说，我带着孩子来县城了。这边夜市摆摊，虽然辛苦，但比在家种地强些。孩子放在老家，放学路上车多，回家冷锅冷灶的……带在身边，好歹能看着他吃口热饭，写个作业。”
　　莫云涛妈妈的语气里有一种开启新生活的决绝，也带着歉意：“张老师，我……再婚了，嫁到安顺市。这边教育资源好一些，想着对孩子将来有帮助，就把他带过去了。娃娃他……得跟着我。”我知道他的爸爸去世三年了，母子俩生活一直很艰苦。
　　还有三个孩子，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疫情打乱了一切。上学期直到五月才跌跌撞撞地开学，整个春天孩子们都被困在家里，对父母的思念和依赖像野草一样疯长。家长在电话里的声音充满了无奈的疼惜：“孩子死活不肯一个人留在家了，说再送回来就自己跑回我们打工的地方。哭得撕心裂肺的……张老师，我们实在狠不下这个心。”
　　那是2020年。疫情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这个偏远乡镇小学的孩子来说，最初可能只是电视里模糊的新闻，是延迟开学的短暂“假期”。但当它真正侵入生活，就变成了一种具体而微的、无孔不入的恐惧。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核酸检测。每次听到要“做核酸”的消息，教室里就会弥漫开一种近乎凝固的安静，接着是细细碎碎的、压抑的抽泣声。穿着全套白色防护服的“大白”，在孩子们眼中不是保护神，更像是某种令人畏惧的、代表着“危险”和“疼痛”的符号。排队时，小小的身体绷得紧紧的，不住地往后缩。轮到采样时，往往需要我和班主任一左一右，轻轻握住孩子的胳膊，用尽可能柔和的声音安抚：“不怕不怕，就像被小虫子轻轻碰一下，很快就好。”饶是如此，棉签探入喉咙的瞬间，很多孩子还是会生理性地剧烈挣扎、干呕，眼泪鼻涕一起流。医生一个人根本按不住，常常忙出一头汗。我们班的宋恒远，平时皮得像只猴子，这时候却脸色煞白，死死闭着眼，做完一次核酸，后背的衣服都能被冷汗浸湿一小片。
　　蓝色的口罩捂住了他们大半张脸，也仿佛捂住了他们的生气。课堂变得异常沉闷，那些曾经争先恐后举起的小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双游移的、带着不安的眼睛。他们害怕那看不见的病毒，更害怕这被突然打乱的、充满不确定的生活，害怕与父母本就脆弱的联结被这无情的疫情彻底斩断。能跟着父母走，去一个可能同样有风险，但至少有父母在的地方，成了他们在恐惧中能抓住的最大的“安全绳”。我所有劝说的话，在这样的现实和情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教室空出了单数。以前49人，8人一组共6组，班长巡视，刚好。现在5组还剩2个，四十三个人，分组活动成了我最头疼的事。每次说“小组讨论”，总会有那么2个孩子，微微低着头，脚步迟疑，不知道该走向哪一堆人群。那略显孤单的背影，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我心里发酸。就在这种低迷、惶恐的气氛几乎要让人喘不过气的时候，教导主任敲开了教室门，身后跟着一个又黑又瘦、像根小竹竿似的男孩，背着一个比他上半身还大的旧书包。
　　“张老师，这是新转来的同学，叫龙广涛。以后就在你们班了。”主任说完，拍了拍男孩瘦削的肩膀，走了。
　　男孩站在门口，手指紧紧抠着书包带子，眼神飞快地扫了一下全班，又迅速垂下去，盯着自己的脚尖。
　　我看着这个陌生的、填补空缺而来的孩子，心里没有迎来新生的喜悦，只有一种更复杂的滋味。他不是姚瞬，不是王弦欢，他填补不了那六个孩子离开留下的空缺，更驱散不了笼罩在全班头上的疫情阴云。但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过全班，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四十三加一，等于四十四。是偶数了，可以重新分组，
　　“欢迎你，龙广涛同学。”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温和，指了指中间排一个空着的座位，“你先坐那里吧，龙广涛。”我看向那个平时活跃的男孩，“朱朱，你是小组长，课多带带新同学熟悉环境。”
　　朱朱愣了一下，随即用力点了点头，看向新同学的眼神里，有好奇，也有一种“终于有新人来了”的微妙轻松感。
　　四年级，就在这样布满裂痕、充满不安的基调中，仓促而沉重地开始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年，我要面对的远不止教材和教案。我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一片被恐慌和离别浸染的土地上，重新点燃叫做“安心”和“快乐”的微弱火苗。
　　我和其他老师，开始笨拙地、想尽办法地，试图捂热这个寒冷的秋天。
　　数学老师，那个平时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竟然开始在课间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滑稽的简笔画，有时候是一只摔跤的兔子，有时候是一个被作业压扁的小人，逗得孩子们隔着口罩，眼睛弯了起来。
　　音乐课，年轻的苏老师不再只教课本上的歌曲，她找来了许多节奏明快、充满力量的儿歌和手指操，带着孩子们在狭小的音乐教室里，跟着节奏轻轻拍手跺脚，让身体稍微动起来，驱散一些僵坐的寒意。
　　在我的语文课上，我有意增加了那些关于勇气、友谊和生命韧性的故事。我们看《七色花》，讨论珍妮解决他人痛苦的善良；我们读《夏洛的网》，体会朋友之间无私的帮助如何创造奇迹。虽然隔着口罩，讨论的声音不如以往热烈，但我能看到，有些孩子的眼睛在听到这些故事时，会格外专注。
　　天气好的午休，孩子们可以轮流去操场，拉开一点口罩（保持距离），在暖洋洋的日光下待一分钟。当龙广涛第一次从那里回来，兴奋地跟我说“老师，在外面晒太阳，风吹在脸上痒痒的，好舒服”时，我心里那口憋了许久的闷气，终于稍微疏解了一丝。
　　日子，在每日晨检的额温枪下，在空气里淡淡的消毒水气味中，在蓝色口罩的遮蔽后面，缓慢而滞重地流淌着。教室里的笑声还很稀薄，像早春枝头怯生生的嫩芽。但偶尔，当某个笑话恰好戳中他们，当某个故事里的人物做出了勇敢的选择，我还是能捕捉到，口罩上方那一双双眼睛里，会极快地掠过一点星光。
　　那光芒虽然微弱，却让我不敢放弃。我知道，裂缝已然存在，离别无法挽回，但只要我们这些大人不停止照耀，不停止灌溉，只要我们还在一起，四十四个人，一个不少地在一起，那么即便在料峭春寒里，新的根系，也总会在看不见的泥土深处，顽强地、一点点地扎下去。
　　四年级的故事，注定是一段关于在风雨飘摇中紧紧拉住彼此的手、蹒跚前行的旅程。而我们的四十四个孩子，一定会走到毕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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