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

　　辞：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故称楚辞。汉代常把辞与赋合称为辞赋。辞赋都是一种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文体，强调情感表达和语言的华美。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仿《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肆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其文体特征介于诗、文之间，讲究押韵、对偶和铺陈，句式长短错落，早期(骚体赋、汉大赋)多问答体，后期(抒情小赋、骈赋)趋向骈俪化。

　　辞赋：是中国古代以铺采摛文为特征的文体，起源于战国楚地，汉朝将屈原等人的作品统称为楚辞，后扩展为赋体文学总称。主要分为骚赋、散赋、骈赋、律赋、文赋等类别，讲究声律对仗与典故藻饰，句式以四六骈偶为主，内容多描绘山川盛景与宫阙气象。代表作品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等。

　　汉大赋(散体赋)
　　散体赋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摘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为散体大赋。
　　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说来，文学史上所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汉大赋的奠基之作为《七发》、成熟之作为《天子游猎赋》。“汉赋四大家”指汉代以创作大赋出名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前二人为西汉赋家，后二人是东汉赋家。

　　骚体赋
　　汉赋有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分，分别代表了汉赋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形式。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产生于汉初，是汉大赋的前驱形式，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体制上模拟楚辞，形式上属于骚体。以“兮”字句为主，句式已经散文化。
　　汉初以骚体赋为主，贾谊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也是现今有作品传世的第一位汉代赋作家。以《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最为著名。贾谊之后，骚体赋继有人作，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扬雄的《太玄赋》等都是优秀的作品。

　　《长门赋》
　　汉代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可看作是两汉骚体赋中最具情境的一篇。赋写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苦闷抑郁，忧郁凄伤，将宫廷妇女失宠后的那种卑微屈辱而又梦寐望幸的哀怨心情写得深细入微，感人至深。

　　《七发》
　　汉代辞赋家枚乘的赋作，是一篇讽谕性作品。作品主旨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表达了作者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此赋是汉大赋的发端之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它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连写七件事的结构方式，为后世所沿习，并形成赋中的“七体”。

　　《上林赋》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一篇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此赋先写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来引出天子上林之事，再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然后写天子猎余庆功，最后写天子悔过反思。
　　塑造了一个天下大治的盛世帝国形象，并第一次以文学作品体现了对大一统观念的阐释和宣扬。赋中从多侧面，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处于蓬勃上升期的那种昂扬奋进、激励张扬、气势充溢、信心十足的精神风貌。用大量的三言排比句式描绘天子的狩猎活动，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首开风气之先。
　　全赋使用多样的铺陈方式，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和绚丽夸张的笔法，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渲染淋漓、描绘尽致。

　　天子游猎赋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的作品《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合称。其中展现了汉大赋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劝百讽一。
　　“劝百讽一”语出西汉辞赋家扬雄的哲学著作《法言》。“劝”是鼓励、提倡的意思,“讽”指“讽谏”。“劝百讽一”是说二者在赋中比例的悬殊，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之语。
　　扬雄认为汉赋本应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使之归于节俭，但赋中却总是用极大的篇幅和过量的辞藻铺叙他们的奢侈享乐生活，仅仅在结尾处稍微露出一点讽喻之意，结果丝毫也引不起注意和警惕，甚至欲讽反谀，适得其反，助长了奢侈的心理，如扬雄指出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欲以讽谏，而帝反有飘飘凌云之志，这就深刻指出了汉赋讽喻作用的虚伪性。

　　京都赋
　　班固《两都赋》开创京都赋范例，以“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相互夸耀辩难结构全篇，描摹西都的形胜巨丽，铺叙东都的礼乐制度之美，表达了作者尊崇礼仪制度而排斥形胜奢华的思想。
　　张衡《二京赋》在谋篇立意上虽然基本是模仿班固《两都赋》，但有所发展，除描绘田猎、宫室等，它还把商贾游侠、辩士以及街市、百戏等市井万象写入赋中，展示了一幅都市生活全图。《二京赋》的规模、容量和篇幅也超过了班固。可以说是汉代大赋的绝响。

　　抒情小赋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纪行赋，即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如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述志赋，即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如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赵壹的《穷鸟赋》《刺世嫉邪赋》。

　　张衡《归田赋》
　　《归田赋》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是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赋作抒发入世的感慨和厌倦，描写回归山水田园后悠然逍遥的生活，表达作者出世的愿望。《归田赋》全篇只有四十句，形制短小，语句清丽流畅，绝无夸饰堆砌。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情志，个性鲜明。这些特点，都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

　　汉代乐府诗
　　汉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秦代已有。两汉乐府诗是指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汉代乐府诗，尤其是其中保存的具有浓郁民歌风味的诗歌，大多以叙事为主，采用杂言体的形式，通过对生活片段的真实描写，反映下层社会生活中劳动者的生活苦况和他们的悲欢离合，有重要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改变了《诗经》、《楚辞》以来我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范式，赋予诗歌以强大的叙事功能，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和艺术表现领域，标志着我国古典叙事诗发展的成熟。重要代表作有《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十五从军行》等。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五言抒情诗，最早见于萧统的《昭明文选》。因其作者姓名失传，时代难以确定，故萧统在《文选》中几首风格近同的诗歌编选在一起，总题名为“古诗”。其产生年代大约在东汉末桓灵二帝时期。当时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是我国感伤主义文学最早和最集中的表现，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抒发了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
　　《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汉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比兴手法的使用，言尽旨远，语短情长。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语言浅近自然，但又异常精炼，含义丰富。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作于东汉末年，属杂曲歌辞，五言，是中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题作《焦仲卿妻》，后人常取诗的首句，称作《孔雀东南飞》。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他们为反封建礼教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班昭、马续补作，中国首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汉和帝年间，共一百篇，一百二十卷，与《史记》《东观汉记》并称“三史” ，又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接续《史记》，所记汉武帝中期以后历史更具独特文献价值。在思想倾向上，基本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原则。

　　《论衡》
　　汉代王充的作品。全书85 篇，现存84篇，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文献。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作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人类自身的困扰而展开，流露出他对于人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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