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78,我为儿子做富婆

作者:石油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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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隐于朝


      在改革开放之前,双河城市的格局泾渭分明:抚河东岸是生活了世世代代的居民区,烟火气十足却也拥挤不堪;西岸则是烟囱林立的工业区,机器轰鸣。
      随着人口膨胀,河东老城区早已不堪重负,寸土寸金。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城市的发展方向终于明确:在下属的苍梧县建立全新的工业园区,将河西那些污染重、占地广的老旧工厂陆续迁出。腾出来的河西广阔土地,被规划为新的居民区,道路宽阔,楼房崭新,而且事实上离人们工作的新工业园更近。
      然而,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尽管到了1986年,工业搬迁已基本完成,河西展现出崭新的城市面貌,但双河的老百姓们依然固守着“宁要河东一张床,不要河西一间房”的观念,宁愿在河东挤破头,也不愿搬到看似“偏远”的河西。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推动河西发展,新上任的宋富民市长烧起了“第一把火”:实施城市中心西移战略。将市政府机关、最好的中小学、核心医院等优质公共资源,全部迁往河西!以此带动人口和资本的流动。
      这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新市政府大楼的建设、主干道拓宽、生活配套设施完善以及各大国企福利房的兴建。
      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双河市房产局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
      在这片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人们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程少芬。她明面上的身份是房产局的一名工程监理。
      这位在“梧桐树集团”内部说一不二的“女帝”,此刻却顶着黄色的安全帽,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穿着朴素的工装,与男同事们一样,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奔走,大声指挥,核对图纸,检查建材质量。
      她的闺蜜,房产局局长钱如海的夫人张忆曼,虽然也是房产局的建筑监理,很少下工地,更多时候是在整洁的办公室里,吹着电风扇,审阅图纸,撰写报告。
      一日,房产局领导陪同市计委的干部到新市政府大楼工地调研,张忆曼也随行前来,她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那个黑得几乎快认不出来的程少芬,心疼地把她拉到一边,掏出自己的手帕想给她擦汗,却被程少芬笑着摆手拒绝了。
      “我的好妹妹哟!”张忆曼语气里带着不解和埋怨,“你还在这工地上拼什么命啊?这些风吹日晒的粗重活,让那些男同志去干不就完了!你学学我,在办公室里看看图纸,写写报告,保养保养皮肤,多好!”
      由于“梧桐树集团”一直是由何阿辉和廖三强站在台前,程少芬始终隐于幕后。加上她生活极其低调,吃穿用度与普通市民无异,整个双河市,知道这个天天跑工地的女监理其实是位隐形巨富的人屈指可数——仅限于集团董事会的核心成员和那位能接触到双河市财税报表的公公苏建华。
      即便是闺蜜张忆曼,也只知道程少芬好像还经营着一家“跑船送货的小公司”。按当下的认知,水运是亏钱的,连水运公司都快发不出工资。她完全无法想象程少芬手里庞大的商业版图和惊人的财富积累。
      看着程少芬晒得黝黑的脸庞和粗糙的手,张忆曼自以为找到了答案,她压低声音,带着同情说:“我明白了!是不是你的那个小公司办不下去了,你在拼命挣钱养着它?听姐一句劝,那种小生意,亏了就关了呗!何必这么苦着自己呢?”
      面对闺蜜的误解和“好意”,程少芬只是笑了笑,没有辩解,也无法辩解。
      她心中自有丘壑。她之所以紧紧抓住房产局这份看似辛苦的公职,绝不离开,背后藏着一个深远的布局。这个布局的种子,要等到十年之后,才会破土而出,最终长成一棵的参天大树。
      房产局长钱如海陪着市计委的领导在高处指点江山,谈论着新区的宏伟蓝图和战略意义。而具体、繁琐的工地物资物料使用情况核查工作,则落在了市计委综合科副科长杜平与房产局的程少芬身上。
      杜平科长年近四十,比程少芬大了整整十岁,总是板着一张脸,眉头紧锁,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很少见他露过笑容。
      程少芬将整理好的报表恭敬地递上。杜平接过,一言不发,随即拿出他那把被磨得油光发亮的旧算盘,放在桌上,右手执笔,左手“噼里啪啦”地就开始演算起来。他竟能一心二用,左手手指在算盘珠上飞舞,右手同时在本子上快速记录着关键数据,手法娴熟得令人惊叹。不到一刻钟,他便算完了所有数据,随即却重重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程少芬心里一紧,以为自己的工作出了纰漏,连忙小声问:“杜科长,是账目有什么问题吗?”
      杜平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语气依旧平淡:“没有。账目很清楚,做得很好。”
      随后,杜平又亲自去仓库,冒着尘土,一件件盘点水泥、钢筋、木材等关键物资的实际库存数量,与账目进行核对。盘查完毕,他又是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同样的叹息。
      程少芬再次忐忑地上前询问:“杜科长,是不是账目和库存对不上?”
      杜平拍了拍手上的灰,依旧否定:“库存没问题,数量准确,你们的管理很到位。”
      回到工地简陋的指挥部办公室,看到领导们还在高谈阔论,杜平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立刻又从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拿出另一本更厚、页面泛黄的账册,铺在桌上,再次“噼里啪啦”地打起了算盘,眉头越皱越紧,叹息声也愈发沉重。
      中午,钱如海局长做东,在工地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安排了一顿“工作餐”,款待计委领导,程少芬和杜平作为具体经办人也一同作陪。
      趁著领导们互相敬酒、寒暄的间隙,程少芬悄悄凑到坐在一旁的杜平身边,诚恳地低声问道:“杜科长,我看您今天审查我们账目和库存的时候,一直在摇头叹气,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够好,让您为难了?”
      杜平看了她一眼,或许是觉得这个女同志做事认真,态度也好,便难得地多说了几句,他压低了声音,语气沉重:
      “不,跟你们房产局没关系。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到位,账实相符,管理规范。”他话锋一转,指向了更核心的问题,“我愁的是市里的物资储备和调度,马上就要出大问题了!照现在的消耗速度和库存情况,我估计,不出一个月,你们这个工地,就得停工待料!而且看这形势,三个月内能不能复工,都难说!”
      果不其然,仅仅过了一个月,杜平的预言成了残酷的现实。整个双河新城区建设工程,因为关键的建筑材料尤其是钢材和水泥供应断裂,彻底陷入了“停工待料”的瘫痪状态。之前为了赶工期招募的大批建筑工人,一下子没了活干,只能天天在工棚宿舍里睡觉、打牌,混日子。
      眼看着市政府大楼按期交付的目标就要成为泡影,局长钱如海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气得直骂娘,却也无可奈何。
      程少芬这边,工地没了施工进度,她这个工程监理自然也无事可做,只能跟着张忆曼,天天回到房产局办公室,泡上一杯茶,看着报纸消磨时间。
      看着程少芬似乎有些坐不住的样子,张忆曼优哉游哉地翻着报纸,劝道:“你急什么?物资调度是计委那边统筹的,出了问题也是他们头疼,我们瞎操什么心?像现在这样,不干活还能照样拿工资,上班比放假还舒服,这种养生日子,别人求还求不来呢。”
      她看向张忆曼,说道:“曼姐,既然你这么清闲,帮我想个办法,约一下计委综合科的杜平副科长吧。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私下请教他一下。”
      张忆曼一听,夸张地瞪大了眼睛:“哎哟我的妹妹,你没事约他干嘛?计委现在可是全市最忙、最焦头烂额的部门!综合科更是忙中之忙,所有协调、统计、挨骂的活儿都在他们那儿!杜平那个老古板,更是科里干实事顶雷的,这会儿估计忙得脚不沾地,头上都快冒烟了!想约他可不容易!”
      程少芬的目光穿过办公室的窗户。她心中已然明了,这位能提前一个月精准预言物资危机、业务能力精湛的杜平副科长,绝非池中之物,乃是“大隐于朝”的实干型人才。
      上一世,她与他的仅一面之缘,从未有过交集。但重生这一世,她所做的哪一件事,又不是在打破前世的轨迹,开拓全新的可能?
      一个更迫切的危机感在她心中升腾。她的“梧桐树集团”看似枝繁叶茂,但内核却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巨大隐患。包括她自己在内,创业核心团队几乎都是初中文化程度,没有一个正经的“文化人”。凭着胆识、运气和对大势的先知,他们闯过了最初的草莽阶段。
      但程少芬清晰地预见到,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如果届时没有一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单靠他们这几个“大老粗”,企业的发展必然触顶,甚至可能在新的商业浪潮中倾覆。
      这个杜平,精通数据、善于规划、熟悉体制内运作规则,且具备敏锐的行业洞察力,不正是她苦苦寻觅的、能够弥补集团短板的关键拼图吗?无论如何,她必须想办法接触到他。
      旧时代的象征——人民大剧院早已化为瓦砾,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的国泰商场,以其五层楼高、光洁的玻璃幕墙和那两道如同通往新世界阶梯的自动扶梯,成为了双河市的新地标。商场内部,个体户的喧嚣取代了昔日的集体肃穆,三楼的电器区更是琳琅满目,汇聚着这个时代最前沿的消费欲望。
      周末上午,国泰商场五楼的餐饮区尚显清静。在一家装修雅致的茶楼里,一场精心安排的会面正在进行。
      杜平本不愿来,他手头积压的工作如山,但房产局局长钱如海亲自邀约,他一个小小副科长实在不好驳了面子。
      然而,刚落座不久,张忆曼便拉着钱如海起身,借口要去三楼看音响,将空间留给了程少芬与杜平两人。
      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而尴尬。杜平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便欲起身:“程工,不好意思,单位里还有些急事要处理,我先告辞了。”
      “杜科长,请留步。”程少芬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道,“小女子有几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向杜科长这样的高人请教。”
      杜平眉头微蹙,重新坐下,语气依旧疏离:“我们计委与房产局业务交集不多,你的问题,我未必能解答。”
      程少芬微微一笑,抛出了准备好的话题:“我想请教杜科长的,并非具体业务,而是想听听您对当下最火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有何高见?”
      “哦?”果然,一听到这个宏大而核心的命题,杜平的眼神瞬间发生了变化,那份惯常的疲惫和淡漠被一种内在的光彩所取代,身体也不自觉地坐直了些。
      此时的程少芬,穿着一身干练的女士小西服,与两个月前在工地上那个皮肤黝黑、一身尘土的工程监理判若两人。她清晰地问道:“现在社会上,人人都在争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劣。在您看来,这两者究竟有何本质差别?”
      杜平沉吟片刻,抛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的论点:“其实,没有差别。”
      此言一出,连程少芬都微微动容。在美苏冷战、两大阵营势同水火的背景下,一边鼓吹自由市场,一边坚守计划经济,泾渭分明。普天之下,谁敢说二者“没有差别”?
      即便是官方定调,也只说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有效补充。杜平此论,堪称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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