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七八糟

　　光绪三十四年的暮春，沈清辞第一次见到林阿禾，是在自家开在法租界边缘的缫丝厂里。彼时她刚换下学堂的洋装，一身月白软缎旗袍，站在二楼回廊上看底下女工们缫丝。阳光穿过高窗，在满地蚕茧上投下菱形光斑，像谁撒了把碎银。

　　林阿禾就在那片光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衫，袖口卷到肘弯，露出小臂上细密的茧子。手里的竹篾筐装着新摘的桑叶，走得急了，一片叶子坠在青石板上。她弯腰去捡，辫梢的红头绳扫过石阶，像一点跳脱的火苗。

　　“这是谁家的姑娘？”沈清辞问身后的管事。

　　　“回小姐，是林木匠家的阿禾，常来送些新鲜桑叶。”

　　后来沈清辞总借故去厂里。有时是看新到的蚕丝，有时是查库房的账，目光却总不自觉地跟着那个穿蓝布衫的身影。
　　阿禾的手很巧，不仅会帮母亲缝补，还能在碎木片上刻出玲珑的花鸟。一次沈清辞看到她把刻好的木蝶送给隔壁的小丫头，阳光落在她脸上，睫毛投下淡淡的阴影，嘴角扬着，像含了颗蜜饯。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沈清辞走过去，声音竟有些发紧。

　　阿禾愣了一下，把木蝶递过来，指尖不小心碰到沈清辞的手，像被烫到似的缩了回去。“小姐要是喜欢，就拿去吧。”

　　那枚木蝶被沈清辞收在贴身处的小匣子里，紫檀木的纹路里，渐渐染上她的体温。

　　她们开始约定在傍晚的巷口见面。沈清辞会带些西洋糖果，阿禾则提着竹篮，里面是刚蒸好的米糕，带着桂花的甜香。
　　她们沿着护城河走，河水泛着粼粼的光，像铺了一路的碎星。阿禾讲她跟着父亲去码头干活的事，说江里的船如何张着白帆，说码头的力夫如何喊着号子；沈清辞则讲学堂里的事，说英文先生的卷发，说钢琴键如何弹出流水般的调子。

　　　“清辞，你说外面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像书里写的那样？”阿禾望着远处的灯火，眼睛亮得像落了星子。

　　“等我毕业了，就带你去看看。”沈清辞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带着薄茧，却比自己的更暖。

　　宣统三年的秋天来得早，风里带着莫名的躁动。街头巷尾开始有人议论，说武昌那边起了兵，说剪辫子的人越来越多。沈府的大门关得越来越紧，父亲不许她再出门，家里的西洋钟滴答作响，敲得人心慌。

　　沈清辞偷偷从后墙翻出去，在老地方等了三个晚上，才见到阿禾。她瘦了些，眼下有淡淡的青黑，手里的竹篮空着。“我爹不让我再来了，说世道要乱了。”

　　　“阿禾，”沈清辞从袖中取出一支银簪，簪头是朵含苞的玉兰，“这个你拿着，等安定了，我去找你。”

　　阿禾接过银簪，指尖抖得厉害。“清辞，你要保重。”她转身要走，又回过头，从怀里掏出个东西塞进沈清辞手里，“这个给你。”
　　是枚木刻的玉兰，比真花还要精致，花瓣上涂了淡淡的胭脂红，像染了血。

　　没过多久，城里真的乱了。枪声在夜里响起，像过年时放的鞭炮，却带着刺骨的寒意。沈府被兵痞洗劫了两次，父亲带着她们逃往租界，临走前，沈清辞把那枚木玉兰缝在了衬裙里。

　　在租界的日子像浸在水里，又冷又闷。她听人说，老城区的房子塌了大半，护城河边的柳树被烧得只剩黑黢黢的枝桠。她托人去找阿禾，却只带回一句“林木匠家的房子塌了，人没找到”。

　　民国元年的春天，沈清辞去了南京。火车路过曾经的巷口，她扒着车窗望出去，只见断壁残垣间，有株新抽芽的柳树，在风里轻轻摇曳。她忽然想起那个傍晚，阿禾站在柳树下，辫梢的红头绳在风里跳，像一点不肯熄灭的火。

　　后来她在南京读大学，学了历史。课本里写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写着“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却没写护城河的水如何映过两个姑娘的身影，没写木蝶上的纹路如何被体温焐热，没写那枚染了胭脂红的木玉兰，如何在无数个夜里，硌得她心口发疼。

　　三十年后，沈清辞在整理旧物时，从衬裙的夹层里找到了那枚木玉兰。岁月磨掉了上面的胭脂红，却磨不掉花瓣上细密的刻痕，像谁在上面刻下了整个春天。

　　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白得像雪。她想起阿禾最后塞给她木玉兰时的眼神，那样亮，又那样沉，像知道这是最后一面。

　　原来所有被时代碾碎的轻，都是压在人心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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