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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儿童节的氛围，是从五月下旬开始悄然弥漫的。先是校园里挂起了彩带，接着广播站开始循环播放欢快的儿歌，最后，是孩子们眼中再也藏不住的期待。
　　教室的空气里像撒了一把跳跳糖，噼里啪啦地躁动着。但一个甜蜜的烦恼也随之而来——学校要求每个班出一个节目，唱歌，还是跳舞？
　　这成了课间最热门的辩论题。以班长李舒予为首的几个女孩子自然力主跳舞，“唱歌多没意思呀，站着一动不动。”而以罗嘉为首的几个男生则梗着脖子：“跳舞那是女孩子的事！”两边谁也说服不了谁，差点在教室里划起“三八线”。
　　关键时刻，小班长李舒予展现了超越年龄的组织才能。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A4纸，裁成六份，分给六个小组长，要求他们像收作业一样，挨个儿收集并记录组员的意见，还特别注明：不许强迫，不许代签。那架势，颇有几分“民主投票”的庄严感。
　　两天后，一沓字迹各异、有的还画着可爱小人的奇形怪状的纸条，被六位小组长护送到我的办公桌上。结果一目了然：跳舞，以三十二票的压倒性优势胜出。
　　胜利的一方还没来得及欢呼，李舒予自己先皱起了眉头。她磨磨蹭蹭地留到最后，等其他同学都走了，才凑到我身边，小脸上满是愁云。
　　“老师，”她压低声音，像在说什么重大机密，“我们都想跳舞……可是，”她咬了咬嘴唇，“我们不会。一点都不会。”她抬眼飞快地瞟了我一下，又垂下眼帘，“班主任老师是男老师，我们问过了，他说他也不会，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她没再往下说，只是用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充满期待又带着点可怜地望着我。那眼神翻译过来就是：老师，现在全班唯一的希望，就是您了。
　　我心里顿时警铃大作。跳舞？让我这个初中时代广播体操都做得像在组装变形金刚的英语专业的语文老师，去指导一群零基础的孩子排练舞蹈？这简直是要把我的“肢体不协调”永久载入班级史册。
　　看着小姑娘眼里快要熄灭的火苗，我深吸一口气，决定先打一个预防针。
　　“这样啊，”我拉过椅子让她坐下，语气尽量显得平和而民主，“老师可以帮忙，但是方式可能和你们想的不一样。”我打开电脑，点开几个儿童舞蹈视频给她看，“老师可以负责帮你们寻找合适的音乐和参考视频。但是——”我特意加重了这个转折，“编舞，得你们自己根据视频和音乐来琢磨、组合；排练，得你们自己组织时间、管理纪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约法三章。”
　　李舒予坐直了身子，神情专注。
　　“如果中途发现实在太难，大家怎么都学不会，或者排练效果非常不理想，”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班就体面地放弃这次表演。不硬撑，不丢人。能接受吗？”
　　我本意是给出一个合理的退出理由，降低期望值，也让自己不至于被架在火上烤。万万没想到，李舒予像被针扎了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眼睛瞪得滚圆，声音瞬间拔高了八度：“怎么能放弃？！”
　　这声响把隔壁桌正批作业的数学老师都吓了一跳，抬头望过来。李舒予的小脸涨得通红，胸脯起伏着，拳头攥得紧紧的，仿佛我要夺走她最宝贵的东西。“老师！既然决定了要参加，我们就一定要站到舞台上！这才是我们三年级1班！”
　　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颇有气势。我心头一热，正被这突如其来的集体荣誉感冲击得有些感动，准备好好夸奖她这不服输的劲头。
　　下一秒，她气势稍敛，但语调依然坚决，带着一种混合着心疼和决绝的复杂情感，补充道：“我都让我妈把买表演服装的钱提前给我了，足足八十块呢！崭新的！要是节目没了，这钱……这钱就要退回去了！”
　　“噗——”数学老师一口茶差点喷出来，赶紧抽纸巾捂住嘴，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也愣了两秒，随即笑得前仰后合。这转折实在过于真实，过于生活，瞬间将高高飘扬的荣誉旗帜，拉回到了充满柴米油盐气息的地面。是啊，对于孩子来说，那实实在在的、可能攒了很久的八十块钱“巨款”，和“为班争光”的梦想一样重要，甚至更具体，更不容有失。
　　“行！”我抹了抹笑出来的眼泪，“就冲李舒予同学这八十块‘沉没成本’，咱们这舞，说什么也得练出个名堂来！”
　　“沉没成本”她听不懂，但“练出名堂”她听懂了，立刻用力地点点头，眼睛重新亮了起来。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舞蹈攻坚战，在三年级1班打响了。
　　我履行承诺，成了“顾问”和“后勤部长”。我在网上翻找了无数个适合小学生的集体舞蹈视频，最终选定了一个节奏明快、动作相对简单又充满活力的。我把视频下载下来，发到班级家长群，又特意在教室电脑上存好。
　　真正的挑战，从这时才正式开始。
　　最初几天，场面堪称“灾难”。教室后排的空地成了主要排练场，十一个女孩（最初报名的人数）挤在一起，对着前面的大屏幕，手脚好像刚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一样，完全不听使唤。转身的撞到一起，抬腿的踢到旁人，拍手的声音此起彼伏却永远不在节拍上。“一二三四”的口令声、视频里的音乐声、互相提醒（更多是指责）的叽喳声，混作一团。
　　李舒予自然成了总指挥。这个小姑娘身上有种天生的责任感，她拿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记录着谁哪个动作总错，谁和谁节奏不合拍。嗓门也越来越大，常常压过音乐：“黄诗诗！你的左手！左手！不是右手！”“馨玥！笑！对着诗诗笑！”
　　但热情并不能立刻兑换成娴熟的技能。挫折感在三天后第一次集中爆发。有三个女孩——包括最初很积极的王瑞，因为天生节奏感弱，动作学得极慢，身体也显得异常僵硬，被其他同学私下抱怨“拖后腿”。在一次连贯练习时，她们接连出错，导致整个队形乱套。李舒予急得直跺脚，说话也重了些。那三个女孩当场就哭了，排练不欢而散。
　　那天放学后，李舒予红着眼圈来找我，既委屈又自责：“老师，我不是故意凶她们的……可是，照这样下去，我们真的没法上台了。那八十块……”她又惦记起了她的钱。
　　我拍拍她的肩，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问：“舒予，你觉得咱们排这个舞，是为了那八十块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她想了想，小声说：“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班很棒。”
　　“如果只有跳得最好的人才能代表班级‘很棒’，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弃了。”我看着她，“但如果，是‘我们这群人，一起努力去做一件很难的事，不管最后做成什么样’，这个过程本身，能不能让咱们班显得‘很棒’呢？”
　　她眨巴着眼睛，陷入沉思。
　　第二天，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李舒予没有再急着催促大家合练，而是把十一个人分成三个小组，让学得快的带学得慢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掰开揉碎了教。她自己则陪着那三个最困难的女孩，在角落里边看视频边比划，耐心得出奇。偶尔，她还会说：“没关系，我昨天回家这个动作练了十遍才像样点。”
　　更让我意外的是，原先几个喊着“跳舞是女孩子事”的男生，看到女生们练得热火朝天，竟然也有些坐不住了。罗嘉扭扭捏捏地过来问：“老师，男生……能不能也看看？”后来，他们成了最忠实的观众和“气氛组”，帮忙搬开桌椅，帮忙用我的手机播放音乐，甚至在女生们练得疲惫时，用笨拙的鬼脸逗大家笑。
　　队伍也在动态调整。那三个实在跟不上的女孩，虽然很舍不得，但在班长和她们长谈之后，最终选择退出，转而承担起帮忙照看衣物等后勤工作。而另外三个原本观望的女孩，被这种“不放弃”的氛围打动，主动要求加入。队伍的人数，神奇地稳定在了十一人。
　　三个星期，在汗水和笑声、泪水和鼓励中飞快流逝。她们的动作从机械僵硬，变得渐渐流畅；脸上的表情从紧张茫然，开始有了投入的笑容；队形变换从磕磕绊绊，到能基本整齐地完成。她们学会了在午休时间主动组织练习，学会了互相纠正而不红脸，学会了在有人气馁时说“我们再试一次”。
　　六一前夕的彩排，终于到来。她们换上了用那笔珍贵的“启动资金”购置的服装——白色的T恤，搭配亮蓝色的短裙，简单，却洋溢着蓬勃的朝气。站在空旷的舞台中央，被台下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笼罩，她们紧紧抿着嘴唇，小手不自觉地捏着裙边，我能看到她们眼神里的紧张，甚至能看出几个孩子在微微发抖。
　　音乐响起，熟悉的旋律一出来，她们就开始深吸一口气，动了。
　　动作依然谈不上完美，节奏有细微的参差，转身时并不完全一致。但，没有任何人忘记动作，没有任何人掉队。她们的眼睛亮晶晶的，努力跟着节拍，努力做出每一个练习过几百遍的动作......那种全情投入的认真劲儿，那种“我们可以”的凝聚力，比任何精湛的舞技都更打动我。
　　当音乐落下帷幕，她们摆出结束姿势，小胸膛还在因为喘息而起伏。台下，负责审核的老师和其他班级的同学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站在侧幕边的我，眼眶莫名有些发热。舞台上的她们，每一个都在发光。那光芒并非来自专业的舞姿，而是源自这三个星期里，所有笨拙的尝试、失败的沮丧、互相的扶持、以及永不言弃的坚持。它源自小班长那“钱不能白花”的执拗背后的坚守；源自每个孩子从“我不行”到“我再试试”的悄然蜕变。
　　李舒予在队伍中，目光急切地搜寻着，很快找到了我。她的小脸上汗津津的，却绽放出一个无比明亮、无比骄傲的笑容，然后，朝着我的方向，用力地、高高地挥动着手。
　　那一刻，我知道，无论明天的正式演出能拿到什么名次，我的这些孩子们，已经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最珍贵的奖杯。那座奖杯，叫做“成长”，它建立在她们用汗水和勇气搭建起的、独一无二的舞台上，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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