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春天

　　我叫沈述白，我的一生，似乎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在一条偏离常规的轨道上。当别的男孩在球场奔跑时，我的世界里更多的是医院苍白的墙壁、消毒水的气味，和骨骼深处不时泛起的、名为“成骨肉瘤”的隐痛。它像一道无形的界限，将我与其他同龄人隔开。我习惯了沉默，习惯了独自承受，习惯了用冷静和疏离作为保护色，直到——我遇见了迟倦。

　　她成为我同桌的那个春天，阳光很好。她不像别人那样用好奇或怜悯的目光打量我，只是在我疼得脸色发白时，默默递过一杯温水。她的眼神清澈，里面有关切，却没有令我不适的探究。是她第一个发现我在吃止痛药，也是她，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坚持送我回家。当我鬼使神差地向她坦白那三个沉重的字——“是骨癌”时，我以为会看到恐惧或退缩。但她没有，她只是看着我，异常坚定地说：“不可怕。”

　　那一刻，我仿佛听到内心冰层碎裂的声音。

　　我带她去天台看星星。那片星空是我唯一可以肆意驰骋、暂时忘却病痛的自由之地。当我向她讲述光年、讲述恒星的诞生与死亡时，她总是安静地听着，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映着星光。我对她说：“星星的光，是穿越了无数光年才被我们看见的。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我的光还在走向你的路上。” 这并非情话，而是我当时能想到的、关于我们之间最真实的隐喻。我是一个可能提前湮灭的光源，而我的光芒，需要时间才能抵达她。

　　我们在一起了。那段时光，是我灰色青春里唯一亮烈的色彩。她的温柔，她的坚定，她递过来的每一颗止痛糖，都成了我对抗病痛最有效的安慰剂。我画星图送她，那是我无声世界的地图，我把它交给了唯一想让她读懂的人。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高考志愿像一条岔路，摆在我们面前。我知道，她的世界应该更广阔，她值得去北京，去拥抱她应得的未来和天空。而我，被疾病和本市的医科大学牢牢拴在这片土地上。我不能，也不该成为束缚她的枷锁。

　　大学后的异地恋，比想象中更难。距离放大了沟通的困难，而我的病情，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有反复。每一次住院，每一次治疗的痛苦，我都选择独自咽下。告诉她有什么用呢？除了让她在千里之外担惊受怕，影响她的学业和生活，我带给她的，似乎只有沉重的负担。我开始刻意减少联系，回复变得简短、疏离。我知道她在担心，在委屈，但我固执地认为，推开她，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事。

　　当她最终说出“分手吧”三个字时，我在病床上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心脏像是被瞬间掏空，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碾过。剧痛从骨骼蔓延到心脏。我颤抖着手指，回了一个“好”。

　　我知道，我成功了，也彻底地失去了她。

　　从此，我的世界只剩下两件事：与病魔共存，以及，成为一名医生。我把自己埋进医学的海洋，用高强度的学习和工作麻痹所有感官。我成为了肿瘤科医生，穿着白大褂，回到这个曾经困住我的地方。我理解病人的恐惧，因为我感同身受；我冷静地分析病情，因为我知道情绪的无力。我把对她所有的思念和未能给予的温柔，都倾注到了我的病人身上。林薇医生曾试图走近我，但我心里那片荒原，早已寸草不生。

　　我关注着她的消息，通过向明溪，也通过她日益响亮的名声。我知道她成了作家，去了很多地方，写了很棒的书。我由衷地为她高兴，那是我期望她拥有的、没有我拖累的、灿烂人生。我甚至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读完了她所有的书。在《乞力马扎罗的雪》里，我读到了修表匠的“内部崩坏”，读到了“寂寥的圆满”，我知道，那里有我的影子，有我们共享过的、关于生命界限的思考。我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文字里再次相遇。

　　我的病情在稳定与反复之间拉锯。时间在我身上，既是良药，也是缓慢生效的毒。当最终确认肺部转移，并且出现耐药时，我异常平静。仿佛等待已久的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

　　母亲瞒着我，将我生病期间写下的那些零落、压抑的诗稿寄给了她。我知道后，没有责怪。那是我最不堪、最脆弱的一面，但我私心里，或许也存着一丝卑微的念头——希望她能真正读懂我沉默背后的那片荒凉宇宙。

　　生命最后的日子，是在熟悉的医院度过的。疼痛变得频繁而剧烈，意识时常模糊。但在清醒的间隙，我依旧能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我尽力履行着医生的职责直到最后，哪怕只是给年轻医生一些建议，或者用我独特的、带着星空和植物比喻的方式，去安抚绝望的病人。

　　弥留之际，脑海里闪过的，不是病痛的折磨，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十七岁天台上的星光，是她递过来那颗融化了的巧克力时焦急的眼神，是她听到我关于星光比喻时，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

　　迟倦。

　　我的星光，终究还是太短，未能照亮你更长的路。

　　但遇见你，是我在这短暂、被标记过的生命里，发生的，最违背概率的奇迹。是我对抗熵增、对抗虚无的，唯一且壮烈的局部有序。

　　我的光，熄灭了。

　　但请你，务必，代我看看这个，我们曾短暂并肩凝视过的，温柔的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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